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丨亚洲史的学术史：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与中国的亚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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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什么超越“汉族中国”的亚洲史和东亚史很重要？为什么在亚洲史或东亚史上，欧洲与日本学者占了先机而中国学界落了后手？为什么今天仍然要用王国维“三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什么才是当今的新材料和新问题？

作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学系教授

摘自：《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第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7期

有关亚洲/东亚史研究的学术史，我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亚洲史或者东亚史的研究，在东方和西方学术界是怎样形成的？第二，它为什么会形成？第三，从学术史上看，现在中国的亚洲或东亚史研究，还有什么问题？

学术史研究的目的有四，即看清转型、背景、方向和路径。具体来说，第一，“转型”，通过学术史，了解今天的现代学术是怎样从过去的传统学术“转型”的。第二，“背景”，通过学术史了解这样的转型的背景或者动力是什么。是域外刺激？是政治危机？还是新资料发现？第三，“方向”，就是通过学术史的回顾，掌握当下学术研究的方向、理论、方法。什么重要？什么是前沿？什么是潮流？第四，“路径”，就是通过学术史的回顾和研究，探索学术研究未来的方向和路径是什么，什么才是可以持续发展的、有前景的领域。

回顾亚洲史或东亚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我们看到，这一学术潮流是先从东洋和西洋开始的。我们先从东洋说起。明治维新刺激了日本的世界潮流与亚洲意识，也塑造了日本的普遍价值和日本主义，形成非常纠结的国民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有关亚洲/东亚的学术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型。其中，有三方面表现得格外明显，即学术取向上的“趋向现代”、解释亚洲上的“与欧人争胜”，以及政治与学术的合流
倾向。

趋向现代：

明治以来的东洋学

首先，明治时代兴起的日本东洋学，是一种现代的学术研究。应该说，这种学术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刺激而产生的。当时的西方，尤其是影响巨大的德国历史学，一方面固然在为民族国家书写历史谱系，另一方面则强调客观而理性的史料批评。现代历史学一开始就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追求真相。现在，这种自信和使命也许在后现代理论那里有点儿被质疑，但是，在19、20世纪，这种信念很强大，而且是历史学领域的大潮流。在这股潮流里，日本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科学”的历史研究风气。日本明治时代的东洋学根据科学、客观、中立的立场，出现了旨在瓦解过去东亚（中国、朝鲜和日本）传统的历史系谱，用西方近代的判断方式和概念工具对东亚历史重新进行叙述和整编的取向。

这一类研究对现代历史学产生的影响，就是把传说和神话从历史里面驱逐出去。东亚整个早期历史的再书写，即把神话传说从历史里面驱逐出去，使原本神圣化的古代不再具有神圣性，打破古代是黄金时代（在中国是三代）的想象。这其实可以看成是东亚历史学现代转型的大趋势。

明治时期日本东洋学出现的另一个很大的转变是，传统日本关于中国的学问（比如汉学），转化成了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东洋学。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新趋向，其中最重要的是，更加注意史料的批判，更加注意中国的周边。原来的中国史，一方面超越汉族为主的传统中国，一方面超越王朝为中心的传统文献，被放大为东洋史。

日本明治时代的史学，不只是受到西方现代史学的单一影响。在日本现代东洋学的史学流派中，有东京帝国大学学派（简称“东京学派”），还有京都帝国大学学派（简称“京都学派”）。从“京都学派”一脉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清代考据学的资源也在起着催化转型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日本东洋学从日本“汉学”或者日本对于中国学术的传统知识中，也转化出来一种很“现代”的研究方法。

日本汉学和我们现在讲的欧美汉学不完全一样。在日本语境中，它指的是对汉文典籍的学习和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这使得一部分日本学者从这些知识传统中，直接继承了中国宋代、明代和清代的知识传统和问题意识。特别是有一部分人受清代学术影响，沿袭了中国清代的考据学传统。到了明治时代，一些学者又把这些知识和方法与来自西洋的近代主义思路结合起来，这一风气在“京都学派”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出现了以狩野直喜（1868—1947）、内藤湖南（1866—1934）和藤田丰八（1869—1928）为代表的一批学者。

可以一提的是，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曾经长期住在京都，既深受日本京都东洋学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了京都东洋学。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里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曾一道在京都，有两句是“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说的就是藤田丰八、狩野直喜和内藤虎次郎（湖南）。这批人跟东京那些受到欧洲学术风气影响的学者相比，有三点重要的不同：第一，他们认为，现实中国虽然不好，但历史中国还是很好的，中国传统中的那些思想、知识和学术，还是很了不起的，像章学诚、崔述等，就很有科学精神；第二，他们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往往心中的问题意识来自日本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学与日本的关系；第三，他们离明治时代的政治中心比较远，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比较淡，因此他们采取的似乎是一种更加中立、科学、强调理解的研究方式。他们将来自中国的这种考据学学术传统，与现代科学规范相结合，形成“京都学派”。后来，他们提出很多关于亚洲和中国的历史见解，比如“唐宋变革”“明清学术的近代色彩”“中古的贵族社会”等，都很有影响。

不过，无论是“东京学派”还是“京都学派”，从根底里说，他们都是在明治大正时代大潮流之下形成的，相同的地方更多，归纳起来有三点：（1）他们都开始不局限于传统历史文献，重视边缘资料与实地考察；（2）研究的视野都逐渐超越传统“汉族中国”或中央王朝，把满蒙回藏鲜地区甚至更远的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纳入考察范围；（3）他们都越来越注重新问题和新观念。

总而言之，明治大正时期，是日本东洋学追求现代性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中国学，有意识地把传统中国影响下的学术（汉学），转化为具有现代科学特质的东洋学，把单纯的“汉族中国”的文史研究，转化为对中国及其周边也就是“亚洲”的研究。这种转换不仅对当时的日本学界，也曾经对近代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欧人争胜”：

欧洲东方学与日本东洋学的趋势

欧洲人的东方学在源头上，跟早期传教士对中国和日本的考察，以及新兴的人类学对亚洲的阐释分不开。18—19世纪欧洲东方学和传教士、人类学家、探险者都是彼此相关的。一方面，传教士了解中国和日本，跟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学家，尤其是熟读中国经典的日本学者不一样，他们往往带有传教信念，所以会深入边缘地方，下潜到基层社会，去了解跟经典、文献中不太一样的中国。另一方面，当时一些欧洲学者在亚洲探险，同时做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比较，甚至进行地质、动植物、语言学的研究。当然有人说这是为殖民主义深入亚洲做准备，但在这个探险过程中，欧洲东方学者对中国及中国周边，比如印度支那半岛，乃至所谓“亚洲内陆”，都有很多了解。这些学者包括李希霍芬、斯文·赫定，还有斯坦因、伯希和，以及一些俄国学人。欧洲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对亚洲的了解，促使欧洲学者形成后来人们所说的“西域南海之学”，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日本学界。

日本学界从一开始就有跟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心理。我曾经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写道：“日本学者对于进入世界学术潮流相当自信，他们甚至觉得，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所以，日本才应当是‘东洋学’的前沿。”也就是说，在日本学界，有一个“究竟是谁更了解亚洲”的动力在里面，当然也有“谁是亚洲的主人”这个意识在里面。这很快就刺激出来一种学术倾向，即日本不再把“汉族中国”当作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对象，而是把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亚洲，都放置在日本所谓的“东洋学”的研究范围内。

正是在这一学术史的大背景下，日本东洋学界，以东京帝国大学和白鸟库吉为代表，开始了与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努力。

一方面，东京帝国大学在哲学、和文学、汉文学之外，于1886年新设立“博言学科”，在欧洲人巴兹尔·H. 张伯伦的推动下，发展文献学和语言学结合的方向。另一方面，佛教界的南条文雄、笠原研寿也去欧洲留学，学习当时德国和英国的比较宗教与比较语言，主攻梵文、藏文和巴利文。配合这一趋势，寺本雅婉等人也在政府支持下，到处收集满文、蒙文、藏文的大藏经，推动了各种语言学的兴盛。而在考古方面，日本学者也开始把注意焦点从中国扩大到整个东亚甚至亚洲。中村久四郎（1874—1961）曾经指出，日本明治四十年到大正初年，像关野贞、鸟居龙藏、滨田耕作等人，已经把考古的空间延伸到中国满洲、朝鲜、蒙古。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方对欧洲文明有一些疑问，因此更要从东方自身寻找文明源头。为了回应和推翻瑞典学者安特生（1874—1960）的“文化西来说”，他们对东亚整体的考古就更有兴趣，除了外蒙古、西伯利亚之外，他们对于古代朝鲜如汉代乐浪郡的考古、吉林集安的高句丽早期王陵的考古，都开展起来。

其中，明治大正年间最值得注意的，当然是白鸟库吉的研究成就。他最引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基本都是围绕着中国“四裔”展开的历史与语言研究。例如，他在赫尔辛基世界东方学会上引起轰动的报告《突厥阙特勤碑铭考》和《匈奴及东胡诸族语言考》，1902年在德国汉堡世界东方学会上获得好评的《关于乌孙的考察》和《朝鲜古代王号考》，1922年在巴黎亚细亚学会百年纪念会上发表的《匈奴起源考》等，都属于这一类论著。正如市村瓒次郎所说，白鸟库吉的研究囊括“东南西北”，东是朝鲜、中国满洲和日本，南是东南亚，西是中亚和西南亚的民族，北是蒙古。

白鸟本人的学术研究成绩当然很大，但是从学术史上看，他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日本东洋学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羽田亨（1882—1955）列举白鸟库吉的功绩，包括：（1）组织亚细亚学会，并在1908年和东洋协会调查部合作，出版学术报告，后来在1911年改为《东洋学报》；（2）1908年推动满铁株式会社进行满鲜历史地理的调查，编辑了《白山黑水文库》，出版《满洲历史地理》（包括德文版）、《朝鲜历史地理》；（3）1924年推动岩崎家建立了“东洋文库”并亲自担任理事和研究部长等。

白鸟库吉

在白鸟库吉之后，当过京都大学校长的羽田亨成了这一趋势的领袖人物。用石田干之助的话说，羽田亨推动了日本学界“注意中亚探险队的发现与成果，也注意到敦煌、高昌、龟兹、于阗遗址出土的如流沙坠简、石室遗书，以及这些发现带来的新方法，努力使用语言学知识，灵活地使用新出的残简逸籍，并介绍西方人的新材料和新研究，为我国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羽田亨曾经总结这一时期日本东洋学的一些进步表现：（1）东方新的考古资料与诸多文献的研究（如阙特勤碑）；（2）古代语文的发现（如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3）西域各国的人种的研究；（4）各种非汉族宗教文献的新发现（如摩尼教经典）；（5）粟特文化对东方的影响；（6）回鹘文化的东渐。另外一个著名学者宫崎市定（1901—1995）也总结过明治大正时代东洋学的变化，从明治时代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到大正年间桑原骘藏《中等教育东洋史教科书》，当然也包括其他东洋史著作，这时日本逐渐明确了亚洲史就是东洋史的重要性，也逐渐区分了单纯的中国史和东洋史，“中国史以记述中国自身沿革为最终目标，东洋史要解明东洋所包含的所有民族的命运”。

这个逐渐发展的历史学取向，就意味着要把研究视野从“汉族中国”拓展开，逐渐关注到整个东亚，甚至整个亚洲；把过去纯粹依赖文献进行的历史研究，变成结合考古学和语言学的历史研究。日本现代形态的“东亚/亚洲史”研究，就是这样在明治大正年间蓬勃开展起来的。

明治大正时代日本的侵略野心

与学术取向之关系

我如此强调日本东洋史研究者在超越“汉族中国”的历史研究方面的作用，并不是说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就不关注“汉族中国”之外的历史、地理与文化。事实上，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也有后来叫作“西北史地之学”和“补订重修元史”的学术潮流。

为什么那个时候西北史地之学也开始兴盛呢？这大概和当时大清朝的周边环境刺激有关。从康熙到乾隆，清朝开疆拓土，最终把西域、西藏并入大清。但是，乾隆盛世之后，中国国势渐渐衰退，俄国、英国等新帝国对中亚、中国新疆一带虎视眈眈，而大清帝国的理藩院经营这一片新的土地却捉襟见肘。刚好，这时有一些知识人，由于各种机缘，到了新疆或者关注西北。于是，开始有一些西北史地著作出现。比如：刘统勋（1698—1773）《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七十一（？—1785？）《西域闻见录》，祁韵士（1751—1815）《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祁韵士、祁隽藻（1793—1866）《皇朝藩部要略》，松筠（1752—1835）《伊犁总统事略》，徐松（1781—1848）《西域水道记》，魏源（1794—1857）《圣武记》，张穆（1805—1849）《蒙古游牧记》，何秋涛（1824—1862）《朔方备乘》。一直到光绪年间，还有韩善徽的《蒙古纪事本末》4卷出现。

至于重修元史的，除了众所周知的学者钱大昕之外，另有邵远平《续弘简录》、汪辉祖《元史本证》、魏源《元史新编》。到了晚清民初，出现了域内域外的各种新史料，除了早先张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元朝秘史》、清初萨冈根据蒙文藏文资料撰写的《蒙古源流》之外，人们又看到了海外文献和论著，于是又出现了不少有关蒙元历史的新著。比如洪钧（1839—1893）在光绪三年（1877）撰写了《元史译文证补》30卷。此后，屠寄（1856—1921）撰《蒙兀儿史记》，柯劭忞（1850—1933）撰《新元史》257卷。如果我们再加上姚莹（1785—1853）《康輶纪行》15卷对西藏史地的记载，李文田（1834—1895）《元秘史注》15卷对蒙古早期历史的疏证，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中国学界已经有了西北史地和不同民族历史的研究风气。

不过，晚清中国学术大势，并没有像陈寅恪所说的那样，能够“惊雷破柱，怒涛振海”，这些超越中国本部的学术研究最终重返书斋，成了“绝学”。值得深思的是，日本的东洋学却蓬勃发展起来，这是因为其和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政治有着紧密关联。具体说来，就是明治维新成功以后，东洋学的发展趋势，和日本试图成为东亚盟主因而产生的领土要求和侵略野心，刚好合拍，政治和学术互相激荡，使得东洋学成为“显学”。

事实上，日本很早就认为，17世纪中叶明清中国的变化，就是“华夷变态”，也就是中华变成了夷狄。所以在他们心目中，一直认为，长城以内18省的明代疆域是“中国”，而包揽满蒙回藏鲜的清代疆域，则未必是“中国”。这种日本传统的中国观念，在明治大正时期，随着日本国力增强，变成所谓“支那非（现代）国家论”或“中国唯本部论”。这种论调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日本非常流行。因此，他们对“中国本部”之外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已被日本控制的朝鲜，毗邻朝鲜的中国满洲，与满洲相连的蒙古，当然还有已经被割去的中国台湾，都怀有极大兴趣，甚至产生了“如同国土”的感觉。这种国家政治意义上的兴趣恰恰与学术上受到欧洲东方学影响的“四裔”之学风气互相结合，推动了明治大正年间对鲜、满、蒙，甚至回、藏的研究热潮。

关于这一政治与学术合流的风潮，最具代表性的倡导者，就是东京的白鸟库吉和京都的内藤湖南。白鸟库吉在明治大正年间推动满、鲜、蒙研究，就和这一线区域对日本的安全与利益直接相关有关系，所以，他在1915年创刊的《满蒙研究汇报》“发刊词”中说，“满蒙于我（日本），一为北门之锁钥，一为东洋和平之保障，今满洲为欧亚联络最捷径，在未来东亚文明接触圈，况我于满洲投入战费二十亿，人命牺牲五六万以上，我国民岂可轻忽视之？”同样，内藤湖南的《支那论》（1913）也与他对现实国家与区域的关怀相关。他的一个重要想法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状，负担不了对庞大帝国疆域的维持，所以中国的领土应该缩小，不能被“五族共和”这样的空头理论绑架，而要基于实力考量，宁愿一时失去领土而求得内部统一。这里隐含的，一方面当然就有把满蒙回藏不当作“中国”的意思，而另一方面，则是暗示日本对这些区域和族群负有某种使命。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日本明治大正时代东洋学的兴趣点为什么聚焦于朝鲜、中国满洲、蒙古；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一批顶尖东洋学家，为什么要与满铁株式会社合作，进行满鲜历史与地理的研究；为什么到了二战之中，东亚的历史视野会扩大为“大东亚”。这种有关中国“四裔”研究的政治意味，到了二战前后，就促成了富含侵略意味的“大东亚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诸领域

所受日本之影响

在亚洲史或者东亚史领域，当时中国学界的情况如何呢？我曾经总结过，晚清民初也就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在传统到现代转型时期的四大特征：第一是“历史缩短”，第二是“空间放大”，第三是“史料增多”，第四是“问题复杂”。“历史缩短”指的是科学的历史学兴起，把原来的神话传说从历史里面驱逐出去，以“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为代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学术大取向。而“史料增多”，指的是所谓“四大发现”（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大内档案和居延汉简），以及胡适所谓“日韩有关中国之文献”，这些发现刺激了中国人文学术很多研究领域的拓展，比如中外交通、古文书学、宗教史、社会经济、近世政治和社会等方面，也刺激了中国学界真正关注古史（甲骨卜辞）重建、关注“四裔”交流（敦煌），这些史料使得中国学术旧貌换新颜。如果再加上历史观念改变之后，各种原本处在边缘的史料进入中心的视野，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史料问题了。“问题复杂”指的是历史学理论和观念在西方影响下有所改变，观察和分析中国历史的角度、立场、方法变得丰富起来。比如，根据进化论提出的社会史分期，超越王朝/政治历史带来的历史连续性的视角变化，经济/唯物史观带来的重新认识，等等。历史学不再是帝王将相加上王朝政治，而是复杂得多的一门学问。

其中的“空间放大”，则涉及了本文所讨论的超越中国的亚洲和东亚历史。这一方面是中国学术自身的变化，前面说过，从晚清关注西北史地之学、重修元史之学开始，中国学者也对“殊方异域”和“异族文史”重视起来。另一方面，后来受欧洲和日本影响，我们的历史学家对所谓“四裔”之学/虏学/西域南海之学，开始有了兴趣，也开始关注“汉族中国”之外的，包括整个亚洲或东亚的族群、文化、语言和历史。

回看晚清民初中国的学术史，实际上确已出现变化，这个变化也已经产生了很多成就。因为中国人善于用中文史料来对证新发现的异族史料，在那个时候中国人的学问是很领先的。当时，很多日本学者也很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像我们提到的那珂通世、内藤湖南都要学习当时中国人的论著。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像辜鸿铭就对欧洲人的中国学不大客气，而沈曾植和罗振玉都敢于讲这种“大话”：“欧人东方学业尚在幼稚时代”“鄙人昔所研习……创立在欧士之前”。

可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后来没有形成“亚洲史”或者“东亚史”的传统？我个人特别注意到的两点是：

第一，晚清民初，重建中国、民族革命是人们最大的关注点，“四裔”还不是焦点问题，所以，中国人当时对于亚洲之史没有一个非常强的研究动力。也就是说，这些学术上的变化没有跟中国的命运、中国国家的建设、中国民族国家边疆的建设联系起来，中国人当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领域的重要性。所以，这些学问还是少数人的书斋学问，好像象牙塔里的“绝学”，并没有成为整个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与日本是不一样的。

第二，我觉得中国学界，就像中国政界一样，仍然残留了传统“天朝”“上国”“中心”的意识，总觉得历史书写里面，“中国”最重要，总是沉湎在自给自足的心态里面。特别是研究中国史的人，总觉得我们自己的史料汗牛充栋，就像天朝无所不有一样，书写中国历史不必依赖周边四裔，所以始终没有发展出研究“亚洲史”或“东亚史”的风气来。

所以，不要说中亚、东亚、南亚、北亚和西亚，我们看，就是和“汉族中国”直接相关的满蒙回藏研究，在晚清民初，好多也不得不依赖日本的研究。那个时代，考察苗疆有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1903），研究西藏有河口慧海的《西藏三年》（1909），讨论满洲有鸟居龙藏的《满洲人种考》（1910），研究蒙古有河野原三的《蒙古史》（1911）和矢野仁一的《蒙古问题》（1916）。虽然深受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影响的少数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等，已经注意到这种学术史的变化，但整体上说，中国学界对于亚洲或者东亚史是忽视的，此种状况一直要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由于中国处于国族危机的关头，这些有关“汉族中国”之外，涉及整个亚洲或者东亚的问题，才成为学界重新关注的大话题。可是，这距离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东洋史研究转型，已经晚了几十年了。

结语：

通向亚洲史或东亚史的途径

最后，我重想温陈寅恪先生的两段话。

一是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陈寅恪说，王国维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新方向：第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第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第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二是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里，陈寅恪说，学术必须要有新材料和新问题，用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就是这个时代学术的新潮流。做学术的人，如果能进入这个潮流，叫作预流；如果不会用新材料，不会研究新问题，就叫不入流。

最后，我们仍然要深入思考：为什么超越“汉族中国”的亚洲史和东亚史很重要？为什么在亚洲史或东亚史上，欧洲与日本学者占了先机而中国学界落了后手？为什么今天仍然要用王国维“三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什么才是当今的新材料和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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