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泓丨后现代之后：新社会史回归社会科学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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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同现代国家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合流，形成社会科学诞生的历史基础；后现代之后的失序重建，促使哲学、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回归，敦促社会科学史学回归，主张人文性与普适性合一的社会科学史学。

作者：周泓，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11期

史学是否是科学，是史学史的百年论题。文艺复兴使史学摆脱经院束缚而转向人的研究。启蒙哲学据知识普世性，推导人类社会规则，史学被冠以理性主义与科学性。19世纪历史主义方法论提倡档案考据，主张历史具体，认为历史不存在规律性。20世纪之际史学借鉴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多学科结合，以社会史、历史社会学奠立其地位，此相对于兰克史学称新史学。继而借鉴历史人类学，承继人文主义，形成多向度与文化属性突出的新社会史。后现代叙事强调史学书写质性、文本转向之相对主义史学观，认为史学科学化在认识论上不成立，传统史学与年鉴史学均被质疑。新社会文化史被认为史学一次“范式革命”，主张史学任务不是分析因果而是发现意义。后现代之后，史界正视史学的社会科学属性，肯定其真实性、客观性、整体性、规律性。如同现代国家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合流，形成社会科学诞生的历史基础；后现代之后失序重建，促使哲学、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回归，敦促社会科学史学回归，主张人文性与普适性合一的社会科学史学。

新史学：

社会科学史学与社会史

新史学一是指20世纪初始、1950年代发展的旨在反对兰克史学传统的社会科学史学，及其年鉴学派社会史范型；二是指近40年新文化史突出的新社会史。其均提倡开拓史学领域，与社会人文分支学科合作等。这亦是后者能够回归前者的基础。

（一）年鉴史学与社会学

继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后的近代史之双重性在于，古典人文精神与理性重新觉醒，科学实证主义居于人文主义之上。文艺复兴重振古典科学文化，促成写本文化转向文本印刷文化、“精确学术”与文字学（文献学），以古代文化与历史知识对证文本真伪。继而，文献档案成为鉴定古文献文物的依据。同时自然科学扩展，科学模型、测量参数成为分析社会、人的行为与规律的方法。启蒙运动使历史世俗化，宗教改革否定中世纪经验意义或连续性，宗教时间—生命循环观为科技革命的线性意识代替，历史现象不再被复制，强调变化差异、特在性与时段性。兰克史学与独立于神学框架的民族国家史学相伴而生。

由A. 孔德开创、E. 涂尔干发挥至T. 帕森斯臻于成熟的主流社会学，据自然科学方法探寻普遍法则，以因果律或自然规律强调结构决定历史。马克思、涂尔干及M.韦伯等人不乏社会结构与变迁分析概念。一些社会学家批评这种社会学方法论，认为对普遍性的期待未曾真正实现。后者由历史找寻批判主流社会学普遍性之根据与途径。C.W.米尔斯抨击“反历史”的“宏观理论”；L.von兰克等认为据档案史料、基于理性与科学的近代史学才具客观性、科学性。1824年兰克《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提出史家如实直书理念，确立史学在近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介于主流社会学与史学之间，年鉴学派反对兰克实证史学，主张史学社会科学化，以揭示历史制度、事件和观念背后的潜则，提供史家不具备的分析概念、定量方法等。强调史学须回答历史何以能够连续，其前提正是历史社会学所呈现的历史过程的各种可能性。

亨利·贝尔历史综合思想为年鉴史学确立方向。其1900年创办《历史综合杂志》，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综合其他学科，形成新的跨学科模式。1903年该杂志发表F.西米昂《历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一文，主张摒弃传统史学之政治偶像、精英偶像和编年纪事偶像。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继承此思想，认为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提出“总体史”概念。美国鲁滨逊派反对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地位，主张史学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强调史学联结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标志着年鉴史学诞生。它在本体论上承认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又避免意识形态与历史哲学的干扰；在方法论上倡导“问题史学”与多学科结合，心态史、结构史、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为其产物。

二战后社会史学范型扩伸，分化出经济社会史、文化社会史、结构社会史，乡村史、城市史、家庭史、企业史等；新文化史再分化出群众文化史等。1978年雅克·勒高夫以“新史学”概括已居主导地位的延续年鉴学派的史学。然而兰克学派之具体、史实、实证立场仍为许多史家固守。

（二）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 

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概念打破传统分期，历史事件不再为史期划分的主要依据，“连续—中断”概念被置于更长时段。布罗代尔与埃曼纽尔等以长时期结构如僵滞领主制等，质疑历史作为政治事件史观。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认为，大革命未导致断代，行政君主制是民主意识形态的先源，新旧制度衔接，摧败贵族原则及其合法性。《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言、《法国大革命与农民》撰者乔治·勒费弗尔成为法国社会史奠基者。

新史学的社会史，倾向于民族志或人类学史学。它改变史学时序性，开始史学的乡村研究，如生命仪式、血亲家族、村庄的阶级与社群结构等。民族志史学的直接贡献是突出物质文明，食物、建筑、文物等研究使符号学、美学、艺术史、人类学与史学联结。民族志史学意义亦在于重新评估历史主角，关切职业阶层；心态史使史学接近人类学。民族志比较法和逆推法，敦促否弃欧洲中心论，关切同一社会不同演进阶段的群体共存。20世纪早期，E.V.莫伊勒等已从事民族志和文献比较。马塞尔·葛兰言和马克·布洛赫均据历史神话、仪式，比较社会信仰、集体心理、思想体系。布洛赫《国王神迹》借鉴让·德·迈利《神圣行为与奇迹要略》与F. 科恩《中世纪早期的神恩与抵抗权》，论释国王触摸治疗患者之神迹信奉基于神圣性与王权的结合。其联结政治、宗教与心态史，被视为历史人类学奠基者及跨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的社会史家，且为“研究政治观念的史学家确立方向”。雅克·勒高夫指出，传说、仪式、图像、徽章、符号等，是可资政治史研究的内容，新政治史具有整体性的政治历史人类学特征。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如詹姆斯·弗雷泽《王权魔法起源》，M.莫斯、H.于贝尔《魔法通论概要》，阿诺德·范热纳《品性转变仪式》均为此主题成果。夏尔·布隆代尔《集体心理学导论》等肯定感觉、思想与行动之普遍方式；Arthur Mauris Hocart《国王与谋僚》、H.法兰克福《王权与神祇》、让·韦尔南《希腊人的神话与思想》等均产生历史人类学影响。《埃诺迪百科全书》关于王权起源之“魔法起源论”，成为与“历史起源论”并列的类型。1950年代，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以近代西欧“国王二体”论揭示现代国家的中世纪根基。勒高夫继布罗代尔主张结构人类学与史学结合，其基于中世纪史的双重性，将史料“严格性与想象力”的文献—文物概念作为新考据法，奠定一种新的编年史学基础，它不再是线性的。

（三）概念史、情感史、微观史

概念史相对于编年史，据概念演变研究历史。认为不同概念即不同原则，一个时代以此别于其他时代，真正的时代由概念标志，形成社会史的独立方法。“观念史”亦将概念作为历史研究核心。R.科赛勒克称概念史为历史语义学，观照基本概念在不同国度的形态成因，及历史语言书写形构历史概念。

对于情感史研究，1919年荷兰史家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探讨中世纪情感生活。1939年埃里亚斯《文明的进程》论释情感压抑为现代性的重要表征。1941年吕西安·费弗尔《感性与历史》指出，身心不安全感限制历史行为者的思想与行动。韦伯、弗洛伊德及福柯延伸此论题路径。1970年代后期，认知心理学“情感革命”以直接的实验数据，证实情感与思想同时存在，否定情感与理性分立。威廉·雷迪赋予情感变化以历史意义。21世纪情感史研究形成基本理论：皮特·斯特恩斯“社会约束情感表达的情感学”，威廉·雷迪“权力控制/克制场所”情感理论，芭芭拉·罗林宛恩“情感认同形构情感团体”理论，伊彦·普兰普尔以医疗与心理资料和情感词汇揭示社会权力结构变化。扬·普兰珀《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等探讨跨学科情感研究。近年情感研究聚焦大革命等重大历史现象，及某些概念的情感起源，由情感重解启蒙观念等。

微观史是历史研究的普通人转向。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夜间的战斗》据宗教法庭审判记录、税收记录、法院档案等，撰释中世纪教会、法官、巫师、农人的信仰、心态，是微观史的经典之作。宗教裁判所案卷记录成为若干世纪前的可信资料。福柯新历史研究反对理性主义目的论，考论“真理”生产的政治史、不可直观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历史中沉默的“不正常”生活者、边缘隐匿生命，主张破除身份叙事。彼得·伯克指出微观史反映史学与人类学之碰撞，是宏大叙事的重要补充。

后现代叙事史学与

新社会文化史

社会科学将突进视作进步以免被责“非科学性”，从而导致对人和社会的误识，即社会科学可以成为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后现代主义否定自启蒙运动以来居于西方主流地位的现代理性、进化学说，多民族、反权威、无中心、叙述化等为其特征。其理论来源有尼采及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索绪尔的文字性质不稳定性主张，罗兰·巴特的文本注重，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解析，德里达的解构观念，格尔兹的意义阐释等。解构理论是其核心。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最早使用“解构”一词，以示分解结构和凸显个体之意义。德里达扩展“解构”为解除二元对立思维与等级压迫结构的方式，其《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等正式提出“解构主义”。

海登·怀特《元史学》等以语言学探讨叙事史学理论，使后现代历史哲学进入史学领域。其 以19世纪代表性的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作品，确证其中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以历史事实由语言预构历史情节，审视史家主体性语言模式。认为历史知识据叙事书写而非据史实，文本与解读具相对性，史学与文学不具本质差别，史学科学化在认识论上不成立，书写成为一种信仰行为。1970年代西方史学界将叙事视为史学知识生产的方法，强调历史认识的客体（史实、史料）非独立于认识者，不可能据检验史料判断史实。威廉·德瑞《论叙事在史学中的性质和作用》首次使用“叙事主义”。历史语言研究转向摒弃史学客观范式和历史本质性规定，认为史学考据由既定概念框架选择史料，真相没有绝对认识论意义；历史非以直线呈现，不以进程揭示真实。历史叙事本质为历史写作哲学和历史美学。史学由“科学”变为“文学”，反对结构式历史和社会科学化史学。年鉴学派被抨击——未推翻兰克、孔德等确立的历史认识论。后现代史学质疑史家权威与意识形态性，以差异性、多样性反驳民族国家史、东方—西方模式及以西方历史延伸非西方史，突显“文化转向”。新社会史主张历史即文化，人是文化的具身，身份由文化塑造，理性在文化中运作，不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而是文化建构历史。口述史构成新社会史突出论域，肯定记忆与文字同具史料价值，印证正史记载。

后现代史学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削弱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及价值，文本主观否定史料真实性和史实，动摇史学存在的基础，导致史学合法性危机，引起部分学者反驳。又，历史是西方近代文明呈现的最重要途径，史学成为抵制后现代主义的据点。大卫·卡尔申明，不是历史相对主义而是客观主义，才能赋予边缘群体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强调叙事无法摆脱分析和解释，个人生活由社会背景解释，是一种整体决定部分的关系。费正清解析朝觐体制、周锡瑞批评何伟亚《怀柔远人》，即捍卫史学科学基础和学科地位，警示后现代史学对历史真相的否定将导致对历史求真目的的否定。

针对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形成后现代叙事史学：史学主体由人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研究问题由经济与人口转向文化和情感；相近学科由社会学、经济学等转向人类学及心理学；研究对象由群体转向个体；历史解释由直线式至多重互联；方法由分析转向描述；史学性质和功能由科学性转向文学性。

回归社会科学及整体史

1980年代新文化史范式居于史学主流，摒弃国家史观、进化史观、宏大叙事等。其短时段碎片化引发史学界反思，主观化、微观化的新社会史，受到长时段、宏观性、本质论史学的质疑。后者据世界历史进步必然性等重申史学之客观、本质、规律。G.伊格尔斯主张介于客观性的兰克史学与主观性的后现代史学之间、理性而人性的学科研究。

（一）社会科学与历史理论回归

历史社会学具共时性与历时性、规律性与差异性等多重二维交互属性，可溯至孔德、年鉴学派及韦伯对现代文明起源的思考，二战后成为一种学术路径，侧重以宏观历史分析现代性起源与转变等，阐释不同社会的同类现象、相同规律、历史与结构变迁的基本模式。1963年S. 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E.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4年C.蒂利《旺代》，1966年B.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以大问题历史取向引起学界反响，奠定历史社会学地位。 

布罗代尔等强调整体史观方法论，质疑相互割裂的文化、经济诸决定论和目的论，突出时空两大要素：时间的长、中、短时段和空间的世界史观。长时段关联历史结构。西欧商业资本衔续工业革命前四五个世纪至18世纪社会经济。E.R.考特尤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吕西安·费弗尔《拉伯雷与16世纪的不信教》、阿·迪普龙十字军研究，表明文化、思想、思维具跨越社会历史的稳定性。科学史诸多宇宙观模式延续若干世纪，几何学宇宙观存在至爱因斯坦革命。文明史、宗教史、艺术史等及古典研究超越传统史学分期。整体史比较兴起。弗兰克据“整体大于局部总和”认为，制度仅仅利用而非决定经济进程及其变动，人性才到处都是同一的实体。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反对欧洲经验、中国经验等单向估量。整体史观涵纳凡曾存在于世的相对独循短暂的人群，凸显史学即人学传统。

修昔底德“第三者不在场”撰写立场、兰克的如实直书、孔德实证主义、近代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奠立传统与近现代史学的客观中立原则。1950年代年鉴史学重申社会科学化，继而史界辩论“历史叙事”，史学于结构和事件间摆动选择。1990年代西方学界反思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叙事归根到底反映社会事实；史学的主体性即史家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和体验，能动性地生产符合社会需求的历史作品；读者依据自己理解，接受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史学作品；历史叙事与因果秩序并存。21世纪西方史学呈现“转向”“回归”交迭：一是诸种转向相继，如记忆转向、空间转向、全球转向、自然转向等；二是诸种回归接踵，如长时段回归、普遍史回归、制度史回归、历史理论回归等。

历史理论亦称历史本体论或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探讨历史的规律、动力、价值、主体、目的等。古希腊罗马崇古信古说、基督教末世论、中世纪普遍史观、启蒙时期历史进步主义，皆为历史理论的形式。19世纪黑格尔历史哲学及其世界史观使西方历史理论至鼎盛状态。同时英国学界知识的专业化催生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年鉴学派反对盎格鲁·萨克逊知识结构分支论，主张以长时段和总体观研究社会根源和总体的人；以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研究结构的历史和问题分析史。

史学理论受到人类学与哲学影响。E.泰勒设定人类社会普遍遵循相同规律，从最简的形式至最复杂形式，不同社会转变速度不同，然进化并无差别。F. 鲍亚士认为，各社会的结构分析可建构真正的人类社会史。杜梅齐尔揭示原始罗马社会转向国家掌控社会的历史规则，表明结构联结历史。后殖民时期史学家力求打破集合单数历史，兴起新社会文化史，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被摒弃。近年史家重归历史理论探讨。福柯《回归历史：结构主义和当代历史学》指出结构主义不背离历史，而是建立一种更严格和系统的历史。特纳认为结构依赖过程，边际性的反结构是文化和结构的源泉。D.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提出大历史理念，其《普遍史回归》《起源：万物大历史》以创世神话诠释大历史价值。D.阿米蒂奇《思想史与长时段》重建历史与整体性必然关系；其与J.古迪《历史学宣言》重申史学鉴古知今传统。结构主义和史学均注重实证而排斥解释方法，约翰·H. 扎米托提出“后—实证主义实在论”。

（二）普遍史、整体史、环球史

布罗代尔《技术的本质》论析，技术使人类与五万年前及更久的生活方式分开；其《文明史》探讨地理环境对人类的意义。勒华拉杜里《公元一千年以来气候史》是气候史研究奠基之作。布莱恩·费根以气候为鉴，重审欧洲历史转变。“序列史”揭示经济、人口变动等曲线，世纪“惯性”与传统史学历史事件断点不同，历史为多重时间概念。利奥波德“历史生态学”释历史为生态系统，其《沙乡的沉思》揭示文明与自然一同演化，使自然进入历史，奠定环境史思想和方法根基。艾弗雷德·W. 克罗斯比的《在自然中与过去相遇》《生态帝国主义》等使环境史兴于美国，《哥伦布大交换》为该领域根基性文本。唐纳德·休斯《大峡谷文化史导论》、唐纳德·沃斯特《拓宽我们的历史感》为自然文化史重要构成。后者指出，对自然缺乏认知的、不科学或反科学的历史书写，或人类中心论的人文主义，皆引出错误判断，历史须纳入自然史家的洞见。

J.古迪和D.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提出，微观史应联结更大的历史叙事。魏义天《粟特商人史》据前6世纪至公元10世纪粟特人遗物考述其欧亚商道历程。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以唐朝与波斯交往史料呈现环球史。“新清史”以汉文与非汉文档案资料，呈现清朝兼具王朝中国与欧亚体系特征。D.罗宾逊《明代中国及其盟友》考释明朝非封闭王朝，与元、清同具“内亚性”。H.沈艾娣《传教士的诅咒》考述中外传教士、教众与罗马教廷合力整合中国天主教。斯图尔特《不流血的革命》钩沉毕达哥拉斯和印度人轮回转世思想源自犹太人“转世轮回”观；欧洲素食主义的希伯来与婆罗门实践，融合于基督教原则。艾玛·罗斯柴尔德《无尽的历史》由18世纪法国一个家族五代千人系谱，追索法国革命、殖民帝国等巨变。

后现代之后，史学界重新正视史学的科学属性。首先，史学具备真实性，若两个以上独立文本相印证，或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相符，则可以在相应范围内确定真实。其次，史学本质即寻找客观性，以考证或解读史料获得被记载者的基本行为；而主观参与普遍存在于任何科学研究。再次，历史具有规律性，历史合力对历史起作用。最后，历史不能混同于文化，史学应揭示历史的真相与真理。

社会科学史学的基本特点：一是研究对象与内容包含社会诸层面；二是社会结构、形态、本质、类型等分析，与文献、数据、实证等相结合；三是依据社会科学诸学科理论而展开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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