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丨史学经典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

✦

✦

✦

摘要

探索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意义重大而又任务繁重，而这些珍宝却散存于浩瀚的典籍之中，对此要做全面梳理论证，工作量很大。据此，我们需要俯察众流，抓住关键，采用恰当的方法，首先应致力于对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经典的深入考察。

作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摘自：《东岳论丛》2022年第7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10期

文化基因是民族特质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是数千年奋斗前行的中华民族躯体内流淌的血脉，是民族精神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这是当前学术界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落实的重要课题。

俯察众流，抓住关键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一部气势恢宏的伟大史诗，文化基因浓缩了她的传承力、生命力、影响力，因此又与当代社会进程密切相联。中国是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成就灿烂辉煌，中间经历过严峻考验，却能穿越曲折、衰而复振、蹶而复起。尤其是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强嚣张的侵略气焰面前，中国作为统一的东方大国，坚持反抗斗争，经过抗日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建立了新中国，从此走上奋发图强、实现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古老的东方民族能够创造出人类史上如此非凡的奇迹，历经漫长岁月考验却具有坚韧不拔的生命力，并且在现当代再度激发出伟大的创造力，展现出大国的尊严和风采，那么其文化基因和历史根源是什么？今天如何将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发挥其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对此深入探讨，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大体而言：从黄帝时代至夏商时期，是萌发阶段；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是产生和光彩展露阶段，其标志是《尚书》《周易》《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及其他战国诸子对民族文化基因的一些特征、智慧作了极其简要的概括，成为著名的古训，这是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渊源，也是后代卓荦人物认识中华文明特质并加以阐释的纲领；秦汉以后至明代，是民族文化基因壮大和芳华盛放阶段；自清初至20世纪，民族文化基因在走向近代和救亡图强思潮涌起的新环境中得到淬厉、升华，凤凰涅槃。

探索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意义重大而又任务繁重，因其思想内涵精深奥妙，而这些珍宝却散存于浩瀚的典籍之中，对此要做全面梳理论证，工作量很大。据此，我们需要俯察众流，抓住关键，采用恰当的方法，首先是应致力于对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经典的深入考察。也即，从内容博大厚重、记载系统深刻、凝聚着古代先贤的哲理思考和智慧、体现了民族伟大创造精神的经典名作入手，对其孕育的文化基因认真进行发掘、总结。产生于西汉强盛时代的不朽巨著《史记》，就是这样兼具丰富性、思想性、创造性，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锻造与提升过程中产生过巨大作用的杰作，亟须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审视，做出具有理论价值的创造性阐释，并从中获得宝贵启示。

司马迁著史的时代机遇

《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是因为这部杰作产生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司马迁站在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总结中华民族壮阔的历史道路，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对于西汉时期为《史记》的产生所提供的时代机遇，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概括性论述：

一是西汉时期，国家实现了空前统一，总结中华民族以往全部的历史水到渠成。

西汉建立伊始，一方面继承了秦朝的统一事业，另一方面，采取宽省政策，至武帝初年国力达到强盛。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即生于斯、长于斯，由此能够站在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作深入考察。《史记》记载了远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著史目标，并成功创造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有机联系的史学新体裁。如此贯通古今、内容饱满生动、有血有肉的史学杰著，有力地响应了表现和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时代需求。

二是适逢民族创造力旺盛的时代，展现中国精神、中国智慧恰逢其时。

汉朝人物有“引大体忼慨”的豪迈气质，敢于和善于议论国家的政治得失，这也与当时社会旺盛的创造力相合拍。司马迁对其生活时代这一特点感受最为强烈，《史记》记述的历史就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先秦时期撰成的《尚书》《春秋》《左传》为中国史学奠定了基础，而西汉《史记》以人物为记述历史的中心更表明其“历史意识”的进一步升华，这就使《史记》成为展现中华民族精神、中国智慧的最为宝贵的历史教科书之一。今天通过对这部产生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极具青春活力时期的史学宝典来剖析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三是汉武帝时代为《史记》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文化条件。

汉武帝雄才大略，兴造功业。正是国家辽阔的版图和社会蓬勃向上的局面，为司马迁提供了极好的著述条件。他有两次壮游的经历，不仅走遍中原大地，还远至西南夷地区和东南方的会稽。其游历，又是与实地调查史迹、访问故老传说相结合的，因而对史实的把握更准确，对历史特点的认识更深刻。在文献的收集、整理方面，西汉初年和武帝时期都曾大规模搜集图籍，“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广泛的阅历，丰富的典籍，严肃认真的“考信”功夫，使司马迁实现了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宏愿。

上述分析说明了：国家统一事业的空前发展，使史家勇于担负继五帝传统、承三代绪业的大任，总结中华民族已往全部的历史；史家生活于西汉盛世，深受“引大体忼慨”时代风气所浸染，因而具有展现中华民族非凡精神和智慧的襟怀与能力；“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史料凭借，史家本人丰富、广泛的阅历，使他能够撰成将前代知识及文化囊括其中的、“实录”式的史学杰著。多种历史条件因缘际会、相互作用，加上司马迁本人的杰出才华，就是《史记》能为锻造和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作出杰出贡献的原因所在。

 《史记》对锻造中华民族

文化基因的非凡贡献

中华民族至今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并焕发出蓬勃生机，她的文化基因一定具有醇美质朴、蕴蓄深厚、广纳互通、绵延持久的优良品格。毫无疑问，各个时代的文化经典都为民族文化基因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然则《史记》因其得天独厚的时代机遇和生动记述汉武帝时期以前全部历史与文化的宏富内容，而理所当然地备受关注。本文将《史记》这部史学宝典为锻造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贡献，归纳为以下五项：

（一）弘扬传统，疏通知远

“疏通知远”是华夏先民很早提出的观念，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重要源头之一。司马迁确立的著史宗旨“通古今之变”，就是《尚书》“疏通知远”精神的直接发展。司马迁以著成《史记》、接续五帝三代，直至记载秦汉历史为本人的崇高使命。在这种历史责任感的鼓舞下，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司马迁作出了典范性处理。首先，确认黄帝为中华文明始祖，是在审慎“考信”基础上对于先秦儒家典籍记载的恰当继承并作出定论，这对于奠定几千多年来的民族文化认同具有重大意义。其次，《史记》明确记载，夏、商、周三代鼎革，同时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所总结的王朝盛衰的历史教训一直为后代传承下来，成为加强民族文化认同的宝贵思想营养。再次，继承先秦政治家、思想家的进步观念，对于秦汉之际历史变局和西汉建立这一重大历史关节点做出深刻的总结。司马迁无比珍惜中华民族壮阔的历史道路和文化成就，而把这一切囊括于书中，成为华夏子孙保存集体历史记忆的重大依据，这正是司马迁为锻造“弘扬传统，疏通知远”这一民族文化基因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革新创造，穷变通久

贯彻革新、创造的精神，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制定正确的施政方针，是中华民族克服艰难、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司马迁以史实对《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古训作了充分的阐释，而其“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首先即要探究变革对推进历史进程的意义。对于战国时期的历史，他突出记载了商鞅变法、吴起变法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对于实现强国的明效大验。他又再现了汉朝因成功实行治国政策的改变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朝代的历程。西汉初、前期的成功变革主要包括：一者，实行以儒家“德治”为指导的政治方针；二者，高后、惠帝年间，继续有效地实行顺流更始、休养生息的政策。司马迁不仅总结了“承敝易变”的深刻哲理，又清醒地提出“见盛观衰”的重要命题。其实录式著史和“盛极而衰”的敏锐观察，恰好与武帝晚年“深陈既往之悔”而转变政策，实行“罢兵力农”的历史进程相符合。其“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观察，也影响了后代史家。

（三）加强统一，凝聚团结

不断加强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心理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必然历史趋势。《史记》首创的“五体”配合的著史体制，以十二“本纪”为总纲，其余“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相环绕，如众星拱北辰，“以奉主上”，恰恰是现实大一统政治结构在历史编纂方面的投影。在内容上，司马迁更是殚精竭虑、旗帜鲜明地记载了大量有关国家统一不断加强的史实：其一，作为全书总纲的十二“本纪”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统一规模不断向前推进。其二，专门设置《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两篇，充分肯定秦的历史地位。其三，高度评价贾谊、晁错的削藩建议，详细记述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和武帝实行的“推恩令”。其四，以“宣汉”的鲜明立场，大力赞扬汉朝推进全国统一规模的历史功绩。其五，以宏大气魄记述了国家大一统局面下，各民族的活动、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的关系。以上歌颂国家统一发展的宗旨和风格，为东汉初班固《汉书》所继承，使加强统一、凝聚团结的文化基因得到极大提升。

（四）热爱和平，反抗压迫

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司马迁继承了华夏先人热爱和平的传统，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对汉文帝成功实行对匈奴“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边陲”的政策，表达了衷心赞赏，称其达到了“仁”的境界，使这一传统得到强有力的传承。热爱和平与反抗压迫，是正义事业相辅相成的两翼。司马迁表彰了蔺相如在面对秦昭王恃强对赵国欺诈侮辱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又表彰了雇农出身、揭竿而起、点燃了反秦起义烈火的英雄陈涉，破格立《陈涉世家》，生动地表现了他为解救民众灾难敢于举起反抗大旗的精神等。由于《史记》的大力表彰，视死如归捍卫赵国尊严的蔺相如，揭竿而起反抗暴秦的陈涉等，就成为后世教育中华儿女捍卫民族气节和维护社会正义的崇高典范。

（五）包容共辉，和谐有序

《周易·坤卦》载有重要古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概括了民族文化的兼容性、广博性。《史记》这部巨著囊括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事件、众多人物活动和丰富的典章制度、社会情状，恰恰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文化“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宏伟气魄。这里举一些突出的例证。一是，《史记》从多方面记载各边疆民族的历史、文化，充分证明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二是，《史记》展示出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宽阔胸怀，全书蕴含着大量的思想资料，丰富了我们的民族智慧。与此密切相连的是，和谐有序这一文化基因也在《史记》中得到大力弘扬。司马迁以高明的手法，将这种智慧用到史书体例上，经过他精心组织、安排，使全书各大部件之间、篇章之间、相关的重要内容之间形成一种统一、协调的关系。尤其是，作为全书的总结，司马迁一一提炼出《史记》130篇的撰著义旨，进而概括了全书的著述目标。这一成就使《史记》世代为广大民众所传诵，也启发人们对运用均衡协调观点审美的追求，使和谐有序这一民族文化基因提升到了更高层次。

结语

站在21世纪的今天，深入探讨《史记》杰出成就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这一课题，我们深切地感到华夏祖先对我们的馈赠十分丰厚。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塑造和发挥强大作用，与五千年恢宏历史进程相表里，举世独有，这是她的坚韧性。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发展，由此创造了古代文化的光辉灿烂，在经受困厄危难之后又能衰而复振、浴火重生，这是她的优良性。中华民族五大文化基因又是综合地发挥作用，因而具有融通性特点。弘扬传统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壮大的根脉；革新、创造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动力；加强统一、团结凝聚是中华文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保证；热爱和平、反抗压迫是中华文化的愿景和气概；包容和谐是中华文化的胸怀和神韵。这五大文化基因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到了西汉盛世，经过司马迁以其全部智慧和生命在《史记》中加以继承、总结、淬炼，而大大提升，进而在中华民族文明基因锻造史上大放异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确立文化自信，将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大力弘扬，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相关

推荐

《社会科学文摘》往期目录

✦

✦

更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