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景筠丨商业理念还是地缘政治?——欧美在欧洲对俄天然气进口依赖上的分歧根源及其影响
摘 要
俄欧天然气关系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极具争议的议题。欧洲对俄天然气的商业理念之核心,是通过制度设计约束俄罗斯行为的不确定性,同时通过器物层面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和进口多元化,降低俄罗斯中断天然气供给的潜在威胁,最终使俄罗斯成为安全可靠的天然气供给来源。在有关俄欧天然气关系的地缘政治思维上,美国已不仅仅着眼于俄天然气是否会对欧洲能源安全构成威胁,而是更多地将俄天然气视为助长其对外行为能力的重要工具加以限制。随着欧洲对俄天然气进口依赖增强与美国经济制裁力度加大,美欧俄面临经济制裁与国家治理的困境。这一困境可能导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裂痕加深。欧盟能否通过地缘政治转向应对不断加剧的天然气地缘竞争,取决于其将经济力量变为政治意图的现实可能与效果。
作者:富景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摘自
《欧洲研究》2020年第2期
载于
《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8期
俄欧天然气关系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极具争议的议题。关于欧洲对俄天然气的进口依赖,欧洲和美国的认知一直存在根本性分歧。随着欧洲对俄天然气进口依赖增强与美国制裁力度加大,美国、欧洲和俄罗斯面临经济制裁与国家治理的困境。这一困境可能导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裂痕加深。考察欧美在欧洲对俄天然气进口依赖上的分歧根源、研究欧美俄围绕天然气管道计划的三边互动,对于防范和应对中国对外天然气贸易与合作中的潜在风险具有现实意义。
01
欧洲对俄天然气关系中的
商业理念
无论是面对冷战时期的苏联,还是应对垄断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俄罗斯,欧洲均强调双方基于天然气贸易的共同收益。欧洲对俄天然气的商业理念之核心,是通过制度设计约束俄罗斯行为的不确定性,同时通过器物层面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和进口多元化,降低俄罗斯中断天然气供给的潜在威胁,最终使俄罗斯成为安全可靠的天然气供给来源。
20世纪50年代,苏联发现大量天然气,但由于工业技术落后,需要从欧洲进口大批宽口径钢管、涡轮机、压缩机等设备来发展国内天然气运输体系。同时,西欧国家的天然气需求迅速增加。以天然气换设备的供求关系促使苏联与欧洲突破冷战的政治边界,确立了基于天然气管道运输的商业关系。为了使天然气合约免于商业或政治风险,确保苏联成为一个可靠的供给国,欧洲延续了荷兰格罗宁根的天然气合约模式。长期合约和照付不议条款使得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分担风险。同时,为了应对苏联天然气供给可能出现减少甚至中断的紧急状况,欧洲通过加强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和建设储气设施等完善能源安全体系。
欧洲在制度层面对天然气生产国行为建立的约束机制,以及器物层面的天然气网络和储气设施建设,在冷战时期颇为有效。尽管因技术原因导致的供给中断曾困扰过双方天然气贸易,但苏联并未以天然气为武器,对欧洲进行政治威胁。由于天然气出口正在成为自身稳定、持续的外汇收入来源,苏联反而努力维系着其作为可靠供应国的角色。苏联在对欧天然气出口方面的良好履约记录提升了其天然气的安全程度,也增加了西欧的进口意愿。
苏联解体后,天然气被俄罗斯视为融入世界经济并与一体化的欧洲达成和解的桥梁和纽带。俄气与欧洲大型能源企业确立了由企业主导的天然气商业和管道政治模式:一方面,通过合资企业和相互持股结成战略联盟进入彼此上游和下游领域;另一方面,组成管道财团推进跨波罗的海管道项目,实现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直接联通。这一商业模式的典型案例是俄气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天然气巨头之间通过产权或合约安排建立的联盟关系。由能源巨头形成利益共同体的逐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天然气贸易和管道政治的实际结果。
进入21世纪后,欧盟开始实施第三次能源改革方案、构建统一能源市场和进口来源多元化等一系列措施。其目的是限制并打破俄气在欧洲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构建欧洲天然气的需求权力。在欧洲看来,俄欧天然气贸易的地缘政治风险来源于天然气的传统贸易模式。天然气生产国常常凭借垄断性地位对消费国施加影响,因此,欧洲力求推动建立一种由市场供求主导的商业模式来削弱此种权力。在全球天然气市场转型的背景下,欧盟关于天然气市场竞争和公司结构的管制措施对俄欧传统天然气定价模式产生巨大冲击。随着长期石油指数化合约的格罗宁根时代宣告结束,传统合约模式中的卖方承担价格风险、买方承担数量风险,将转变为新商业模式下价格和数量风险均由卖方承担。
欧洲在对俄天然气关系中的地缘政治考虑亦是通过商业理念的思路解决的。在乌克兰过境问题上,欧盟既要减少对乌克兰的过境运输依赖,同时也要避免乌克兰被完全边缘化。在俄欧天然气合约谈判中,欧盟一直从中调停并竭力使双方达成妥协。此外,欧盟还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反向输气及促进液化气进口,以降低中东欧国家对俄天然气的传统依赖。在欧洲看来,制约俄罗斯天然气垄断的关键是通过市场力量创造消费国对生产国的制衡关系。一个更加多元、开放、互联互通的欧洲天然气市场将赋予天然气买方更多的选择,以此消解卖方控制管道系统的潜在地缘政治风险。
02
美国关于
俄欧天然气关系的地缘政治思维
与商业理念不同,关于天然气贸易的地缘政治思维强调冲突与竞争,突出生产国对消费国的能源权力以及与天然气贸易相关的地缘政治效应。冷战时期,美国曾是苏联与欧洲天然气贸易的强烈反对者,甚至不惜实施全面经济制裁以阻止跨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项目。苏联解体后,美国强调,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和对外政策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强关联”,不仅在对其能源依赖的欧盟中具有能源“武器化”倾向,而且利用能源出口收入来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乌克兰危机、特别是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大选导致美俄关系滑向历史性冰点。美国试图以更加坚决的制裁挫败俄欧天然气合作,并实现遏制俄罗斯的战略目标。
无论是冷战期间的苏联还是乌克兰危机后的俄罗斯,均被美国视为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采取了针对跨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的全面经济制裁:制裁对象延伸至非美国子公司生产的设备和拥有许可的美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具体手段是使本国跨国公司撤回技术许可并阻止其输出核心零部件。任何违反这一制裁的公司将被列入美国商务部黑名单之中,同时还将被处以严苛惩罚。欧洲在天然气管道建设中的巨大商业利益使其不惜违背美国制裁,向苏联供给管道建设所需的关键设备。这些关键设备的及时运达对于跨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的成功铺设至关重要。美国的干涉最终以失败结束。
2019年,国会将《保护欧洲能源安全法》纳入《2020国防授权法案》并获得通过。该制裁法案聚焦北溪-2号管道项目,制裁措施包括强制实施签证禁令,并对在100英尺或更深的海底铺设天然气管道的船只及其公司实施全面封锁制裁。瑞士全海公司在海底管道铺设中担任关键角色,在美国发布制裁法案后立即中止作业,撤回原来建造北溪-2号管道的船只。无论俄罗斯或德国都不具备该公司海底管道铺设的技术和设备。美国制裁直接导致北溪-2号项目推迟,何时建成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从冷战时期的跨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到目前的北溪-2号管道,美国经济制裁的实施效果明显增强。究其原因,一是美国实施制裁的主体从政府转向国会。冷战时期,政府是美国经济制裁的主要发起者,制裁政策的实施一般体现为执行总统的行政命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制裁从总统行政命令模式转向国会制裁立法模式。政府主导型与国会主导型制裁的重要区别在于,以行政命令实施的制裁可由政府随时取消,而欲取消由国会通过的制裁法案,就需经过冗长而复杂的立法程序。
二是美国经济制裁手段从传统贸易制裁转向依赖全球经济网络的金融制裁。传统贸易制裁通过禁止市场准入或核心零部件和技术许可出口来实现制裁目标。而在金融制裁中,美国越来越将全球经济网络变成一种“政治武器”,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裁制度,凭借银行系统和跨国公司对美国主导金融体系的严重依赖,对被制裁国金融资源和支付渠道进行精准打击。在此情况下,跨国公司违背制裁的成本很高,而且难以找到替代途径规避制裁。
三是欧洲对俄天然气管道的商业利益从涉及多数欧洲国家变为集中到德国。冷战时期,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欧洲国家在跨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项目中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而且欧洲内部关于建设这条管道的意见较为统一。然而,北溪-2号管道项目的实施和推进导致欧洲内部对俄天然气合作的分歧全面爆发。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制裁俄欧天然气管道项目在欧洲遭到的反对相对减弱。
在有关俄欧天然气关系的地缘政治思维上,美国已不仅着眼于俄天然气是否会对欧洲能源安全构成威胁,而是更多地将俄天然气视为助长其对外行为能力的重要工具加以限制。美国强调俄罗斯行为的不可预期性,认为俄罗斯可以利用欧洲对其天然气进口依赖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目标,包括绕开乌克兰过境、威胁欧盟能源安全、使用天然气贸易收益增强自身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在美国看来,欧洲对俄天然气进口依赖本身便是欧洲能源安全的威胁来源,而且天然气管道成为俄罗斯对外行为的助推器。鉴于俄罗斯经济对能源出口收入的高度依赖,制裁俄欧天然气管道将沉重打击其经济,从而限制俄罗斯对外行动的能力。曾经作为沟通俄欧关系桥梁和纽带的天然气,显然已成为美国遏制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要领域。
03
欧美分歧、欧盟地缘政治转向
与欧洲未来天然气市场格局
尽管当前俄欧天然气贸易规模蓬勃发展,俄欧天然气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终归不断增强,特别是美国关于俄欧天然气关系的地缘政治思维日益强化。特朗普主政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理念从“全球主义”全面转向“美国优先”,利用自身经济和金融主导地位实施经济制裁的能力和意愿增强。这意味着美国制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是悬在俄欧天然气合作上的一把利剑。
欧洲对美国不惜牺牲盟友利益、挥舞制裁大棒的行为越发不满,寻求“欧洲主权”和“战略自主”以捍卫其能源利益。就在天然气领域应对美国制裁而言,决定欧盟在权力政治中生存能力的关键有三个因素:一是欧盟能否通过减少对美国金融霸权的脆弱性依赖来规避制裁;二是欧盟是否能以有效的反制措施对美国制裁进行可信性报复;三是欧盟能否就上述政治意图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
美国经济制裁的政治动机已经促使欧洲寻求构建与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脱钩的替代性支付体系。继英法德2019年1月牵头建立“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机制后,已经有9个欧盟国家宣布加入。如果INSTEX机制成为欧洲未来贸易体系的基石,那么,欧洲将成功削弱甚至抵消美国对伊朗以及其他目标国施加单边制裁的影响。然而,考虑到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欧洲构建替代性金融和支付体系的“去美元化”过程将是缓慢而艰难的。
针对美国对欧洲的脆弱性依赖实施反制,是欧盟构建“战略主权”的又一重要方式。欧盟将“气候关税”变为政治权力是其反制美国单边制裁的重要途径。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欧洲气候法》目标,欧盟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中,“碳边界调整机制”是《欧洲绿色协议》的核心内容。该机制将针对特定国家未实施或未有效实施碳定价的产品征收“碳边境关税”,进而弥补欧盟国内碳关税与低碳税或者无碳税国家税额之间的差额。如果欧盟的“碳边界调整机制”在制度设计上能够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公平准则,那么,这不仅将有效避免气候保护与多边贸易体系之间的冲突,而且将给予欧盟应对碳排放大国美国实施制裁的反制手段。
在天然气领域,欧盟能否就应对美国制裁形成集体行动,取决于地缘竞争压力产生的向心力是否大于离心力。页岩革命后,美国迅速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美国液化气强劲的出口趋势使其在俄欧能源关系中成功打入楔子,遏制俄罗斯在欧洲传统能源权力的同时,增强了其在对俄天然气依赖上分裂欧洲的手段。中东欧国家寄望于美国更多地介入欧洲事务来对冲俄罗斯的传统能源影响,而西欧国家仍力求保持对俄天然气进口的高度依赖。这意味着美国对俄欧天然气管道的制裁将导致欧洲内部在对俄天然气进口依赖上的分歧更加明显。
在未来欧洲天然气市场格局中,欧洲本土天然气产量将持续降低。由于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以及由俄罗斯主导的天然气管道不断扩张,俄罗斯仍将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上保持有利的竞争地位。但同时,挪威和北非的管道气以及南部天然气走廊建设将有助于欧洲天然气供给趋于多元化。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液化气再气化终端项目将大幅增加其液化气的进口能力。卡塔尔、美国和俄罗斯在液化气供给方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在更趋多元的欧洲天然气市场格局中,进口依赖将仅是欧洲多维能源安全体系中的一个维度。从长远来看,对欧洲天然气安全影响更大的将是天然气在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未来天然气需求的变化以及天然气在欧洲能源“脱碳化”进程中的角色。
04
结语
欧洲对俄天然气进口依赖之所以形成与加深,是由于双方都要获得来自天然气贸易收益。尽管俄罗斯凭借垄断性供给国地位拥有在对欧天然气贸易中的结构性权力,但欧洲从制度和器物层面约束了俄罗斯行为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乌克兰危机后欧洲对俄天然气的进口依赖仍然持续增加。由于能源革命与技术进步带来液化气贸易的大规模增长,欧洲天然气市场正在从卖方主导转变为买方主导。在对外天然气谈判中,欧洲依靠自身的天然气市场规模具有了能源需求权力。
美国曾长期是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和消费国,但它无论与苏联还是俄罗斯都缺乏能源贸易联系。页岩革命后,美俄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上的竞争已日趋白热化。随着美国盟友欧洲与俄罗斯的天然气关系日益密切,美俄天然气博弈已经不仅是一场争夺商业利益的竞争,而是更加具有地缘政治较量的色彩。经济制裁效果的大为提升,令美国更加寄望于通过这种手段实现遏制俄罗斯能源扩张的战略目标。
然而,欧洲在天然气贸易上与俄罗斯存在利益捆绑,故而美国在天然气领域的对俄制裁极大损害了其能源利益。尽管欧盟出现从“软实力”向“硬实力”的地缘政治转向,但欧洲能否通过这一转向应对不断增强的天然气地缘竞争,取决于其将经济力量变为政治意图的现实可能与效果。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借助美国摆脱对俄天然气进口依赖的诉求日益强烈,欧盟越来越难以在对俄天然气关系上形成共识。随着美国制裁力度增强、欧洲内部分歧加深,欧洲对俄天然气进口依赖的增加将越来越成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争论的焦点。
作为一个“长时段”的产物,俄欧天然气关系的未来前景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欧洲天然气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以及天然气在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中的地位。欧盟向低碳经济转型将使得天然气在欧洲能源结构中的作用发生巨大变化。这不仅将降低欧洲对俄天然气的需求,也会压制有助于降低对俄天然气进口依赖的液化气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俄罗斯而言,天然气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是规避风险、寻求收益最大化的重要选择。随着俄罗斯天然气东向出口势头的推进,欧洲市场在俄未来天然气出口中的权重会相应降低。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世界天然气市场从地区性、分散化转向全球性、统一化。未来欧洲天然气市场将在多重主体的多重博弈中深度演化。但无论如何,商业理念与地缘政治仍将是考察欧美俄在天然气领域三角互动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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