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侃理丨如何定位秦代——两汉正统观的形成与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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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个政权被论定为正统王朝，需要考虑三个标准：一是唯一性，即独享最高统治权；二是连续性，即与此前的正统王朝在时间或在法统上存在连结；三是正当性，即其建立和统治都合乎道义。本文聚焦秦和西汉时期，旨在探讨三者兼备的正统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陈侃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副教授

摘自：《史学月刊》2022年第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5期

“正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在历史叙述中表现为正统论。正统论将政权划分为正统与非正统，将历史进程叙述为正统王朝的单线更迭。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往往起着确立本朝在历史中的位置、说明统治合法性来源的作用。一个政权被论定为正统王朝，通常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标准：一是唯一性，即独享“天下”的最高统治权；二是连续性，即与此前的正统王朝在时间上前后衔接，或在法统上存在连结；三是正当性，即其建立和统治都应该合乎道义。由于历史上并不是总能找到同时符合三个标准的政权，在认定某个政权是否属于“正统”王朝时常常出现争议。本文聚焦秦和西汉时期，旨在正本清源，探讨三者兼备的正统观念是如何形成，如何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如何被普遍接受的。

中外学者对历史上的正统观与正统论已经有过比较充分的探讨，但对于正统观念形成、确立时期的认识，基本上没有超出1930年顾颉刚发表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一文的看法。顾先生厘清了从邹衍五德相胜说到刘歆五德相生说的变化，然而，德运问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恰恰是以正统观念为前提的，我们并不清楚秦汉时期的人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正统观念。

秦代的正统观姑且不论，探讨两汉正统观，核心问题是汉代人如何看待秦的历史地位。按照后世正统观的内容，这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否承认秦代帝王作为天子、皇帝的地位；第二，如何在五德终始序列中安排秦的德运。本文主要关注三方面的表现，首先是守冢、纪年等可能反映正统观念的仪节，其次是对秦代帝王的称谓有无贬抑，最后再看来汉人如何在五德终始说下安排秦和汉的德运。

仪节：守冢与纪年

汉朝之兴，起于反秦而终以承秦。汉之承秦，不仅在于制度，还表现为据秦之地、用秦之人，而汉朝的皇帝称号也是继承了秦始皇的发明。由于这样直接且深广的联系，汉初朝廷虽未曾有意识地直接处理正统问题，更没有将号令天下的正当性追溯到秦朝，但还是把秦的地位放在六国之上。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二月诏书命令为秦始皇置守冢二十家，数量是齐、楚、魏的两倍。不过，二十家之数以汉代的标准而言并不算多，甚至相比陈胜也可能会相形见绌。由此推测，在汉初统治者的心目中，秦始皇帝的地位明显高于六国诸王，但也仅是战国七雄之中的翘楚，与汉朝统治天下的正当性没有直接、显著的联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汉初人丝毫没有包含后世正统观因素的想法。比如君主纪年，在同一时段中只能选择一个国君，不能不考虑哪个国君更有资格，以及是否能够与当今的君主纪年相衔接。这就要用到正统观的唯一性和连续性标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正当性的意味。

西汉早期文献追溯汉代以前，一般用秦君纪年，透露出秦汉相承的历史观念。汉初长沙国相軚侯利苍之子墓中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和《刑德》甲、乙篇中均有秦至汉初的纪年标注。《刑德》甲、乙篇都用秦纪年来表示汉兴以前的历史，但在相当于秦二世元年的位置，都不注“秦二世皇帝元”而标注“张楚”。《五星占》行度记录的起点都是“秦始皇帝元年正月”，保存较为完整的行度表都将秦始皇纪年一直编到四十年，其下紧接汉元。这一方面反映秦始皇即位在星占观测中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起点，另一方面也说明秦汉相承的历史观念。

《五星占》

不过，在马王堆帛书的纪年中，秦二世是“缺席”的。取代它的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秦始皇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年。无独有偶，2018年出土的荆州胡家草场汉简中有一种编年记事的书，其中秦二世时期的记事不与秦始皇编为一册，而是下属于汉，格式也不同于秦的一组。这很可能是因为秦二世元年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被视为汉朝前史的开端。这在传世文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的侯功，述列侯从起之年，有“前元年”一词，凡十一见，又有“前二年”，凡两见。这里的“前”应是取“建汉以前”之意，用以指代秦始皇三十七年到汉元年之间的秦二世在位时期，代替了秦二世纪年。

综上所述，汉初朝廷和地方的统治者承认秦始皇的皇帝称号，认为其地位高于六国之君，但他们还没有明确的正统观念，并不将继承秦朝当作汉朝法统的来源。另一方面，由于秦始皇曾统一天下，汉朝上溯历史不得不采用秦的纪年，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秦汉相承的史观。秦二世的历史地位则明显低于秦始皇，不被承认为天下之主，甚至纪年也遭到抹杀。

上述情况到西汉中期发生明显变化。汉武帝后期，司马迁著《史记》，明确称“二世皇帝”，并用以纪年。这表明，汉人对秦代的定位已发生变化。

称谓：秦王与皇帝，

胡亥与二世

司马迁作《史记》，帝王称谓方面体例颇严。《秦始皇本纪》在二十六年（前221年）君臣议定“号曰皇帝”，以前例皆称“王”，此后则一律改称“皇帝”。《秦本纪》末尾简述秦代历史，同样是以“初并天下”的二十六年为界，分别称“秦王政”或“始皇帝”，对胡亥称“二世皇帝”，对子婴则不称“皇帝”。

不过，这并非汉代人的一贯做法。湖北荆州松柏M1号汉墓中出土了编写于汉武帝七年（前134年）的《葉书》，其中记载从秦昭王至汉武帝的各个帝王在位年数，写道：“始皇帝卅七年死。胡胲（亥）三年死。”虽用胡亥纪年，但不称“二世皇帝”。抄写于西汉中期的北大汉简《赵正书》，开篇即说“昔者秦王赵正”云云，又说“王死而胡亥立”，称“王”而不称“皇帝”，还直呼“赵正”“胡亥”之名。这样的称呼有意贬低秦代帝王，应是沿袭了秦汉之际东方六国遗民的做法。贾谊在《过秦论》中，七次提到秦始皇，也一概称为“秦王”。

贾谊并不否认秦有过“皇帝”称号，也承认秦曾为天下之主，表达过殷、周、秦相继为天子的意识。但在他的时代，世间仍多故老，战国遗风犹存，秦代十余年的短暂统治还不足以抹掉七国争雄的历史记忆。等到时移世易，世人都生长于汉朝的统治之下，习惯于海内一统，那时，秦并天下、立号皇帝的功业，秦汉相承的历史线索，才会更加突显出来。

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淮南子》一书，书成众手，而各篇用语不同，或称“秦王赵政”，或云“二世皇帝”，反映出新旧观念的交替。司马迁出生在秦亡六七十年以后，成长于汉朝鼎盛、儒术勃兴的新环境下，是汉文化塑造的“新人”。《史记》明确以秦承周启汉，在东周列国之中独为秦作《本纪》，上承五帝三王，称王、称帝，体例谨严。然而在汉昭帝时，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争论国策，后由桓宽编集为《盐铁论》，其中或称“秦王”，或称“始皇”，对胡亥则称“二世”。这反映出承认秦君为皇帝的观念在西汉中期还没有被普遍接受，但已经逐渐扩散。到了西汉后期，称秦始皇为“秦王”的做法才趋于消失。

总之，从称谓的变化来看，胡亥作为皇帝的正当性长期受到质疑，但秦始皇的历史地位在西汉中期得到加强，到西汉后期已经相当稳固。这个过程与正统观的确立是密切相关、彼此促成的。

秦水德说与

西汉正统观的确立

秦汉相承的正统观念在汉初朝廷中尚不存在，那么，汉初朝廷是否会按照五德终始说来安排德运，而更早的秦代是否会自居于水德，就有很大的疑问了。

五德终始说是战国中后期齐人邹衍发明的。顾颉刚推测其对应顺序是“黄帝土—夏木—商金—周火”，接下来的王朝应以水德代周。

秦用水德，在《史记》中多有体现。《秦始皇本纪》更明确说秦始皇根据五德终始说，实施水德政治，严刑峻法，断绝仁义。

但是，战国人所信奉的五德终始说认为五德皆有自然的周期，没有哪个王朝可以无限延续，这与秦始皇的政治构想格格不入。在秦始皇看来，朝代更迭的历史已经终结，自己开创的王朝将“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那就不会再有“五德终始”的余地，更不可能依据水德来制定国策。再者，始皇君臣自以为兼并天下之功亘古未有，怎么会接受五德终始说，甘愿排在周德之后，与三王五帝并列呢？

秦水德说的疑点还有很多。对此，栗原朋信在1960年出版的《秦汉史研究》一书中举证最为详备，不仅全面搜讨传世史料和前人的研究，还尽可能利用了出土秦代文字资料。现在，秦简牍已经丰富得多，但秦用水德的证据，仍然一无所见，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对秦水德说的质疑。

我认为，秦用水德是司马迁相信的史实，但他并没有秦代的原始史料，而是采信了汉文帝以后逐渐兴起的德运理论，其宗旨是支持汉朝以土德取代秦之水德。

秦汉德运问题，最初是汉文帝时由鲁人公孙臣提出来的。丞相张苍被迫做出回应，主张汉代才是水德开始用事之时，并且以文帝时“河决金隄”为汉用水德的符应。文帝本已决定改用土德，只因突发新垣平事件，才抱憾中辍。

汉武帝时期，儒学兴起，汉政面临转型。儒生、方士重提汉用土德之议，恰好能够在宇宙论上为政治转型提供依据。司马迁是此议的主要倡导者和改制的主事者之一。通过五德终始说，不仅可以批评秦政的弊病，而且可以将之描述为一种“过时”的政治，要求与时俱进，顺天应人，建立有别于秦的汉政。为此，司马迁批评张苍的汉水德说，力主水德属秦。武帝改从土德之说，是国家第一次正式采用五德终始说来订立制度，而秦用水德由此成为“定谳”。太初改历也可以视作正统观念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确立的标志。

然而，邹衍的五德终始只讲历数期运，不强调政权的正当性。这种不讲道义的统绪理论很难让儒生满意。汉人在很多场合仍将秦排除在正统序列之外，而以汉朝直承三代。这就与五德终始相继之说有所扞格，成为西汉末年新五德终始说将秦排入闰位的张本。

在刘歆的五德终始说中，五德统绪不能有中断，周亡汉兴之间的四十九年，不得不用秦来补足。刘歆改秦为闰是以接受秦水德说为前提的，而闰位的加入使得五德增加了与“闰”相对的“正”的意味。在刘歆看来，只有兼具统治天下权势和高尚道义的圣王，才能进入真正的五德终始序列，成为“正统”。这样，五德统绪不再只是自然期运，而被赋予了“治”和“道”双重含义。后世衡量正统的三个标准——唯一性、连续性、正当性——在此就都具备了。

新五德终始说在五德的自然期运之中注入人伦道义因素，给统绪加入正当性标准，使之成为“正统”。有了这层变化，习凿齿才会论说晋朝应该黜曹魏而直承汉统，北魏才有理由越过五胡十六国而上接晋之金德，王通、王勃才能主张隋唐越过魏晋南北朝而上承周汉之统；而北宋中期以后，人们斥五代为“五季”，否定其正统地位，同样是基于道义认同。在正统观念的历史中，正当性标准的加入，意义要比重排五德历运次序更为重大。

结论和余论

秦始皇自立于历史传统之外，排斥兴衰期运，不会有正统意识，也不可能接受“五德终始”学说。但随着秦亡汉兴，周—秦—汉的统绪若隐若现。一方面，汉初人还保有战国时期列国并立的记忆，正统意识淡薄，尚未意识到或不愿意正视秦并天下十余年的历史影响，仍视秦为七国之一。加之六国遗民厌恶秦政，故当时人多称秦始皇为“秦王”，对秦二世更直呼“胡亥”，甚至刻意不用二世纪年。另一方面，“承秦立汉”毕竟是现实。西汉初年的人们，尤其是汉廷，在政治实践中无法回避秦的特殊性，在守冢、纪年乃至皇帝名号的使用上，隐约把秦放到了类似于正统的地位上。

汉文帝时，儒生、方士为扫除秦政，利用五德终始说，号称秦当水德，而汉胜秦，当土德。武帝以后，汉廷承秦而以郡县一统天下的历史脉络日益清晰。司马迁等人力主改正朔、易服色，终于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确立了汉以土德代秦水德之说，客观上使秦在周汉之间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

西汉末年，刘歆创立基于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改汉德为火，上承周之木德，而将水德之秦排入闰位，扫除出五德正统。这就明白地在五德统绪之上加入了正当性标准，使正义和统治权一道成为“正统”的基本要素。这样做的客观效果之一，是减轻了人们承认秦朝统治权的压力。东汉以后，在名号上刻意贬低秦始皇、秦二世的行为基本消失。因为，承认他们当过皇帝跟在道义上肯定秦的统治，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了。

最后还要顺带谈及，后世正统观并非只体现于五德终始，也并不总是包含治权和道义两个层面。宋代五德终始说趋于消亡，而正统论却演绎出新说。欧阳修提出“绝统”说，朱熹继而有“无统”说。他们否定正统的连续性，同时又肯定秦为正统，推翻五德终始的闰位说，认定居于中原、一统天下即为正统，不主张正统必须包含道义因素。在刘歆的学说中，“正统”是“治”“道”合一的，而宋儒力主“道统”与“治统”分离，“道统”属于孔子以降的儒家圣贤，帝王即便夺取“正统”也不能将“道”据为己有。在现实中不再幻想“内圣外王”，这是儒学经历千年皇权统治后获得的智慧，自非汉儒所能预知。至于分隔“治”“道”的藩篱此后竟被清代帝王所打破，这又不是宋儒所能预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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