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琳 郑海琦丨虚弱的联盟扩容与全球治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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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霸权国近来诉诸联盟扩容政策，增加联盟成员数量、丰富国家类型和扩大议题覆盖范围，试图将联盟政治从双边发展到诸边和小多边，强化联盟实力，进而实现对崛起国的“规锁”。霸权国的联盟扩容行为源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变化，本质是联合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修复和重置既成全球治理体系，实现霸权护持的目标。从理论层面上看，联盟扩容的实现需满足联盟收益改善、联盟成本分摊、霸权国提供联盟补偿三个条件。然而，博弈论模型的推演表明，联盟扩容会导致后续加入国家预期收益降低、霸权国承担成本上升以及难以提供持续联盟补偿，因而联盟扩容的补偿资源和补偿机制愈发不足。霸权国的联盟扩容行为是以霸权护持为目标的，并未考虑满足系统内国家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诉求，加之霸权实力下降将不断减少联盟成员的功能性收益，反而会对全球治理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作者：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郑海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摘自：《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5期

近年来，联盟政治中出现了新现象和新趋势。特别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在联盟问题上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扩容倾向，将传统军事联盟扩展为广泛的围绕各类全球治理问题的议题联盟，同时逐步增加联盟对象数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联盟对象、联盟历史、战略诉求等不同，美国的联盟手段路径有所差异，然而，扩容却是一个共同倾向，都是针对崛起国，进而实现霸权护持的目标。本文主要研究选定的是特定议题中联盟成员数量的扩容问题，目的是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霸权国是否能为这种扩容提供足够的俱乐部产品补给，进而给予扩容对象足够的动力加入集团？随着扩容对象数量的增加，这种联盟政治的稳固性如何？

虽然组织扩容在管理学等学科中已被长期关注，但作为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现象，霸权国的联盟扩容尚未有明确的学理定义。从方式上看，联盟扩容表现为霸权国把联盟政治的应用从双边联盟发展到诸边、小多边，进而将影响扩散到区域或全球。联盟扩容发挥作用往往借助的中介是更大范围的多边国际规则和制度，即把扩容后的联盟影响力以制度非中性的方式，传递到更大范围，进而“围堵”或“规锁”崛起国的发展。这一传递机制最终作用于全球治理秩序。

从对象上看，与以往只关注原有的盟国不同，其他发达国家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均是霸权国扩容的潜在对象。传统盟国和主要伙伴是美国联盟战略的内核，与美国利益最为攸关，因此是美国联盟的首要选择对象。与美国具有共同利益或者身份认同（likeˉminded country）的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同样也逐步成为联盟的潜在对象。从美国角度来看，与其他国家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具有更高的合法性和更低的成本。

从目标上看，联盟成立本身就是基于外部安全威胁的。随着霸权国影响力降低，借助新盟友打压崛起国的诉求也不断增加。此外，借助联盟扩容把霸权国的影响力传导至区域、多边和国际规则层面，其目的是“规锁”崛起国，不仅减少对方战略空间和支持者，还要在国际事务中压制崛起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美国“规锁”政策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

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上，联盟扩容涉及议题领域和成员数量。与传统联盟政治不同，以这种联盟扩容为特征的现代联盟政治表现出战略导向和议题导向，常常表现为“议题联盟”。由于完全重塑联盟的成本极其高，原有传统的联盟关系成为此轮扩容的基础，而扩容后的集团表现为“传统联盟＋”的形式。

当前直接研究联盟扩容现象的成果较少，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种研究视角：一是论证联盟扩容具有能力聚合作用；二是霸权国诉诸联盟扩容，加强对联盟对象的控制，使之服务于霸权国强化区域乃至全球秩序主导权的目标；三是从联盟成员与新成员的共同利益角度出发研究联盟扩容；四是从成本分担的视角研究联盟扩容。既有研究与变动的情境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相比冷战时期的联盟主要关注安全议题，此轮联盟扩容涉及多议题，涵盖了安全、科技、经济等领域。其次，以往联盟的目的是聚合安全能力、掌握秩序主导权，经济只是辅助手段，国际规则的使用相对而言很少；此次联盟扩容的主要表现是将联盟政治放置到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上进行博弈，以制度和议题联盟竞争的方式展开。因此，联盟扩容的表现尤为明显，从简单的双边扩容到诸边或小多边，乃至包括了以往不是联盟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再者，联盟扩容的目标不再是联盟本身，而是超越了传统军事联盟的范畴，纳入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国。

联盟扩容的背景

（一）客观背景

第一，既成全球治理体系具有消耗效应，霸权相对衰落。全球治理的实质是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应对全球性挑战，因此必然需要考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关系。一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总量是有限的，不可避免地存在权力和资源的消耗，导致治理成本加大。近年来，随着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和相对衰落趋势的产生，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不断降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得益于既成国际制度，这些制度的溢出效应及其对美国权力的消耗效应愈发明显。

第二，既成全球治理体系具有功能性溢出，新兴国家得自体系的收益增加。霸权国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不仅使盟国获益，还将使联盟外国家受益。随着此前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和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各国不可避免地融入美国构建的治理体系中。溢出效应可以瓦解既成大国的权力优势，美国倾向于通过巩固现有联盟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

第三，作为二战后全球治理秩序的主要创始国，霸权国与盟国在发展阶段方面具有相似处，在利益上具有天然的一致性。随着全球性挑战的兴起，美国认为必须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

（二）主观背景

其一，霸权国放弃原有全球治理秩序的沉没成本、颠覆重建成本高，而改造重塑成本相对低，因此倾向于借助联盟政治强化主导权。虽然当前美国的联盟政治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矛盾和困境，但其生命力和影响力还是很强大，依然是霸权国维持全球和地区影响力的主要制度依托。

其二，既成世界秩序系统效应仍在，霸权国得自贸易收益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得自货币金融霸权收益的降低。美国依然居于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它的金融霸权和货币霸权依然存在，且系统性收益还需考虑其他领域内美国获得的巨额回报。

其三，拜登政府试图修复特朗普政府破坏的联盟关系和国际秩序主导权，然而由于能力所限且诚意不足，修复效果前景存疑。拜登上台以来的首要任务是重振美国的联盟体系，修复与盟国的关系，并拉拢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因此通过扩容塑造议题覆盖范围更广的联盟合作，成为美国修复联盟体系和国际秩序的重要选项。

基于此，对霸权国来说，颠覆全球治理体系的成本过高，修复是一个更优选项，而结合当下的国际国内形势，借助联盟政治修复既成体系是一个重要途径。此轮联盟修复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本文关注的联盟扩容现象。

联盟扩容无法满足稳定性条件

联盟理论事实上总结了霸权国吸引新旧盟友的重要条件，包括提供额外激励和承担必要成本。本节结合了既有理论中三种理想的联盟稳固模型，不仅有助于了解联盟成立的前提条件，而且有利于观察扩容后联盟的稳定程度。按照这种划分方式，扩容后的联盟的稳定性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级：从最低稳定，到基本达成，再到基本稳固。

前提一：最低条件是霸权国收益改善。我们借助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来理解这种情境：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大多数理论认为，在没有人受损的情况下，达成合作阻力很小，而如果部分成员在别人不受损的情况下收益有所改善，它们的合作意愿更强，且实现合作的可能都是有的。另一方面，不合作也会带来明显损失，在某种程度上提供适当激励具有促成合作的功效。只有确保联盟内无人受损，霸权国才能借助扩容盟友关系，修复其在体系中的霸权绝对优势。

前提二：基本条件是围绕联盟成本分摊达成共识。我们借助林达尔均衡（Lindahl Equilibrium）来理解这种情境：行为体围绕系统内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问题取得了一致，各自分摊的成本与边际收益成比例。每个行为体围绕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以及它们之间的成本分配进行讨价还价，并实现讨价还价的均衡。只有霸权国能够和盟友一起分摊成本，并确保盟友获得递增的边际收益，才能借助扩容盟友关系，修复其在体系中的霸权绝对优势。

前提三：特别是在霸权国发起的联盟中，能否达到基本稳定状态，还需要考察发起方能否提供足量和稳固的联盟补偿。我们借助卡尔多-希克斯改进（KaldorˉHicks Improvement）来理解这种情境：使受益者所得足以补偿受损者损失。如果能使整个社会的收益增大，体系变革也可以进行，无非是如何确定补偿方案的问题。霸权国具有参与盟友关心全球治理行动、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以及弥补盟友及其他系统内国家的损失的能力，才能借助扩容盟友关系，修复其在体系中的霸权绝对优势。

然而，客观世界中这三个前提条件并不是稳固具备的，尤其是在成本分摊和联盟补偿方面，霸权国会面临来自国内国际的掣肘。一方面，国内因素包括：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国内事务和党派利益集团分野掣肘外交能力。霸权国面临实力相对下降、重置治理体系的成本消耗却在上升的现实情境，加之国内问题的掣肘，提供联盟补偿的意愿和能力都有下降。另一方面，国际层面的掣肘包括：全球问题频发，国际社会对功能性治理诉求增强，盟友趋向务实；滥用长臂管辖，盟友信任降低，国际声誉下降；盟友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觉醒，不想被“割韭菜”。基于此，霸权国借助联盟扩容，“修复”全球治理体系，恢复制度非中性和护持霸权是具有难度的。以上条件有助于我们解释说明联盟扩容前提条件并不成立。

前提一成立与否取决于能否保证无人受损。如若霸权国收益改进，联盟对象不受损，这种帕累托改进的稳定点有可能达成。然而，尽管美国与盟国存在利益一致性，但所谓的“志同道合”并不必然带来无人受损的局面。尽管美国的盟国和伙伴都对中国崛起存在一定的戒备心理，但他们并不愿意直接加入美国构建的对华制衡性联盟，对那些从中国获益的国家而言，加入联盟将减少收益，美国难以提供相应的补偿。

前提二成立与否取决于是否可以达成分摊方案，但联盟中长期存在成本分摊问题，军事安全和其他全球治理功能领域皆如此。长期以来，美国在联盟体系中承担大部分成本，与盟国之间形成了相对默契的安排。然而，在美国的实力下降和意愿降低之际，联盟的成本分摊问题变得突出。

前提三成立与否取决于联盟对象所得是否大于所失，但霸权国能力不足致使承诺降低、国际声誉不足。霸权国和盟国不仅是补偿关系，还存在竞争关系，霸权国实力下降需要诉诸联盟扩容，但并没有意愿和能力将有限的联盟剩余分给联盟国家，且伴随联盟扩容，要分给他国的剩余也直线上涨。近年来，美国经济面临一定程度的挑战，经济增长一直落后于中国。在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美国提供的联盟剩余也将减少。

综上，联盟对象国加入联盟扩容的驱动条件是，霸权联盟国的联盟剩余大于零，而在现实中这一条件很难实现。

模型中的虚弱的扩容

经过多种合作博弈模型的试错分析后，我们最终选择了一种最为适用本文演绎推论的模型，进而从成员数的维度分析扩容后的稳定性，得出了虚弱的扩容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联盟扩容符合博弈论中“独立需求的成本分摊”，即每个国家的成本分摊都是理性的，是基于个体需求做出的决策。

首先，对于后续加入的国家而言，联盟扩容预期收益从客观上讲有所下降。桑德勒曾提出，联盟扩容源于相互防御的收益和分配，随着盟友数量的增加，收益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外部国家加入联盟需要依靠既有成员节约防御成本从而使新成员获得相对收益。然而，二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安全防御的需求在下降。因此，后续加入联盟国家的此类获益或曰享受到的剩余必然下降。

其次，联盟扩容对于发起国而言意味着成本的上升。随着时代背景的转变、议题多样化以及多边规则重要性的上升，小联盟无法让霸权国达到“规锁”崛起国的目标，所以才出现了联盟扩容的激励，然而这种激励让霸权国可能预期要承担的联盟成本逐步上升。

最后，后续加入联盟的国家有不断提高“要价”的可能。随着联盟扩容，联盟补偿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将以“滚雪球”的状态增加。加之加入霸权国的某个联盟也意味着后续联盟对象国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失得自与崛起国或其他系统内国家开展功能性合作的收益，它们往往对联盟补偿的期待会更高。如若霸权国家无法提供足够的联盟扩容的收益剩余，这些国家采取背叛联盟，或者发生联盟异化的可能性将是非常高的。

模型显示，越是扩容，后续加入的盟国享受剩余的可能性越是递减，且最终降至零。在现实中，联盟扩容的限制条件加剧了扩容的虚弱。加之降低成本、形成“规锁”战略是霸权国扩容联盟的目标，在现实中后续加入联盟产生的剩余更小。因此，对新成员而言，加入联盟、紧密追随联盟的激励不高。

结语

尽管美国的联盟扩容在当前大多未能获预期成效且前景淡然，但该行为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全球治理秩序，因此仍然值得关注重视。美国联盟重置和联盟扩容的主要驱动力是“美国优先”和霸权护持，而不是未来全球治理秩序的塑造和公共产品赤字的缓解。霸权国联盟扩容还会对全球治理秩序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它倾向于降低承诺和公共产品供应，只关心霸权护持，不关心全球治理；它宣扬以邻为壑的理念，强调意识形态差异和对抗性。此举违背了其他国家实现治理成本分摊和获取公共产品的初衷，不利于减少当前治理体系赤字和缓解碎片化现象。基于权力逻辑的联盟扩容甚至会加剧全球治理体系的分化和对立。为了抵制消极作用，不同类型的国家乃至霸权盟国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予以应对，进而塑造了更为多元的全球治理秩序，例如联盟异化和区域一体化。基于此，中国应对来自霸权国所谓联盟扩容的策略亦是明显的。第一，保持开放，增强网络性联系，包括经济联通、技术联通。第二，重视全球治理，在功能性领域开展积极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第三，强调求同存异，塑造包容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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