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杏培丨“无用的善”与“盈余的恶”——近年中国长篇小说中的善恶伦理反思

摘 要

近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建构了丰富的善恶景观，形成了对比性的“无用的善”与“盈余的恶”的叙事伦理。文学叙事该建立怎样的抗恶伦理？坚守保护弱者的人道主义立场，反思结构断裂和权利失衡的社会现实，抵制“不思考的恶”，成为文学亟待重申的价值维度。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自

《文艺研究》2021年第5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8期

在近年的长篇小说中，有两类人物形象值得关注——“无用的好人”和“横行的恶棍”。前者是指那些私德贤良、本分善良之人，但这种品质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的生活，也未让他们免于苦难。这些“无用的好人”，似乎永远挣扎在困境、辛劳和痛苦之中，比如宋梅用（任晓雯《好人宋没用》）、聂致远（阎真《活着之上》）、汪长尺（东西《篡改的命》）、涂自强（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应物兄（李洱《应物兄》）、谭青（郑小驴《西洲曲》）、余招福（黄孝阳《人间值得》）等。后者是指那些道德上有瑕疵，行为上不端的“坏人”，他们或是地地道道的恶棍，唯利是图，无恶不作，或是外表体面，暗地里不择手段，巧妙驾驭各种规则，无视他人利益，践踏公平正义的一类人，他们劣迹斑斑，却一路飞黄腾达。这类形象有张三（《人间值得》）、蒙天舒（《活着之上》）、陈先汉（北村《安慰书》）等。在这些小说中，好人的善成为一种“无用的善”，而坏人“盈余的恶”，却成为推动个体前进的有效力量。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文化逻辑在这些小说中是失效的，好人未必有好运，恶行与恶德在某些时候却成为恶人们的通行证。 

“脆弱的善”与“好穷人”的武器

美国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的名著《善的脆弱性》旨在探讨这样一个伦理问题：人类的善是否强大到可以抵御任何危险，即“做个好人”和“过一种繁盛的人类生活”之间是否存在差距。苏格拉底曾有“好人不可能被伤害”的名言。那么，美德能够保障人们的美好生活吗？善可以让人免除痛苦吗？在纳斯鲍姆看来，人类的善是脆弱的——这种善具有“脆弱性之美”，加上实现好的生活受到“运气”的影响，人类的善并不必然带来“完整的好生活”。

那么，在汪长尺、涂自强、聂致远、宋梅用、余招福这些人物形象身上，遭遇了怎样的困境？脆弱的善为何不能使他们获救？先看《活着之上》中的聂致远。善与诚并没有帮他换回美好的生活。如果说老同学蒙天舒是一个通晓职场规则并不断为自己谋利的“社会人”，那么他几乎就是在现实世界里迂腐执守着高蹈精神和纯洁理想的“老夫子”。聂致远的选择困境，并不是某种致命的道德困境或是在极端情境下的二难选择，而是如何在高韬的精神坚守和好的现实生活之间进行妥协的问题。二者事实上难以兼容，坚持前者必然会失去“好生活”的种种机遇，而追求后者又难免与精神坚守发生冲突。如果说《活着之上》是关于聂致远如何在精神志向与世俗生存之间寻求平衡的话，《篡改的命》则讲述了一个好人如何自我救赎的悲情故事。作家东西在小说中为汪家设置了“到城里去”的价值取向——能否进城读书，不仅意味着汪长尺个人的成败，更是关乎光宗耀祖的家族大事。汪家人为了过上“好的生活”，执着于打破城乡壁垒，上演了一幕轰轰烈烈又无比悲凄的乡下人进城的悲剧。好人汪长尺的勤奋、善良和不懈的努力终究没能将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篡改命运”成为他拯救自我的悲怆方式。

除了这些人物，《好人宋没用》中的倪路得、《应物兄》中的应物兄、《人间值得》中的余招福、《西洲曲》中的谭青、《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涂自强都有着类似的“好人”品质和“无用”的生存状态。由此，这些人物实际上构成了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好人”形象谱系。他们出生或生活的空间不同——来自城市或乡村；身份或职业不同——有农村妇人，有大学教授，有底层打工者，有大学生；知识背景或文化传统不同——有文盲，有高级知识分子，有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都有好的私德和对美好人格的坚守，但可悲的是，其美好品性不能带来好的生活，他们的善是脆弱的力量，无法帮他们抵御生存的危险、带来现实的丰盈。

在新世纪众多长篇小说里，个体的善与社会的恶、弱者的善与强者的恶形成内在的张力，善的品质所遭遇的现实困顿，善与良好生活的断裂，善的无效和毁灭，成为作家着力表达的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好人宋没用》成为新世纪小说的善恶伦理叙事中具有总结意味和隐喻色彩的文本，“好人宋没用”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形象：“宋没用”代表了中国社会底层和无数的无名者，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他们好而无用，善而脆弱，是社会的真正弱者，善不能使他们走向美好生活，即使他们摆脱善的“囚笼”，诉诸恶与其他“武器”，迎接他们的仍然是悲剧。“好人无用”是一种有着极强悲剧意味的叙事结构，在哲学、伦理学和美学上具有巨大的探讨空间，也有很强的现实意味。

恶的几种典型形态与“迷人的恶”

恶作为审美对象是现代主义进程的产物，直到18世纪末，一种独立的“恶的美学”才将恶作为“一个阵地”，并赢得它的文化“影响力”。黑格尔一直反对恶成为艺术的对象，原因在于恶是乏味、无意义的，而他理解的艺术具有内在和谐的属性。西方现代文学以来，恶开始成为文学的基本要素与重要母题。在文学叙事中，比起刻板和平面的善，恶似乎更要丰富而立体。

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中的恶是一种重要的文学风景。本文选择了世俗社会坏人蒙天舒（《活着之上》）、小城镇恶棍张三（《人间值得》）、理想主义名义下的官场枭雄陈先汉（《安慰书》）来分析中国作家表现恶人的几种叙事形态。

《活着之上》里的蒙天舒是一个职场上的利己主义者，他熟稔学术江湖和人情社会的各种潜规则，巧妙运用各种“关系”和“机会”助推自己的学业、事业和人际交往。事实上，他也抓住了个人发展中的重要节点，处处抢占先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素人到名人、从教师到官僚的“华丽转身”。在蒙天舒的晋升和发展中，他的每一次“成长”都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牺牲他人的利益，他才获利无数。比如，他的优秀博士论文的荣誉是靠赤裸裸掠夺“好人”聂致远而来的，他的权力和位子是靠“苦心钻营”、挤对他人发展机会而获得的。蒙天舒的恶，体现出来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世俗之恶。乌克提茨指出，我们的社会机制很难防范那种“善于为自己编织楚楚动人的外衣并从中渔利”的“魅力十足的骗子”。蒙天舒正是这样的“骗子”，体面的外表包裹着种种丑行，毫无愧疚地损人利己，虽劣迹昭昭，却颇为盈余得势，他是权力文化和人情伦理豢养出的学术恶棍。

而《人间值得》里的张三则昭示了作为“性格结构”的恶。小县城是中国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地带，既没有大中城市的发达、文明和有序，又比贫瘠的乡村或城镇富饶、生动，小县城是有着现代文明斑驳痕影，实际上藏污纳垢的独特空间。张三即诞生于这片土壤，并代表着这种文化人格。张三有着极佳的思辨力和各种理论知识，其理解力和表达力远远超出身边的这些凡夫俗子，他关于这个世界的激情表述、他对“量子观”“熵”“混沌机制”的理论自觉已让他成为这个世俗世界的思想者和先锋理论家。小说因此建构起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当代恶棍形象：善思辨，遇事冷静不鲁莽，行动力强，果断而狠毒，多情而绝情。可以说，张三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智性”流氓。

《人间值得》中的孙大可、王画虎则是“旧派”流氓的代表，他们有着旧式恶棍的那种豪横和野蛮，依靠赤裸裸的暴力争夺财富、欺行霸市。而张三则是这种野蛮暴力的“升级版”，他的智性和思辨力毫无疑问使这个恶人具备了现代理性，他脱胎于传统社会，却有着俯瞰甚至超越现代社会的眼光。从内容上，《人间值得》通过一个恶棍的生成史，试图写出一个“作恶，并且有能力对恶进行思辨”的人，同时，又以这种特别的人格类型为载体，既概括了中国社会近40年的时代变迁，也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某种独特的社会人格进行批判性思考。

恶人不光乐于为恶，常常还有完整的理论支撑和清晰的行动逻辑。与张三富有智性的恶、蒙天舒的极端利己主义之恶不同，北村笔下的陈先汉的“理想主义之恶”体现了恶的这种特点。陈先汉的恶以及围绕他的恶行展开的原谅与追责，是《安慰书》内在的叙事动力，也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命题之一。当年作为副市长的陈先汉强推县县通高铁的发展方案，花乡人民由于不满意补偿款试图阻挠拆迁工作，陈先汉下令用轧土车开道，造成了数人死伤的“花乡惨案”。十几年过去，陈先汉节节高升，成为社会发展的功臣。而悲剧的受害者或是惨死，或是苟延度日。客观来看，陈先汉不是一个平庸无能、贪婪无耻的官员，而是一个为了推动事业而不惜一切手段的实干家。但他的行为逻辑体现了一种较为隐秘，而且极具迷惑性的恶。这种恶除了体现为用“腐败有理”“以功抵过”为自己的恶行进行辩护，还突出地表现为他的改革必须有牺牲的论调。

陈先汉极力鼓吹的英雄论，意在用政绩掩盖自己的过错，用目的的正义性粉饰手段的残忍。有社会学家将恶分为“工具型的恶”和“理念型的恶”，前者的目标通常是现实的，如金钱、权力和各种现实私利，它不会去寻求足够的道德原则作为支撑；而后者的实施主体常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为了达到某个崇高的目标，不惜使用恶的手段，并笃信目的之合理性可以证明手段的合理性。可以说，陈先汉在认知和实践上的“改革必须有牺牲”论调，看似具有某种历史正义性，实际上隐含了诸多危险。比如，花乡的发展是不是一定要借助恶的动力？强权人物是否有权在经济发展和人的生命之间，用后者成全前者？“英雄”与“战车”是否有肆意踩死“蚂蚁”而豁免罪行的权力？目标的崇高能否抵消恶的结果？陈先汉的理想主义之恶是极具危害性的，理想主义本身没有太多过错，错误的是用理想主义和目标正义为其行恶充当遮羞布。事实上，善的目标不能抵消恶的手段，恶的手段只会削弱理想目标的合法性。

恶给小说叙事带来了叙事动力和美学张力，文学叙事上“精彩的坏蛋”和“迷人的恶”建构的反英雄式小说美学，区别于传统的英雄占主导地位的叙事美学。可以说，蒙天舒、陈先汉、张三，还有新世纪中国当代小说中其他形形色色的坏蛋或恶棍，是一类很有价值的人物形象，其价值不仅体现为这类形象具有巴塔耶所说的“深刻的伦理价值”，也表现为他们包含了广阔的社会图景和道德状况。同时，各具异彩的恶棍叙事也意味着“坏角色法则”这种现代性叙事正在成为一种备受青睐的小说写作方式。张三、陈先汉、蒙天舒这类恶人的魅力，不仅体现为这些形象呈现了颇有异彩的善恶图景，也表现为这些文本呈现的复杂人性、道德的善恶畸变和人的选择的悖论，这些饱满的恶人叙事还包含了对自由与道德、善恶与法律、意志与规范等重要命题的演绎。

善恶的现实起源与抗恶伦理

善与恶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对基础元命题，既可以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层面进行理性化的研究或实证化的分析，也可以在美学、文学（研究）视野下得到丰富的演绎。总体来看，新世纪以来的善恶叙事大多有着鲜明的“现实维度”，这里的“现实”指善恶得以出现的社会土壤。作家并不意在以简单的善恶二元论去理解现实，而是试图把聂致远、涂自强式的“好人”和张三、蒙天舒这样的“恶人”放在“中国现实”的背景下，考察好人与良好生活的距离、恶人行恶的逻辑以及“无用的善”和“盈余的恶”如何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结构性对应物，进而对社会现实作出某种回应与思考。可以说，新世纪中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在总体上保持了介入现实和批判性的精神立场，褪去了对时代的廉价粉饰，直面改革时代的阵痛，勾勒出一种普遍性的恶的现实与颓败的道德景观。

那么，在这些善恶叙事中，恶的现实、文化、制度等因素是如何一步步压抑和扭曲人们的道德观，如何造就人的创伤和善恶的转化等问题，值得进一步追问。

首先，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善恶叙事，呈现了市场经济时代“负和博弈”带来的人与人的紧张和互相伤害。人的自私与追逐私利，是每个时代都存在的现象。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这种重利和利我属性被空前强调。经济学上将人与人的和谐、双赢关系称为“正和博弈”，而将关系对峙与利益冲突的状态称为“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在新世纪小说的善恶叙事中，这种“负和博弈”成为小说内在的叙事动力。比如，在张三与孙大可、刘启明之间，正是由于赤裸裸的利益博弈，才不断产生或明或暗的互相伤害；在《安慰书》中，刘智慧、李江与陈先汉之间的较量，是由于花乡拆迁惨败背后的利益冲突引发的绵延两代人的“负和博弈”，善与恶，父与子，底层与官方，民间资本与权力意志，形成了或对立或合流或伤害的复杂局面。

其次，社会情境与个体的社会性“失位”、自救与从恶，有助于我们理解善的处境与恶的生成。在新世纪的长篇小说中，底层民众在历史夹缝或社会转型期往往承受了更多的牺牲与痛苦。比如，《好人宋没用》是对被正史遗忘的“历史无名者”的一次深切缅怀。勤劳、善良、任劳任怨的“宋梅用”，在民国以来的风云诡谲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社会的配角和零余者，她善意、坚韧地苟活着，逐渐沦为无害无益的“宋没用”。“没用”是她的最大特征，“没用”导致她的社会性“失位”。

如何存善抗恶，如何建立有效的抗恶伦理，不仅是小说家面临的文学命题，也是关乎社会正义和伦理道德建构的重要议题。新世纪长篇小说提供了关于善恶问题的多重文学向度：善的脆弱与无用，恶的普遍与盈余，理想主义恶的横行，报复性暴力的疯狂和无效，等等。新世纪小说中的“无用的好人”与“横行的恶棍”，正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断裂”和“失衡”的社会现实的文学表述。除了追踪善恶社会层面的现实起源，有效的抗恶伦理还需要在文学叙事层面与政治实践层面重申人道主义。好人无用与恶棍盈余，既是善恶伦理的异化，也是经济社会和工具理性时代人的异化。正是经济生活的片面性导致的世俗化，加速了善恶秩序的失衡，带来了人的异化。因而，面对善恶错位的社会现实，人道主义和保护弱者应该成为一种亟待重申的社会伦理。新世纪写实思潮强劲回暖的语境下，中国作家保持了对现实的激情，书写大时代中的善恶道德景观和人的处境，体现了对底层小人物的善和尊严的呵护，对弱者的人道主义体恤，其作品具有较强的人道主义色彩。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抵制“不思考的恶”，保持清醒而理性的判断，对于历史情境下的弱者和强者来说，也是需要重申的抗恶伦理。陈先汉的“改革牺牲论”（《安慰书》）、姑姑（《蛙》）式的“平庸之恶”，都体现了理性思考在某些人身上的匮乏。面对社会加诸或可能加诸个体身上的恶，抗恶是否有可能？抗恶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设在哪里？人的自由是对抗恶的唯一力量，即永不停止的思考和判断是抗恶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思考和判断对社会的弱者和强者、“好人”和“恶人”都很重要。具备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并不必然能避免恶行的发生，但对于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具备了这种道德判断能力，那就是守住了对抗恶的重要防线，也避免了阿伦特所说的普通人和体面人由于“道德崩溃”而行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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