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利天 常羽菲丨实践：中西马哲学会通的理论结点

摘  要

中西马哲学各自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因此会通中西马哲学的真正任务是充分调动、利用中西马哲学的理论传统和理论资源，直面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践和问题，创造性地理解中西马哲学的本质精神，打开新的思想空间和思想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态度。在以往中西马哲学会通的问题基础、本体论基础、人性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探讨之上，文章提出实践正是会通中西马哲学的理论结点。

作者简介：孙利天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常羽菲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8期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5期

会通中西马哲学，创造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学界的重要话题，也成为一些学者宏大的理论抱负和思考方向。中西马哲学各自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因此会通中西马哲学的真正任务是充分调动、利用中西马哲学的理论传统和理论资源，直面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践和问题，创造性地理解中西马哲学的本质精神，打开新的思想空间和思想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态度。在以往中西马哲学会通的问题基础、本体论基础、人性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探讨之上，文章提出实践正是会通中西马哲学的理论结点。

实践理念是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不曾断绝，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这得益于人文知识分子对道的坚守和传承，特别是自孔孟以来，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文精神始终秉持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力量和主导精神，成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基因影响至今。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兼具刚健有为、日新不已的进取精神和顺时应变、化民成俗的实践智慧，我们甚至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正性、正命的可完成的形而上学。尽性知天，率性为道，仁至义尽，这是生命的完成，人生意义的实现。如今看来难以企及的道德标准，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却总有一些发奋之士，真诚践履，文起数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而使中华文化弦歌不绝、道统存续，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民族的灵魂。

自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中华民族遭遇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以及治国平天下的国士责任感的支持下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和道理，而面对一个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甚至是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乃至哲学史观的一整套先进文明打开的新世界，中国知识分子却不能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应对西方文明的理性工具和实践能力，因此“师夷”已是无奈的必然选择。最终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知识分子在众多西方哲学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中的道理和必然性对当前的中西马哲学会通研究也有启示意义。我们认为，至少以下两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理论具有科学性和道义性。在中西古典哲学中实践都是指道德实践，是人们在伦理关系中的规范和行为。康德把道德实践看作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和自我实现，实践概念的核心是自由和自由的实现。所以，康德认为生产劳动受自然因果律的决定，不是实践。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第一个发现生产劳动内含的自由要素，他在著名的主奴关系的辩证法中，把劳动看作陶冶事物，是人的自由意志在对象中的实现，是人的自由本质的对象化。由此，揭示出道德实践和生产实践共有的自由意志规定，打通了二者的内在关联。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实践理念是高于理论理念而达到绝对理念的最后环节，实践理念已具有了消除主观和客观片面性的最普遍的活动意义。马克思著名的哲学宣言是改变世界，感性物质活动的实践是全部现存世界的基础，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是哲学的根本任务。按照高清海先生的看法，哲学作为用思想把握世界的方式，可分为用不同核心观点和思维方式理解世界的哲学：用意识的观点看世界，世界就是意识到的世界，世界是意识的表象；用逻辑的观点看世界，世界就是充满逻辑的世界；用语言的观点看世界，世界就是可言说的世界，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观点看世界，世界就是实践中生成和改变的世界。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实践世界观，切中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紧迫的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精神需求，在众多的西方哲学流派中成为优先选择。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起点，它终结了西方理论哲学的形而上学，但它保留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实践地改变世界是由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予以充分论证的理论的实践。因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普遍科学理性的传统和训练，最早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很难理解实践世界观与传统西方哲学的根本区别，却较容易接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诉诸理论范畴的科学体系，相信可以用理论的普遍性而把握到普遍的客观规律，并且用普遍理论指导社会实践的科学精神，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是一次灿烂的日出。在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把中国带入现代世界的话语体系，中国开始进入现代世界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至今仍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分子不缺少美好社会的理论想象，诸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怡然自乐”的桃花源理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普遍主义的伦理理想，等等。他们也有足够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义之所在，虽死不辞。马克思主义的道义精神及共产主义理想很容易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的成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实践的典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所经历的失败和挫折使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无论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这其中也必然包含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诸多成果。总之，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既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性质，也根源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所具有的深厚的实践理念基础。

实践理念的倒溯：中西哲学精神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造成的哲学变革，不仅超越了西方传统的理论哲学，开启了现代哲学的革命，也为古老的东方世界带来了现代哲学的话语和思维方式，成为联结中西马哲学的理论纽带或理论结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与思维方式虽然与传统哲学实现了断裂和革命，但仍保留着西方哲学普遍的理性精神，改变世界的实践仍是理论的实践，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的普遍理性的实践。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实践理念和实践精神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也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因此，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念倒溯中西哲学的理论传统，既可以判明中西哲学的理论特质和精神差异，也可以明确中西哲学的各自的优长和局限，进而寻求开启新哲学思想的道路和方向。

按照通常的看法，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和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但马克思的劳动和实践概念与黑格尔的有原则区分，它保留了作为感性物质活动的实践外在于理论和意识的自身存在，这种外在的超越走出了意识内在性的困境，使实践成为内在包含理论环节的客观性的具有实体性和本体性的历史活动，成为具有超越理论和意识的自由和创造性的可能空间。这既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颠倒，也是真正外在超越的哲学，从而是理论哲学的终结。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所实现的实践转向，使理论成为内在于实践的环节和要素，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但马克思并未否定和取消理论的价值和作用，实践中的理论维度仍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着实践的历史高度，西方理论哲学的理性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仍得以存留和发展。

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重要西方哲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希腊的普遍理性精神是西方哲学的思想源头以及本质精神。用普遍的思想范畴的形式，用逻各斯或逻辑的形式把握世界的普遍的原理和原因，是希腊哲学或希腊理性精神的主要特征，它完成的是一种普遍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体现出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思想的纯粹理论生活理想。真正的问题是要准确把握希腊理性精神的根源、实质和局限，使其在当代实践中仍能葆有思想的力量。

我们认为，希腊哲学和其他民族哲学一样，都始于对人性的自觉和反思，始于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希腊哲学家基于已显现普遍理性精神的希腊现实生活首先自觉到人区别于动物的理性思维能力。按照法国学者韦尔南的看法，希腊思想的起源最重要的是城邦民主制所形成的平等公民的个人自我意识，把公民的自我意识投射到对宇宙的理解，“正是这样一种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调节的社会宇宙图景，被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投射到了自然宇宙上”，形成了普遍理性的世界观。希腊思想的起源对人的理性自我意识和对世界逻辑化和理性化的理解，采取了用思想范畴规定和把握存在的哲学形态，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从康德的先验范畴到黑格尔逻辑学的思辨范畴，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世界观为西方思想提供了完整的元程序。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用思维规定存在进而宰制存在的柏拉图主义，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完成，所有存在者领域都被分割和控制，但是存在的意义却被遗忘，世界进入午夜。海德格尔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仍是以理论改变世界的柏拉图主义原则。要回应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批评，我们必须在马克思的实践理念中找到区别于希腊理性精神的“存在的意义”。

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所显现出的普遍的道德精神或德性精神，也始于人性的自觉和反思。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良知良能的道德能力和道德自觉，这种德性的普遍性是现实伦理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区别于汉独尊儒术后被名教化、纲常化的中国传统的德性精神，孔子、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学思想具有来自生活世界的自由精神和主体的能动性，他们对德性的体认着眼于道德人格的完成和化成天下的道德理想。这种道德理性的普遍性自觉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它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

面向当代实践的哲学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超越意识内在性的客观主义哲学，它不仅是对事物客观存在的承诺，更重要的是认为感性物质活动的实践是全部现实世界的基础，实践是超越内在意识的根本性的外在实存。客观的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内在包含着意识和理论的环节，因而也包含着哲学理论及其作用。我们曾提出“多元基础主义的哲学观”，不同观点的哲学理论不仅提供了对世界的解释和说明，也必然不同程度地参与和影响各个时代的历史实践。哲学史上有一些类似经验科学发现的哲学发现，比如康德的先验范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等等，他们用这些新的语词显示或建构了新的对象，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实践。中国当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德性精神、西方哲学的普遍理性精神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由和解放的理想。面向当代中国的实践中的时代问题，是中西马哲学会聚和通达的理论枢纽，是创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的前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建设，它也必然有以启蒙精神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理性精神的一般特点和规律。按照康德的理解，个人理性的高度发展，是启蒙的实质。个人理性的成熟和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公共理性和公共选择的前提，一定意义上它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人的现代化过程，是个人理性发展和民族精神理性化的过程。但问题是作为榜样和参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启蒙和现代化出了问题。至少从二战以后，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开始了对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启蒙出现了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启蒙的理性精神作为一种极端的理性主义走向了极权和蒙昧。伴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国际资本的竞争导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个体的理性转变为民族利己主义、阶级利己主义的理性计算。在我们看来，这不是启蒙的过错，而恰恰说明启蒙理想的高远和难以实现，启蒙是远未完成的事业。这也可以理解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基于理想的道德标准出现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从另一角度讲，实际上个人利益的理性追求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按照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只有个体理性的充分发展，人们才能关注普遍性的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才能有不为任何功利目的的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因此，通过马克思主义实践理念而倒溯获得的普遍理性精神，是当代中国实践必须敞开的思想视域。

哲学理论需要面向自己时代的实践和问题，但由于这些反思固有的超越性，哲学思想经常超越时代而成为面向未来的思想。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有了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哲学界提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想法，这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尝试哲学概括的现实思考，也是一种超越性的为未来文明奠基的哲学思考。新文明类型或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类型而言的，新文明类型只能是哲学的区分和判定。在多元基础主义的现代哲学视域中，在中西马哲学的理论传统中，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转向由于切中了自己时代生活世界的根本问题而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哲学抓住自己时代的根本问题即资本的抽象统治，并在资本批判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现实道路的人的解放的学说。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至今仍是不可超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其作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民至上”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宗旨和目标。海德格尔哲学作为开启新文明类型可能性的思想，在于它是对现代西方文明类型之理性主义根基的揭示和批判。海德格尔哲学抓住了现代文明人的生命领会和存在理解的根本性问题，即人道主义的主体形而上学。在世界中存在的生命及其领会，不可缺少的前提性领会是对存在的优先性理解，因此他批评马克思仍是在人的平面上改变世界。海德格尔曾关注中国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物性理解中，可能与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解有些接近之处，但其中的差异也不能忽略。

思考新的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或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实践中最重大的哲学叙事。新时代，哲学的地位和使命都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生活世界的根本变革才是最根本的哲学事件。哲学不再是哲学王或精神导师，哲学工作者只能平等地参与哲学话题的讨论。但这不是哲学自我放逐的理由，“理性的谦卑”不是为理性划界，面向当代实践的中西马哲学仍需专业工作者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真诚探索，或许可为实践的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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