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智生丨跨越封闭的流动：中缅印交角地区远距离贸易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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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缅印交角地区的跨国商贸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一直是跨越各种地理地形阻力和区域发展局限，横向维系中国滇藏、印度东北部、缅甸北部这一交错地带民族交流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美国学者斯科特认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在逃避国家统治的历史背景下，适宜称其为碎裂地带和避难区域。但实际历史发展状况并非如此。如何全面认识这个古代中国西南与缅印之间的民族迁徙走廊和跨国交往的链环地带，如何整体呈现因“封闭和隔离”假象而被屏蔽的远距离交流历史风貌，是本文冀求突破的方向。

作者：周智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8期

中缅印交角地区的跨国贸易和族际间商贸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一直是冲破和跨越各种地理地形阻力和区域发展局限，横向维系中国滇藏、印度东北部、缅甸北部这一交错地带民族交流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美国学者詹姆士·斯科特对“佐米亚”区域内山地族群与谷地王国之间的历史演进关系进行梳理和论述，认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在逃避国家统治的历史背景下，适宜称其为碎裂地带和避难区域，其区域历史更多局限于山地与谷地之间小尺度空间内的联系与互动。但实际历史发展状况是否如此，如何全面认识这个曾经作为古代中国西南与缅印之间的民族迁徙走廊和跨国交往的链环地带，如何整体呈现因“封闭和隔离”假象而被屏蔽的远距离交流历史风貌，是本文冀求突破的方向。斯科特在其著作中所提出“赞米亚成为最大和最古老的逃难区，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国家超前的扩张”这样失之偏颇的论断，也是本文基于中缅印交角地区跨地区远距离交流发展的历史事实想要重点商榷的问题。

历史悠久的国际过境贸易走廊

中缅印交角地区处于古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甚至更远的中亚及欧洲间交流交往的陆上中转地带，不仅是印缅陆上交流的重要中间桥梁，而且对于历史上中国西南与周边国家及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同样起着重要而独特的纽带作用。

先秦至秦汉时期，中缅印交角地区的过境商贸交流有了一定的发展。魏晋时期，中缅印交角地区的国际过境贸易得到发展。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为发展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远途贸易，专门在高黎贡山沿途修建了驿站。商道的进一步开辟也促进了吐蕃、南诏与印度间的三角贸易，不仅吐蕃与印度东北部存在贸易，而且吐蕃与印度和南诏间也已经形成三方间的直接贸易联系。唐宋时期，以今天的中缅印交角地区为纽带，吐蕃、南诏、骠国、大小婆罗门之间的贸易兴盛、交流频繁，其跨国商贸链环地带的功能和作用得以进一步显现。

横跨中缅印交角地区的滇印陆上直接贸易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曾经一度繁荣，但明清时期相关记载却逐渐稀见。19世纪后期开始，云南腾冲经缅甸密支那至印度阿萨姆的陆上商贸有恢复发展的迹象。民国时期，云南腾冲商人王灿寰曾详细记录了自幼如何从云南腾冲出境，从密支那到茶摩火车站，西行经岗板至户拱再到印度阿萨姆之雅里安利的行走路线。抗日战争中后期，由于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先后被日军切断，横跨中国云南和西藏与印度、缅甸的陆上驿运通道成为连接世界的重要渠道，中缅印交角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国大后方联络盟友获取支持的链环地带。

古代时期中缅印交角地区，远距离过境的贸易物资，“取自缅印的商品主要有毡毯、缯布、真珠、金、贝、瑟瑟、琥珀，云南输往缅印的主要是丝织品以及金、银诸物”。这些奢侈品和贵重物品，供给对象主要是区域之外的亚欧各国贵族上层。近现代则主要是缝纫机、马灯、打火机、高级化妆品、西药等中国抗日大后方大量需求的物资。这些横跨交角区的过境贸易物资，主要流向是区外国际市场，因而具有明显的国际性过境贸易特征，其商贸走廊的定位也正基于此。

跨越群山江河的生活物资交换与贸易

地理上的隔离，并未阻断处于大山深处和江河谷地各个族群间的远距离跨地域贸易联系。基于必要生活物资交换联系的远距离交流，成为促进这些山地族群维系生存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基础性保障。

布匹一直是中缅印交角地区各族群重要的生活需求物资。从秦汉、唐宋南诏大理国再到元明清时期的各种史料记载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布匹作为生活必需品一直是这一地区主要的交流物资之一。及至南诏大理国时期，布匹还一度和海贝一起成为中缅印交角地区的重要货币。

盐作为不可或缺的生存物资，是中缅印交角地区各族群聚居区主要交流物资。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和缅甸北部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缺盐少盐地区，主要依靠云南和西藏的产盐地以及南亚次大陆的海盐来输送补充。滇川藏交界地区的盐井历史上一直是中缅印交角区盐的重要供给地。印度学者也发现印度东北部地区与西藏之间存在历史悠久的盐业贸易联系。

大米贸易一直是中缅印交角地带山区和坝区、河谷区和干旱区季节性常年保持的一项重要商贸活动。西藏与喜马拉雅周边地区存在长距离的跨区域贸易，用盐和羊毛换取亚热带平原地区的大米。具体而言，西藏商人用岩盐、金银交换阿萨姆人的大米等货物，其贸易线路大致是从拉萨走两个月的路程到今印度北方邦的周纳，再至阿萨姆吉甘苏尔。

自唐代起，茶叶逐渐成为西藏及周边地区藏民不可或缺的生活物资。茶叶的输送和流动，成为中缅印交角地区内贸易关系维持发展的重要纽带。西藏等地藏民用茶历来以川滇两省供给为主，清代以后滇茶输藏量大增。1916年，经过滇商杨守其和马铸材的共同努力，开辟了中缅印陆海联运滇茶入藏的新路线。

以山区特产换取生产生活所需物资，是中缅印交角地区跨越族群和地域边界的重要交流形态。虽然从总体历史情况看，由于族群分布复杂，山地环境险峻，中缅印交角地区内外联系渠道建构困难，但从较早历史时期开始，贯穿于崇山峻岭和奔流江河之间的各类通道，构织起不同面向的交流渠道，使得僻居于山地丛林之中的人们得以维系生存发展、互通有无，使族群之间的交往联系未曾断绝。中缅印交角地区族群之间的商贸是加强跨地域交往的重要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内部的联系和整合。

维系远距离跨地域商贸交流的基本途径

历史上，中缅印交角地区的跨区域国际贸易和跨族际商贸交流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形成了与区域地理和社会条件相契合的维系途径和纽带，而对这些维系途径和纽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中发现远距离跨地域商贸的历史发展特性，揭示出维系发展的多向度动力。

（一）中国历代中原王朝和地方民族政权对区域交流发展的带动与推动

秦汉时期，随着云南纳入中原王朝的大一统政治版图，中原王朝对其的治理和开发力度逐渐增强。唐宋时期，吐蕃兴起后积极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贸易联系和交流，曾先后设立了八个市场，其中便有专门面向印度、南诏等地的商贸渠道。南诏和大理国时期大力开辟贸易线路，加强与吐蕃、骠国、大小婆罗门国间的联系，还曾修建了通过穿越中缅印交角地区的贸易驿站，促进了陆上过境贸易和区内贸易的发展。元代以后，西藏与云南间的驿道交通逐步得到改善和加强，促进了滇藏商贸的发展。明清时期，滇藏间省际联系在中央王朝推动下更加紧密，进一步促进了云南和西藏对毗邻的印度和缅甸等周边国家及族群之间的贸易交往。晚清时期，清政府通过设置川滇边务大臣，加强对西藏和云南临边境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在地方资源开发和交通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了区际及族际间联系。

（二）依托“商贸中转地带”的囤聚与转输

在文化形貌复杂多元、群山江河阻隔、族群联系有限、商贸交换交流困难的条件下，地理条件相对适宜、易于被交易各方所能接受的中转地带便往往成为维系山地贸易的特定区域。于是以特定的商贸中转地带为交易枢纽，中缅印交角地区跨区域和跨族际贸易转输关系得以建构和发展。近代以来中缅印交角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使得区域腹心地带出现了察隅、阿墩子、盐井等开展中缅印跨国贸易的中转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对外贸易严重受阻，滇藏商人利用察隅与印度交界的便利条件，积极拓展中印缅陆上贸易，察隅地区遂成为面向印度的“国家小通道”。

（三）借助“中介族群”的衔接与串联

复杂的山地地理形貌和多族群文化间的差异，使得族际贸易关系的建立和维系更依赖彼此信任和交往基础。而在这种贸易环境中，某些具有多种语言文化交际能力和多地域类型生存适应力的族群，就成为联系多个族群的贸易中介。在秦汉时期广泛分布于中缅印蜀身毒道沿线的哀牢族，就曾起到了连接中印交流的“中介民族”作用。在中缅印交角地区贸易活动的“中介族群”中，纳西族也颇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他们的贸易竞争力突出，曾有人认为当时滇康藏边缘区的物资供应，“以至一针一线，皆仰给于纳西族商人”。

（四）区内贸易与过境贸易间的互联与互动

区内族群之间生活物资交换和贸易，是中缅印交角区贸易维系的重要动力和纽带，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上就处于古代中印、中缅之间跨境商贸交流的中间地带，过境贸易也一直是重要的外显特征。无论是秦汉时期的蜀身毒道，还是唐宋时期的西川通天竺道，这条横穿今天中缅印交角地区的国际交通线，首先是一条民族迁徙与交流有无的走廊，族群聚居地之间因互换和交流需要而开辟的交通路线，是长距离贸易线路得以形成和存续的基础。对于中缅印交角地区的历史贸易，我们应该看到区内族群间生活物资贸易开展的基础性，当然也应该看到长距离跨国贸易的带动辐射性，二者之间始终是互联和互动的关系。

远距离商贸交流影响下

区域历史发展特性再认识

（一）中缅印交角地区是维系跨国交流的重要链环地带

20世纪90年代后，以荷兰学者申格尔和美国学者斯科特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逐渐关注以中缅印交角地带为腹心的印度东北部、缅甸北部和中国西南地区，并将这些跨越国家分界的边缘地带整合起来命名为“佐米亚”地区。特别是斯科特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山地民族之间互动关系的建构与演变的限制性解读，证明其反复强调的山地族群在“佐米亚”地区逃避国家统治、寻求“无国家化”斗争系区域历史发展主线的正确性。这种单纯强调跨国家边界地域属性的“去国家化”的研究，偏重于在山地与谷地的局促空间里，描绘并建构山地族群逃离国家统治、寻求边缘化发展的历史图景，从而难以在更广阔空间里审视到区域内各族群寻求跨区域远距离交流与互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然而，我们在该区域远距离跨地域商贸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发现，中缅印交角区的历史并未被完全圈隔在高山峡谷和群山之间，源远流长的区域内外商贸交流让人与物流动起来，突破了地理与人文的重重阻隔，在交流互动的历史连续演绎中起到了始终未曾断绝的基础性链环作用。对于这个被西方学界以“佐米亚”命名的多国边缘地带，既要看到其因自然和社会原因而导致隔离和封闭的一面，也要看到其曾经作为东亚与南亚和东南亚乃至更远世界进行连接交流的中间地带这一特殊作用，更要看到区域内外始终未曾断绝的形式多样、长短距离兼具的贸易联系及其影响，由此才能更全面地看到这一特殊地域历史发展样态的多元性、差异性以及远距离持续联系基础上的内在整体性。

因此，以所谓“最大最古老逃难区”或者山地“破碎地带中的隔离区”这样的认识简单去识别或界定历史表征，既是对这个区域作为中国西南与南亚、东南亚交流链环曾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无视，同时也抹杀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翻越高山峭壁、跨越江河天险，寻求跨地域交往交流的努力和抗争，屏蔽了区域内外各族群之间跨越地理阻隔和文化形貌差异，因交往而信任、因交流而共生，逐渐相互聚合、互动发展的历史图景。所以，封闭与开放并存、隐匿与交流共生，这才是中缅印交角地区最显著、最根本的区域历史发展特征。而不能仅仅为了强调诸多历史面向中的某一局部，而冠以所谓“最大最古老的逃难区”这样的错误称谓。

（二）斯科特“佐米亚逃难区中国主要致因说”有失妥当

斯科特认为，所谓“佐米亚”地区“成为最大和最古老的逃难区，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国家超前的扩张”。该论断之谬误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国边疆治理对中缅印交角地区历史发展的积极影响和贡献。从历史梳理中不难看出，这个区域在历史上无论是作为国际过境商贸走廊通道地位的形成，还是族群之间远距离生活物资的交换和补给关系的发展，我国历代王朝和地方民族政权的治理经营建设在其中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其二，不能客观辨析所谓“佐米亚”地区各地历史发展的差异性及其成因的复杂性。不可否认，历史上一些族群曾因战争、文化冲突等原因，出现过迁移外流，但这不是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也不能据此就简单把中国西南及毗连的周边国家区域整体视为一个“最大最古老的逃难区”，并把形成原因主要归咎于中国。在斯科特所划定“佐米亚”区域内的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不仅从未施行过民族驱离政策，还以“因地制宜”“因俗而治”为思想精髓的多重治理方式尽可能适应地方变化，寻求边疆民众的向心归附，以实现“华夷一体”的大一统为目的，不断推动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

其三，对非中国因素的负面影响选择性“失明”。历史上，缅甸的蒲甘王朝、东吁王朝、贡榜王朝以及阿豪马人建立的阿萨姆王国，都曾对中缅印交角地区的族群迁徙和流动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19世纪英国人大肆入侵中缅印交角地区，武力野蛮镇压各地部族反抗，强行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并不断以所谓国家边界设置和勘界控制为理由，严加限制山地族群与中国内地间的交流和交往。二战后，英国人“积极帮扶”印度和缅甸继承其“殖民地遗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进一步强化了缅印交角地区山地族群被动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边缘状态，聚居地域也因国家间的边界利益斗争而导致现代化发展进程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英国殖民统治对中缅印交角地区造成的这些伤害，直接深度影响了区域历史走向，更应被反思和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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