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敏俐丨《尧典》何以为“典”

摘 要

《尚书》所以从《尧典》开始，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在文明前奏所产生的文化记忆，是经过夏商周三代直到春秋时代才基本建构完美的一个文化理想。围绕尧舜而产生的系统故事，是对中华文明初始的“甜蜜回忆”，也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展望”，它是用回溯过去的方式在指导着未来，这就是《尧典》所以为“典”的永恒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摘自《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原题为《〈尧典〉何以为“典”——兼论中国早期文化记忆与经典的书写》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12期

《尧典》是《尚书》首篇，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意义。在《尚书》当中，《尧典》也是唯一被称之为“典”的文献。尧舜作为中国古代圣君的典范与此篇有关，选贤任能的禅让制度也让后世津津乐道。可以说，《尧典》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经典价值不能低估。20世纪以后，随着古代社会的解体和经学的衰落，《尧典》的辉煌地位不再。然而，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它的重大文化价值，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本文拟就《尧典》的文献性质、文本生成和文化价值等问题略抒己见，以求正于方家。

 《尧典》研究的成就和面临的困境

作为中国早期经典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传说《尧典》出自尧舜时代，虽非尧时所记，有后人润饰，最晚也在夏时。自清代中叶以后，开始有人对这些传统说法产生怀疑，近代以来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他在1923年作《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一文，指出《尧典》中含有后世文化因素，包括文辞、观念、制度、立法等各方面，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尧典》“为秦汉时书”。顾颉刚的观点影响巨大，打破了两千年来传统的“虞夏书”之说，解构了它作为尧舜时代“信史”的价值，将其拉下经典的神坛，从此揭开了近百年来关于《尧典》研究的新时代。

顾颉刚认为《尧典》中含有明显的后代文化思想印记，这一看法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他在《尧典》研究中作出的最大贡献。但是对于他的最后结论，学者们颇有异议。因为早在《左传·文公十八年》和《孟子·万章上》，都明确地提到《虞书》《尧典》，并且引用了其中的原文。自孔子以来的诸子对于尧舜的事迹也多有论述，这说明《尧典》的产生绝不会像顾颉刚所说的那么晚。那么，如何根据先秦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出土文献以及相关材料，考察《尧典》产生的时代，就成为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由此而产生各种说法。它让读者困惑，《尧典》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著作？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它进行诠释？正因为如此，近年有人开始改变这种从信史出发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阐释路径。如刘宗迪就认为《尧典》所记述的根本就不是古史，只是神话。程水金则认为，“《尧典》不是一般意义上以‘传信’为宗旨而‘缀遗辑佚’的史学著作，而是作为儒学经典文献的基本品格传之于世，这就规定了《尧典》是‘经’不是‘史’”，不能用信史的方式进行考证。二人的说法都有其合理处，我们的确不能排除《尧典》中包含有一定的神话因素，但是，《尧典》在本质上不是神话，它里面包含着夏商周以来深厚的历史文化内容，近百年来学者们对它的考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尧典》的确也不是信史，而是在史的基础上产生的“经”。史是经的基础，经是史的升华。所以对于《尧典》的研究，我们既不能脱离历史，同时又需要看到它与“信史”的区别，认真地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今天对其进行重新认识的关键。

 《尧典》记事的考古学印证

有幸的是，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虽然没有发现直接记载与《尧典》有关的文字，但是发现了可以与《尧典》的记事互相印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尧典》中所记载的第一内容是“观象授时”，这标志着尧舜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近代学人对《尧典》产生时代的怀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观象授时”，认为其不可能产生在那个时代。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科学研究却不断打破这一论断。如武家璧认为：“今据有关文献记载，采用地平方法复原《尧典》昏星赤经，求解其年代距今4200多年，与传说中的尧帝时代基本符合。”1975年秋，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兽面纹玉柄形饰和镶嵌圆形铜器各一件，此外还发现了一件二里头三期出土的文化青铜钺。据冯时考证研究：“毋庸置疑，《尧典》历法体系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其渊源古老甚明矣。”根据陶寺文化中发现的观象台遗址，考古学家们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实地观测，研究认为：“其中20个节令地平太阳历的观测、朔望月轮与阳历轮配制阴阳合历日历……，在4000年前的世界均处于科技领先水平。”这些天文考古学的成果说明，《尧典》中分命羲和“观象授时”的记载，虽然带有很强的神话因素，但是又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反映了尧舜时代中国天文学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

《尧典》中所记载的第二件大事是选贤任能。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国家的雏形，有了部落首领，有了初步的国家机构，有了相应的管理者，还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这些虽然不能依靠在早期考古中出土发现相关的文字来加以印证，但是，支持这一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物质文明，也依然可以得到考古学的支持。近年来在晋西南发现的襄汾陶寺遗址规模宏大，面积多达近300万平方米，有周长约7公里的城墙，城墙宽度在8米左右。发掘了700多座墓葬，出土了彩绘的龙盘、用树干做腔的鼍鼓和石磬等礼器乐器。“从其早期即公元前2500年开始，这里即以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和阶级关系。”陶寺遗址所呈现的这种等级形态，和《尧典》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是一致的。这也是考古学界将陶寺遗址的族属推断为唐尧氏的根据所在。由此可见，作为《尧典》记事的主干，无论是观象授时的历法制定，还是部落首领的集体议政和选贤任能的禅让制度，宗教观念和早期刑法的产生等，都能得到同时代历史考古学成果的支持。这说明，《尧典》所记载的故事不是空穴来风，也不完全是后人的创造，是有与之相关的通过考古而发现的物质文明作为基础的。

 《尧典》生成的文化记忆特质

问题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直接认定《尧典》一定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之间的对应关系，改变已经凝固的思维方式，进而重新思考《尧典》的文本性质。本文认为，根据中华文明早期传承的实际，参照考古学成果，我们可以将《尧典》视为源自尧舜时代的文化记忆，是在文化记忆基础上生成的中华文化经典。因为它是源自尧舜时代的文化记忆，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般的历史书写，它不是简单的历史事实记录，也不是后人的凭空想象，而是将事实的历史转化为回忆的历史，由历史真实转化为文化真实。具体而言，如考古中发现的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古代文明，其天文历法的水平，虽然已经达到了将一年的准确时间确定为366天，可以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四个节气的时间点，并且发明了以闰月的方式来调整回归年与朔望月之间的矛盾。但是，当时的天象观测方法、具体的操作方式，一定还比较原始，未必像《尧典》中所写的那么浪漫。所以，对于《尧典》这样的著作，我们虽然不能将其视同为与后世史书一样的历史纪实，但是它的确有坚实的历史依托。也就是说，这些“故事”的原型来自尧舜时代，同时又经过了后人的想象与加工，加入了后人的文化理解和文明累积，它所反映的是在尧舜时代历史真实基础上的文化的真实。

同样，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尧典》中会包含有那么多后世的文化因素，因为作为文化记忆的经典，《尧典》本身就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扩充的结果。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历史”总是被不断记忆，同时也总是被不断遗忘的。只有那些最能代表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记忆”，才会保存下来。它将一个民族的历史连同他们的理解凝聚为文化的历史，并且最终成为“经典”。这也是《尧典》在文化传承中不断加入后世文化因素的内在动力。最典型的是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念在《尧典》中的表现。

据许宏介绍，在陶寺中出土的日用陶器，“传承自当地黄土高原的土著文化，同时还受到北方地区的若干影响。但陶寺的礼器群或说高层次遗存，特别是彩绘陶器、漆器和上面的花纹，以及大部分玉石礼器，并不是仰韶或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固有传统，却能在中原的东方、东南方、东北方、西方和南方找到源头”。如此众多的器物品类和形态来源，说明陶寺部族与当时的四方部族有比较频繁的物质交换和文化来往。这说明“天下一家”的观念在尧舜时代已经萌发，在夏代已经非常明确，而绝不会迟到商周以后才有，《尧典》反映了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天下”这一观念，是随着中华民族交融而不断扩大的。它寄托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情怀，具有强大的民族向心力量，所以在《尧典》中不断得到强化。当然它也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尧典》如何在文化记忆的基础上，经过文化的累积，一步步完成了它的经典建构过程。

 《尧典》的书写传承与经典化过程

文化记忆有一定的传承者和特殊的载体，那就是由早期的知识阶层和统治精英将文化记忆经典化。《尧典》无疑就是这样的“经典”。它最初应该由夏代的史官依据文化记忆而传承下来，并且在商周以来的史官那里不断地传承。《国语·周语下》曰：“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国语·楚语下》也说：“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这些记载说明，像《尧典》这样的先朝文献，主要目的是用来作为当世君王治国的参考，是由史官来对它进行传授和解说的。有意思的是，《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录了鲁文公与太史克的一段长篇对话。在这篇对话中，太史克主要引据历史故事来说理，并且引用了《尧典》的话：“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这一记载，与上面的数段话互相印证，可以说明历代史官在《尧典》的传承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将前代原典加以润饰，一是为了便于传诵，二是为了便于训诫。所以，这既是一个经典不断重复改写传承的过程，也是一个接续不断的文化建构过程。

从文本书写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对它的这一不断变异的传承过程做一梳理。由于现在的考古发掘还没有发现像殷商甲骨文或铜器铭文那样的夏代文献，尧舜的故事在夏代也许主要靠口头传诵，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当时会有文字记载的可能。特别重要的是，1984年在陶寺遗址居民区的一个灰坑（编号H3403）里，出土了一件陶扁壶，上面刻有文字。冯时将其释为“文邑”，并根据甲骨文、金文有关“文邑”与“文夏”的资料，考定“文邑”应为夏邑。何驽则将其释为“文尧”，认为是“陶寺文化早期的‘尧’之后人追忆先祖的‘说唱脚本’”。《左传》《国语》《墨子》等书中多次提到《夏书》，可见在夏代已经有了文字书写。根据后世不同时代文字书写的情况，如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商代主要文字为甲骨文、西周通用的文字是篆文，到汉代则出现了隶书。可以推想，即便夏代已经有了可以记事的文字，这些文字也与后世的文字有很大的不同。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一记载，反过来证明到了春秋时代，能够读懂前代古书的人已经很少，后世的经典传承需要用当时的文字进行重写。因此，即便是仅仅从物质和技术的层面考虑，经典也是在历代不断书写的过程中得以传承的，由此而留下后世的文字痕迹，融入后代的内容和文化观念，体现了文化的累积，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也逐渐证明了这一点。像《尧典》这样的文献生成，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过程。它的规范和定型，和它在中国文化中由早期的“书”到被称之为“经”的过程是一致的。早在孔子之前，《尧典》的文本经过夏商周三代的不断充实改编，到春秋时代应该基本成型，地位已经很高。《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记太史克引用《尧典》的记载可证。

如何认识《尧典》的文化价值

《尧典》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正典而逐步定型的，这是它所以能列入《尚书》首篇的资本。《尧典》的价值，在于它把“基于事实的历史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从而使它具有文明的奠基意义，“拥有了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的力量”。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第一是以观象授时为基础的科技文明，第二是以禅让制为基础的贤人政治。历法的制定，无疑是尧舜时代的大事，也是中华文明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尧典》将制历作为尧的第一功业郑重地记录下来，这正是一种文化记忆。但更为重要的是以禅让制为基础的贤人政治模式的确立。一个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国家的建立。所以，由谁来统治这个国家，由谁来管理人民，如何避免斗争，并且给人民带来最大的幸福，就成为古今不断探讨的问题。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里，伴随着国家的产生，也一直是不断的斗争。其实就在陶寺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也发现在中期和晚期之间有“暴力革命”的血腥遗留。但是，陶寺遗址的存在时间长达500年左右，它的繁荣发展说明，在长时段之内其权力的交替还应该是以和平为主。由此而言，中晚期的暴力交替也并不能否定在此前可能存在的和平禅让制度，这是保证其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很可能陶寺遗址在500年的发展过程中，曾是以禅让制为主的政治统治形式，但是到陶寺社会晚期，禅让制遭到了破坏，并由此而过渡到从禹到启的家天下社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产生于部族社会中的禅让制就成为后世人心目中的理想，并将它归之于尧舜。“中国文明肇始，政治文化就在其中扮演了主角。”“古代哲学家们以此作为行为的典范，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道德权威赋予了统治者。”《尧典》的最重要价值，就是把中华民族这种对于贤人政治的理想通过文化记忆的方式记载下来，将尧舜塑造成才德兼备的圣人，并且将中华大地的各部族首领纳于其中，组成一个天下一家的和谐大家庭，用以指导和规范现实的社会秩序，它的意义实在太重大了。根据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对尧舜理想的普遍赞美，说明有关尧舜的文化记忆在当时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并将其当成政治理想。在现实层面，它具有行政法典的意义，它所确立的观象授时制度、设官分职制度、巡守朝聘制度、赏善惩恶制度，无不成为后世帝王治国的纲领。在理想层面，它所描述的敬天顺时、举贤任能、和平禅让、协和万邦、庶绩咸熙的政治模式，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没有发生变化，代表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心理渴望。

要而言之，《尚书》所以从《尧典》开始，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在文明前奏所产生的文化记忆，是经过夏商周三代直到春秋时代才基本建构完美的一个文化理想。围绕尧舜而产生的系统故事，是对中华文明初始的“甜蜜回忆”，也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展望”，它是用回溯过去的方式在指导着未来，这就是《尧典》所以为“典”的永恒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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