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恩实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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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方兴未艾，然而，就其学科体系而言，仍不能达成广泛共识。本文拟从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百年探索入手，梳理边疆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以此为基础，探索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

作者：范恩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11期

当前，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方兴未艾，然而，就其学科体系而言，仍不能达成广泛共识。从以往学界的相关论述看，构想或过于狭窄，或不能超越研究问题而深入到学科体系构建层面，因此均有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无法与现有学科体系对接，找不到学科定位，更加不利于人才培养机制的确立与实践。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百年探索入手，梳理边疆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以此为基础，探索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

王朝时期对边疆的记录和认知

追本溯源，中国边疆研究起源于王朝时代对边疆的记录和认知。其中最早的是对边疆地理环境与物产资源的记录，如《尚书·禹贡》《山海经》等。同时也有《逸周书》这样的文献，记录异质化的边疆族群。这样的记录传统分别为《史记》《汉书》所发扬光大。《史记》开正史《四夷传》的先河，《汉书》除延续《四夷传》之外，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书写范式。这两类书写范式，为王朝时期边疆记录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最终形成了由多种体裁著述共同构成的边疆知识体系，包括中国历代纪传体通史、断代史、编年体史书，起居注、实录、典志体史书、地理书、方志以及会要类、辑录类、目录提要类、笔记杂记类等文献。

这些记录形成了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个学术传统——实录。中原王朝历来重视边疆信息的萃集，到唐代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边疆地理、族群信息征集制度，成为唐代官修史书的重要资料来源，为后代王朝所继承和发扬。除了官方修史对边疆知识的萃集外，实地考察也是边疆知识获取的重要途径，由此留下了一批边疆游记、旅行记、考察记类作品。在上述官私著述基础上，形成了专记一地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其中亦不乏以某一边疆区域为中心的方志作品，例如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等。

在以实录精神记录边疆知识的基础上，基于王朝国家边疆治理的需要，王朝时期也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边疆认知传统，这可以视为边疆研究的第二个学术传统。此类知识分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对边疆族群、社会的认知，包括对各族群历史发展线索的追溯，对族群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与层次的评述，对各族群建立的边疆政权的结构特征的描述、类比等。以今天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看来，这些认知并非来自科学的分析、归纳与演绎，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族系源流线索，族群文化特征，以及从比较分析的视角阐释的边疆族群社会发展阶段、政权统治结构特征，如此种种，也皆包含一定科学研究的成分，其传统亦为今日边疆研究所继承。

第二层次则是对边疆形势的判断，以及治边思想的提出和治边政策的制定。此又有两类：第一类是以史家论赞的形式阐发的边疆认知。例如《史记》“太史公曰”，《汉书》“赞曰”等的有关内容。第二类来自君王与朝臣的论议，以及由此形成的王朝治边思想和政策。

综合上述，王朝时期有关边疆的记录与认知形成中国边疆研究的两大优良传统，即实录与基于经世致用目的的边疆问题分析、论辩。如果就研究方法加以总结的话：首先是资料来源，注重档案等各类官方信息的汇集整理以及通过实地考察对边疆知识的获取；其次是资料辨析，主要依靠传承自汉学的考证训诂、校勘辑佚；最后是分析论断，超越宋学的性命义理之辨，更加强调经世致用。而就著述体裁而言，已经可以找到当代民族史、地方史研究的先声。

传统边疆记录与认知的鼎盛时代：

清末西北舆地学

19世纪40年代以后，清王朝的边疆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西北陆疆危机，激发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情怀，于是西北舆地学应时而兴，其学术传统则仍不外实录与经世致用，以此形成对边疆人文、地理的系统认知。

从著述内容看：首先是对先清西北地志著作所作的校证和注疏，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史料，加以考证训诂、校勘辑佚；其次，在整理传世文献之外，边疆舆地学也以传统方法关注边疆问题，形成一批新的重要著述。

从研究方法看，这些著述恰是王朝时期边疆记录与认知方法的发扬。其一，资料之萃集，既有官方史籍、内府档案、私家著述，又兼及实际考察所得；其二，以考证训诂、校勘辑佚之法辨别史料；其三，著述体例不外乎史籍之传、志、表等；其四，从著述内容看，以地理考证为空间背景，以追溯族群源流及有关史事为时间线索，以阐明诸边疆族群政权之制度体系为重要目标；其五，此类著作撰著的目的均是经世致用，以有助于治边安边为总目标。

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传入与

边政学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学术体系逐渐传入，边政学应运而生。从研究方法看，边政学改变了以往边疆问题研究记录与认知的局限性，即以官私记录、庙堂论议为主，边疆第一手资料却严重不足，特别是没有边疆社会基层组织、人群的调研资料，加上缺少科学分析方法，其除对边疆统治有所助益外，对于边疆建设缺乏指导意义。

边政学是在中国孕育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支撑边政学发展的有生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则是边政学发展初期的第一个核心支柱。

边政学第二个核心支柱是政治学。吴文藻先生指出，研究边政学的观点有二：一是政治学的观点，一是人类学的观点。就政治学研究方法而言，吴先生认为：“普通政治学上所建立的原理原则，都可以应用到边疆政治研究上去……地缘政治学，对于边政学可有独特的贡献。”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体，又可称为地理政治学。如果以之研究边疆，实际上就是以各类边疆地理因素（如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民族、资源、经济实力及战略军备等）为基础，以政治学方法加以分析，重点解决边界形成、边疆特征、历史发展、政治结构，以及边疆与周边国家关系等政治问题。显然，这些也是边疆研究的核心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的

新中国边疆研究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中国边疆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核心研究方法，由此推动中国边疆研究走向第三次高潮，也使中国边疆学学科“三大体系”建设有了科学指引，并逐渐形成体系化的学科理论、知识基础。

其一，马克思主义疆域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历史疆域研究。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民族、疆域的论述有力推动了有关中国历史疆域的讨论，促进学术界超越王朝国家疆域观念的束缚，为中国疆域史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导和体系框架。

其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民族理论指导下的边疆民族研究。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指导下，全面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由于各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边疆省区，因此上述民族调查、识别以及丛书编写工作均与边疆研究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学术界的民族史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学术成果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对正确认识民族的历史形成、各民族历史关系、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斗争等关键问题发挥了指导作用。

其三，唯物史观与边疆族群史、当代边疆社会发展等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在科学认识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的，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也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开辟了科学道路。在边疆族群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提供了系列科学分析工具，如生产工具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阶级结构分析、生产方式变化与社会组织演进的关系等。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从经验事实出发，寻找事物的“内在理性”，发现科学抽象（概念），最终实现理性具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边疆研究更加注重理论建构、科学分析和理论实践相结合，从而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打开了新的局面。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中心全面继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优良传统，倡导并推动三大研究系列的开展，即古代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即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指导下，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在集中开展边疆史地研究的同时，随着国家发展对边疆现实问题研究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也开始关注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问题，推进边疆现状研究。2014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紧紧抓住新时代中国边疆研究发展新的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全面推动边疆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并重，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的学科新格局。

正是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学术引领和组织协调下，全国的边疆研究进入第三次高潮期，在全面继承了中国边疆研究对边疆记录与认知传统的基础上，研究的问题更加多元，应用的研究方法更加丰富，形成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局面。

从边疆研究实践看

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

当前，我国学科体系建设正经历变革期，除已有学科的调整外，正式设立交叉学科这样一个兼容性更强的新学科门类，由此也给明显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特征的中国边疆学一级学科建设打开了一扇门。

那么，如果说将中国边疆学纳入交叉学科下一级学科，又如何构建它的学科体系，设置相应的二级学科，以更好地开展学术研究，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呢？由此思考，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基础？换句话说，要进入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必须具备的基础性专业素养是什么？本文对中国边疆研究传统的梳理充分回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中国边疆历史学和边政学，按照前文梳理的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史的经验，这两个学科可以为我们提供边疆研究基础资料的获取并形成基本认知。

因此，在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下，第一个二级学科应该是中国边疆历史学。至于中国边疆历史学为什么要在历史学中国史一级学科下独立出来，列为中国边疆学的二级学科，原因有：一是其研究对象具有特殊性，即历史时期的疆域范围、边疆族群社会、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及当代国家边界的历史形成过程等，其中边疆、边界等概念和相应的研究范式贯穿始终；二是研究目的和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三是研究方法均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需要结合文献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四是具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不能充分掌握相关话语体系的特殊性，就不能够胜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从边疆研究学术史看，另一个发挥基础作用的二级学科应该是边政学，从内容上看则是以民族学方法开展的边疆社会调查与研究。但是，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民族学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少数民族问题研究上了。同时，考虑到时过境迁，边疆社会已经不再是那个遥远的他者，以民族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调查研究边疆民族，已经不具有现实意义。如果从研究实践对理论、方法的需要看，对当代边疆地区开展调查、研究更应该借助于社会学。

除了上述两个基础性的二级学科外，还可设立应用型二级学科。

首先是中国边疆政治学。该二级学科以边疆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核心问题是边疆治理，这也是边疆研究经世致用传统的当代呈现。同时，边疆特殊的区位特征，使得政治学的一般原理以地缘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等分支为主线，围绕边疆问题开展具有较强独特性的研究，从而为边疆政治学二级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中国边疆经济学。当然，由于经济学对数学分析的依赖，使中国边疆经济学的学科构想更依赖于经济学本身，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来看，边疆特色并不鲜明，因此是否列为中国边疆学二级学科还有待更多理论发展和实践检验。

上述二级学科基本涵盖了中国边疆研究各领域，至于它们之间存在何种相近的理论基础，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学科体系。首先，各二级学科均以中国边疆定义及其基本特征认知为前提。其次，中国边疆历史学是其他二级学科发展的基础，是各学科理论提升、方法创新的知识源泉，是正确研究当代边疆问题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证。最后，由于中国边疆历史研究的对象涵盖整个历史时期的边疆社会，研究目的是鉴于往事，有助于当代边疆治理，因此理应特别重视理论、方法的运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边疆历史研究应综合利用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全面推进对有关历史问题的系统认知。由此，既建立起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与其他二级学科间的知识体系关联，同时，也有助于明确中国边疆历史学与历史学中国史一级学科下其他二级学科的区别。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便可以进一步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人才培养列出基础课程计划，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边疆学理论、中国边疆学研究法、中国边疆历史概要、中国边疆社会学概论、中国边疆政治学概论、当代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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