山西大同校园欺凌事件报道：六大话题、三项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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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这两天，山西省大同市10岁男孩长期遭遇两名同班、同寝室男孩欺凌的事件引发公众关注。
针对这起校园欺凌事件，媒体还要重点关注哪些话题？后续报道，又需注意哪些问题？
9月27日，传媒茶话会对话法治日报评论部主任凌锋，南方都市报副主编王佳，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范玉吉，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得者、新华社领衔记者徐江善，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海明，卓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志峰，红星新闻首席记者韦星，凤凰网制片人、主持人赵国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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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重点关注话题1.对事件的“欺凌”定性，媒体可进行适当质疑
目前，根据大同市联合工作组通报，此次事件被定性为“未成年欺凌”事件，但不少公众对此表示质疑，认为涉嫌猥亵和强奸。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范玉吉告诉传媒茶话会，“强奸”是法律术语，关于用词需要警方或公安机关介入，并在法定程序下进行定性。对于官方通报中引争论的“欺凌”一词，媒体在报道中可以适当进行质疑，并采访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对公众的争议进行回应。
卓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志峰告诉传媒茶话会：“目前官方没有公开具体侵害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细节，故无法根据网络传闻或受害人单方陈述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定性。”
在南方都市报副主编王佳看来，媒体应当追问通报认定的缘由，剖析司法实践的原则与困境，将此案当作一次普法宣传。
因此，建议媒体密切关注事件进展：一方面通过采访权威部门、专业人士，及时澄清事件定性方面的争议；另一方面，一旦事件定性发生变化，在后续报道时要及时更换措辞和口径。
2.加强对校园欺凌频发原因、对策的报道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现代化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为32.4%，总体呈降低趋势，但发生率仍旧偏高。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海明告诉传媒茶话会，大同校园欺凌事件的典型性在于当事人的低龄化和手段的恶劣。在当地教育部门介入后，媒体应加大对未成年人权益、未成年违法犯罪现象的关注，通过新闻报道在社会发起对校园欺凌事件频繁发生原因的反思。
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得者、新华社领衔记者徐江善建议，媒体可以全面梳理近年来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分析共性，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角度，寻找青少年教育中存在的漏洞，探寻原因，做好三者的分工、衔接，提供预防、治理校园欺凌事件的有效对策。
3.报道欺凌背后的宿管、性教育普及问题
“目前关于教育机制、教学管理等方面可能比较完善、规范，但是宿舍的管理问题却好像被大家所忽略。”凤凰网制片人、主持人赵国瑞告诉传媒茶话会。
2018年最高法发布的《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有35.31%的校园暴力案件中出现了宿舍一词，而在这些案件中绝大部分案件的案发地就是在宿舍。在涉及故意杀人罪的校园暴力案件中，“宿舍”一词的出现频率甚至达到了65.12%。
赵国瑞还认为，除了宿舍管理问题，对于未成年人受侵犯的性别问题，以及性教育的普及开展问题，这些都是以往媒体以及公众所忽视的领域，是后续需要多维度探讨的地方。
4.追问训诫落地、受害者维权等话题
王佳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媒体继续关注：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欺凌者依法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心理辅导、行为矫治，具体将接受怎样的惩戒矫治；受害者一方，有无权利向施暴者和缺乏监管的校方申请高额赔偿，如果能，该走怎样的程序；教育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有什么具体举措，未来能够及时发现类似隐秘的校园暴力，并有力应对。
红星新闻首席记者韦星告诉传媒茶话会，大同校园欺凌事件，有诸多问题值得媒体追问。比如，长达两年时间的凌辱，为何没被发现？被欺凌了两年，孩子为何沉默？和此事件“无关”的孩子——旁观者，对凌辱事件是否知情，并告知家长、老师？这背后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亲子关系、家庭教育等深层次问题，需要媒体去挖掘、报道，揭示真相。
5. 呼吁加大强制矫正教育的力度
对于未成年人作为违法犯罪行为主体的，仍然缺乏有效的惩戒机制。随着网络时代信息扩张，很多未成年施暴者利用法律层面的宽容实施违法行为，就是仰仗其因年龄问题而可逃避实质性的处罚。
孙志峰建议，媒体应该结合近几年出现的情节恶劣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例，分析其严重危害，通过新闻舆论的力量，呼吁加大强制矫正教育的力度，避免恶性未成年人违法行为得到宽纵，不能让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为未成年霸凌者保护法。
6.介绍国外对校园欺凌的惩治措施
据传媒茶话会了解，目前，法国、印度、日本等国家在治理校园霸凌方面都做了许多探索。
今年8月17日，法国《官方公报》发布一项法令，实施校园霸凌、骚扰的学生现在可以被学校转移至另一所学校，避免其将霸凌行为继续强加给受害者。
2015年，印度政府要求所有学校成立反霸凌委员会，由校领导、教师、校医、辅导员、家长代表、法律顾问等组成，职责包括制定反霸凌预案、开展针对学生和家长的反霸凌培训、监控并制裁霸凌行为等。
2013年9月，日本首部《防止校园霸凌对策推进法》正式实施。法律规定，当自己受到校园霸凌或者看到这样的事件时，就要第一时间报警。
建议媒体在报道时，可以介绍国外相关霸凌措施，并探讨这些举措在中国是否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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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报道三大注意事项

1.坚持保护未成年人优先原则

目前，我国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媒体如何做好未成年人犯罪、欺凌案件，避免侵权、二次伤害作出了具体要求。

比如，2021年6月1日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涉及未成年人事件应当客观、审慎和适度，不得侵犯未成年人的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

2015年，国家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网上未成年人犯罪和欺凌事件报道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站采编涉及未成年人的新闻报道时，不得对涉及未成年人体罚、侮辱人格尊严行为、校园暴力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情节等进行渲染报道；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因此，媒体在作未成年人相关事件、案件报道时，要形成引导保护未成年人相关权益意识，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坚持与贯彻未成年人利益优先原则。

面对上述对媒体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报道中进行的法律限制，凌锋认为要做好三方面的平衡工作，新闻传播规律、司法工作规律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可以在此基础上，关注某一类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都针对具体案件。

2.引导理性讨论，不被社会情绪带跑偏

此次大同校园欺凌事件，因赵某某、晋某某，两位施害者均系未成年人，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其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心理辅导、行为矫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其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但不少人认为，上述处罚过轻，达不到教育的效果。央广网评论该事件指出，温柔处理打不疼欺凌者。甚至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本是保护孩子们的一道盔甲，不应成为恶童们的“免死金牌”。

因此，建议修订未成年人相关法律，呼吁反校园欺凌专项立法的呼声也很高。

法治日报评论部主任凌锋、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范玉吉对修法提出了不同见解。

凌锋认为，热点新闻事件的确是推动公共政策和法律完善的契机，但是完善立法和未成年人保护都是系统工程，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某一类违法行为的普遍性是否到了必须修法的时候？现有的法律法规是否不能解决现有的问题？

范玉吉告诉传媒茶话会，立法本身是有它的科学性的，此事件属于个别极端案例，这样的未成年人是少数，法律永远是用来保护大多数人的，如果轻易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将会增加打击面，变成“恶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就不是以保护为主，而是以惩治为主了。媒体应多宣传法治知识，强调程序的合法性，要及时引导公众不要简单、感性地去理解这一事件，要理性地讨论。

“此次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归根到底并不是因为法律因素，而是教育因素。”韦星谈道，事实上，从以往司法实践看，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能指望一修改法律就显灵。一旦出现问题，期待通过修改相应法律来严惩解决，这原本就是停留在书面上的美好愿望。

3.采用权威、客观、多方信源，避免新闻反转

徐江善提醒，新媒体时代，新闻容易反转。原因在于：一方面，事实、真相的呈现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会逐渐清晰；另一方面，一些媒体、自媒体在报道、传播时采用了单一信源。建议媒体在报道大同校园欺凌事件时，一定要多方采访、求证，获得权威、客观信源，听取多方声音，确保新闻真实，避免反转。

2022年，在刘某州事件中，某媒体因为只采访了刘某州生母这一单一信源，而没有采访刘本人，其报道发出后，致使刘某州遭遇网暴，后来，刘某州自杀身亡。

主编：刘娟

撰稿：李磊、蒋婷婷、刘付枫荷

编辑：刘付枫荷

校对：李媛 毛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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