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昌丨非疾病化的哲学治疗探析

摘要

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健康人与病人的严格区分，人们普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并且会产生程度不一的心理问题以及相关症状。对此，仅仅依靠传统的心理治疗已然不够，需要有一种来自更高层面的能够适用于“正常人”的哲学治疗。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摘自《河北学刊》2020年第6期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2期

哲学咨询自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世界兴起并不断向外传播。与此同时，围绕哲学咨询究竟是不是一种治疗的问题也引起学术界的不断关注和探讨。哲学咨询通常是指借助哲学澄清和解答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涉及人生意义的根本性困惑。如果把哲学咨询看成是一种哲学治疗，那么，这种哲学治疗必然是非疾病化的。事实上，哲学治疗非疾病化的特征体现在哲学治疗的对象、方式和过程等各个方面。正是哲学治疗的非疾病化，使之得以区别于一般的心理治疗而受到当代社会的广泛欢迎。因此，一种非疾病化的哲学治疗颇值得我们提出，并加以深入研究。

非疾病化的哲学治疗对象

哲学治疗被视为是对“心智健全之人”的治疗。但问题在于，既然是“心智健全之人”，为何还需要治疗呢？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呢？其实，对“心智健全之人”的哲学治疗古已有之。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等人就已经在从事针对“心智健全之人”的哲学治疗实践了。不约而同，庄子也记述了一个哲学治疗的例子：孙休向扁子抱怨自己总是时运不济、不明就里，进而对“天”和自己的“命”提出疑问。在现实生活中，有这种抱怨和疑问的人比比皆是：一方面，他们不能算是身体不正常的病人；另一方面，他们内心的困惑又的确令其生活出现了问题甚至难以为继——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活成现在的样子，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抑郁症患者有着比常人高得多的自杀风险。而哲学其实一直在进行从怀疑经过探索再到确立信念的工作，也就是在回答人们关于自身和世界的一些根本性的疑问，使人们摆脱焦虑的状态。由此看来，哲学能够用于对一般人的治疗，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我们无法把一些几乎人人都会遇到而又无人知道正确答案的问题视为一种疾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有些问题的确会给当事者的生活带来困扰，导致其抑郁、焦虑甚至自杀，所以需要有一种不同于心理治疗的哲学治疗来帮助人们处理其所遇到的问题。在秩序较为稳固的传统社会中，这一问题尽管存在，但并不太突出。而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生充满变数，许多人在失去传统的自我认同后，难免会对自我存在的价值产生种种困惑。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健康人与病人的严格区分，人们普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并且会产生程度不一的心理问题以及相关症状。对此，仅仅依靠传统的心理治疗已然不够，需要有一种来自更高层面的能够适用于“正常人”的哲学治疗。心理问题的普遍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客观进程所决定的。由于自我改进和个人发展是现代社会中人人所面临的问题，哲学咨询和哲学治疗在现代社会就应该得到更加普遍的运用。

通过哲学咨询，一些人能够找到困惑自身的答案，得以重建自己的信念，回归生活常态，进而更好地生活下去。这一群体是当今哲学咨询的主要对象。除此之外，还有少数个别人群不仅对个人的命运而且对世界和人类命运提出了质疑，他们也适用于哲学治疗。这类人与陷入一般人生困惑的常人一样，面对无法继续正常生活下去的危险，只是他们的疑问相比后者更加强烈、更加持久，以至于无法像后者那样再回到原来的正常生活形态之中。他们属于所谓的“天才”，其思想和行为的确有别于常人，但也不宜将之视为“疯子”“病人”，否则将导致其与常人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社会不能包容他们的“异常”，那么哲学则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心灵家园，让他们得以在此安放心灵，为人类社会文明作出独特的贡献，而非沦为因妨碍他人生活而遭遇迫害的牺牲品。

常人与“天才”的人生困惑形成鲜明对照：常人是因为自己所要求的东西遇到外在的障碍、得不到满足才怀疑人生，而“天才”则是看透自己所要求的东西本身并不在俗世之中，从而失去了生活的目的和动力。“天才”对自己的人生所提出的疑问具有哲学性质，通常的心理咨询显然对此无能为力。对俗世的绝望似乎很难用源于俗世的东西来加以根除，而具有超越性的哲学恰好有了用武之地。哲学能够为那些有超越性追求的人提供其所需要却又在俗世中难以寻觅的东西——爱、希望、自由和勇气。在哲学的家园里，他们不用再担心自己被视为异类而受到排斥，可以自由地思想，享受无尽的探索所带来的乐趣。同时，人类也有可能因他们的思考而突破传统的束缚，开辟新的致思路径。

尽管常人与“天才”遭遇人生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由此而陷入困境，发现自己无法在现实中立足，却是相同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常人也有超越性的要求，“天才”也有日常的烦恼，需要在现实中生活。常人和“天才”在陷入人生问题的困境时都不应被视为病人，而应被看作是正常人，他们不仅需要心理治疗，也需要哲学治疗，相比而言，哲学治疗也许有时比心理治疗更有价值和意义。当然，哲学治疗的方法并非都是相同的，须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就对哲学咨询的需求而言，大部分人需要的是谈论个人问题，不需要提及具体的哲学家或哲学，只有少数人才需要就具体的问题寻求哲学上的指导或通读一些哲学文本。

非疾病化的哲学治疗方式

哲学治疗的主要方法是开展哲学咨询，而这也体现了哲学治疗方法的非疾病化特征。哲学咨询的目的是通过哲学谈话或阅读哲学著作使人重新认识自我和超越自我，消除或化解问题，帮助谈话者或阅读者成长。

关于哲学咨询究竟是不是一种治疗，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其一，哲学咨询不是治疗，因为哲学咨询师所关注的焦点并非个案的症状，而是个案的世界观；其二，哲学咨询不是治疗，只是具有治疗的效果；其三，哲学咨询是部分地治疗，哲学咨询师可以协助个案将障碍区隔开来；其四，哲学咨询的确是一种治疗方式，哲学咨询可以减缓那些妨碍个案真实生活的忧虑。

关于哲学咨询是不是一种治疗，上述观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和冲突。总体来看，四种看法中，第一种明确否定哲学咨询是一种治疗，后三种都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哲学咨询是一种治疗。争论的根源在于，哲学咨询并不像心理咨询那样针对某种具体的病症，并有一套可操作的方法和路径。哲学咨询通常是一种涉及人生的根本性问题的“治疗”，其目的不是恢复通常所说的身心健康，而是使人的精神面貌从整体上发生一个转换和提升。哲学的“治疗”只能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和评估。如果“治疗”只是局限于和心理治疗一样的针对症状而进行的话，那么哲学咨询就不能算是一种治疗；如果承认有一种非疾病化的治疗，那么哲学咨询就可以被视为一种不同于心理治疗的治疗方式。

非疾病化的哲学治疗自古有之。庄子曾举一个人脸上生黑痣的例子进行说明：人们对待一个东西，既可以将其视为病症而采取一种“移是”的技术方式加以治疗，也可以不将其视为病症而采用一种非病症的方式加以治疗。两者都是可行的，而不应只有前者一种方式，后者看上去不像是一种治疗，但就其具有的治疗效用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非疾病化的治疗。例如，从一种狭隘的私人视角来看，黑痣是一种需要处理的疾病，而从人的整体即道的角度来看，黑痣并非是一个病症，自然也就不需要“移是”式的治疗了，而可以自然而愈了。在这里，改变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观照疾病的思维框架。

对庄子所指出的疾病化和非疾病化两种不同的治疗方式，现今的人们越来越趋向于采用前者，而遗忘后者。然而，庄子的看法对于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当前的过度治疗，已成为现代医疗中的一大顽疾。庄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呼吁人们除了疾病化治疗之外，亦须重视非疾病化治疗；那么，今天我们更要呼吁人们重视哲学咨询和哲学治疗，以矫正当下的过度治疗之弊。事实上，庄子哲学在历史上对许多中国人的精神困惑都发挥了治疗作用，这种治疗作用在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得到新的阐释和应用。

哲学咨询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哲学治疗的非疾病化特征呢？首先，哲学咨询所处理的是涉及人生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比如存在主义喜欢讨论的死亡、自由、孤独、无意义等，对于这些问题，无人能够回避或逃避。这就决定了在哲学咨询中，对话双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处于不同地位的医生和病人；不再是前者居高临下，用专业知识治疗后者；后者也不再处于前者之下，只是被动地等待和接受治疗。对话双方都是平等的，都是作为人来探索每个人所可能面对的终极性问题。其次，哲学咨询的方式是双方自愿、主动的积极互动。在这一点上，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哲学咨询中，哲学咨询师并不是一位具有医学专业知识训练的职业医生，而只是单纯作为一位哲学对话者。而恰恰是这一点，使得来访者愿意讲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进而在哲学咨询师的帮助和引导下跳出原有的思维框架，获得新的视野，重新发掘出自己作为人本来就有的那种主动性力量。也正是这种无治愈目的的自由交流，可以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阅读哲学著作也体现了哲学治疗中双方自愿自觉地投入哲学经典中，进行精神交流。例如，有病人听从咨询师的建议，通过阅读《老子》而获得治愈，咨询师也从自觉阅读该经典中受益。可见，哲学著作作为一种探讨关于人生终极性问题的书籍，能够同时切中对话双方各自的问题，使之得到解决或改善。个体把自己的问题置于哲学视野下，往往会得到新的启示，甚至使问题迎刃而解。就此而言，对话双方的身份差别已经失去了意义，在阅读哲学文本时，他们都只是作为人本身来思考在这个充满危机的世界中如何让自己过一种健康的生活。这种健康的生活是建立在更好地认识自己、处理好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基础之上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哲学著作作为人类在漫长历史探索中形成的理性的精神产物，能够使每位有着精神困惑的读者从中有所获益。

非疾病化的哲学治疗过程

开展哲学治疗，需要经历“超越—回归—改变”这样三个变形的过程。超越是指哲学咨询师帮助来访者借助哲学跳出原来的思维框架，暂时摆脱其困扰，从而获得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来访者由此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看到前所未见的风景，发现原来被遮蔽的新的可能性。然后，来访者带着这种新的自我认识回归于生活之中，开启一种与之前有所不同的生活，这一过程——他正在或已经发生新的变化——也就是回归和改变。这是一个从无知到认识和行动的过程。对比这三个变形，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和庄子都做到了超越，却未真正做到回归和改变。因此，哲学治疗要想真正实现非疾病化治疗，就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走下去。

哲学治疗在现代社会的兴起，其实是重新利用和发展传统哲学的古老智慧的结果。哲学治疗继承了传统哲学试图通过对话超越原有思维方式、使对话者实现自我转变的做法；同时超越了传统哲学中将对话的目的理解为从俗世上升到另一个世界的“救赎”或“解脱”，而将对话理解为探讨在现实世界中如何实现自我转化的问题。从哲学治疗的观点来看，苏格拉底要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是好的，但由此将人们引向一个对超越人的神的信仰，却是误入歧途。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将人区分为哲学家与民众两个对立的群体，认为只有前者才能认识和掌握真理，后者只能生活在意见和假相之中，两者相互无法沟通。这样看来，在哲学治疗的过程中，苏格拉底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传统哲学只是走了一半，只有在尼采提出人要从彼世回到大地上过一种超越自我的生活时，人才有了获得治愈的可能性。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正是继尼采之后，继续探索人如何在世界上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从而开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治疗之路。

与苏格拉底生活于相近时代的庄子，在哲学治疗的道路上同样可以说是半途而废。庄子如同柏拉图那样将人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种类——俗人和圣人，认为只有圣人才可以认识和掌握道，俗人无此可能，而只能满足于自己的愚昧无知。从深受后现代主义哲学影响的建构性治疗来看，扁子没有注意到，孙休的“惊”和“惑”正是哲学治疗中一个必经的中间阶段，只有经由这个阶段，人才有可能放弃以前的思维方式，接受新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其实， 孙休急切地前来询问，这本身就表明他已经对自己的生活遭遇产生了疑问。建构性治疗并不把引起迷惑当成治疗的失败，而是当作治疗的一个方法。哲学治疗虽然会令人产生一时的困惑，但人终将能够凭借自己克服这种困惑，获得真正的精神健康。这是现代哲学治疗的重要理念之一。庄子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虽然有许多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二者之间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庄子与苏格拉底距离后现代主义哲学同样遥远。

哲学治疗必须在继承苏格拉底哲学和庄子哲学的基础上并超越其各自的局限性，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在哲学咨询中，对话双方不再是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是在同一个世界中进行平等的交流。超越的目的不再是进入一个与俗世完全不同的世界，而是重新回到原来的世界，以一种与之前不同的方式去认识和生活，并使原来的问题不再成为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超越—回归—改变”的变形过程并没有一个终点，而是一种朝向可能性的无穷无尽的探索过程。哲学治疗在具有统一性、超越性的同时也具有批判性和尝试性。这正是哲学治疗的魅力之所在，也是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哲学治疗的原因。也正因如此，哲学的非疾病化治疗虽看似并非治疗，却取得了治疗的效果。

哲学治疗过程中的三个环节——超越、回归和改变是相互关联的。只有通过超越才能使人摆脱原来的局限，进而客观地审视自己的处境，探索新的出路。然而，超越并非逃避，超越之后需要回归，回归不是重复之前的生活，而是意味着改变，亦即人从旧我向新我的转变。哲学治疗的这一过程之所以是非疾病化的，就是因为它不再像苏格拉底那样企图通过追求一个理想世界而把人所处的现象世界贬为不真实的假相——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就是苏格拉底的理性乐观主义的必然结果——而是把人所生活的现象世界看作是唯一的正常的世界，超越的目的只是使人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以便开始新的更好的生活。摒弃了所谓理想世界，理性盲目的乐观主义或消极绝望的悲观主义也就失去了根据。这样看来，哲学治疗的超越、回归和改变实际上蕴含了西方哲学从传统的柏拉图主义到现代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是对这个过程所产生的哲学精华的总结和运用。西方哲学的柏拉图形而上学传统在哲学治疗中并未被单纯地抛弃，而是经过一定改造之后获得了新的生命。如前文所述，并未经历过柏拉图形而上学传统的中国传统思想，同样蕴含着可以在哲学治疗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丰富资源。总之，如何发掘和改造东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丰富资源，进而为哲学治疗服务，是当前需要积极面对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这一过程可谓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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