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没有对不起广州，广州也没有做错什么

这些年来，关于广州城市地位的相对下滑的讨论，已成为中国城市竞争的第一显学。有人在解释广州所面临的发展瓶颈时，常用的观察维度是财政，我的朋友孙不熟兄日前写了一篇《进击的杭州，无解的深圳，心疼的广州》，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广州的负担太重，因为广州要养活广东全省的穷兄弟，和深圳的差距才日益拉大，广东省不应该这样压榨广州。这种说法很熟悉，20多年前川渝分治之前也有人这样讲，只不过那时候这样说的是重庆人，说四川省一碗水端不平，省会成都占了便宜，是计划单列的重庆养了穷兄弟，和今天的广深关系正好相反。

但是，广州的问题真是出在政府没钱上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为何沿海城市财政总收入高？

在广东，有一项很流行的说法，广州财政四分之三都上交了，只有四分之一归自己。不熟兄还专门做了统计，2017年来源于广州的财政收入5947亿，但广州的一般预算收入只有1533.06亿，后者正好是前者的四分之一左右。而杭州的财政总收入同期是2921.3亿，但杭州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567亿，后者超过前者的一半，说明杭州财政上解压力小。

这样的分析看似严谨，但其实并不是事实的全貌。自1994年以来，中国实行的就是分税制而非包税制，具体到省会城市，其财政收入会有中央、省和市的三级。中国的税种有完全的中央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和地方税三类，财政总收入是这三类税收和其他非税收入之和，而地方政府的财力大小，最主要的因素并不是分成比例，而是税收结构。

以中国最大的税源增值税为例，营改增之后，中央和地方的增值税分成比例是5:5，也就是说，每产生100元的增值税，天然地有50元进入中央财政，只有50元留给省、市两级政府，在省、市各分一半的条件下（许多省份都是这个比例或在这个比例上下浮动），属于市级财政的部分就是四分之一。

现在主要税种的分税比例大致是，增值税中央地方五五开，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中央和地方按60%和40%分，关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进口增值税、船舶吨税全部归中央，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契税等全部归地方。大体上，按照分税制的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分到市一级的比例就是20%到25%左右，那么一个城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明显偏高，可能有多重原因，一是城市接受的上级财政的返还比较多，二是这个城市的地方税比例比较高中央税的比例比较低。

广州、深圳的创税能力都比较强，其实很重要的因素是进出口。根据官方数字，2017年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是9.8%，考虑到出口退税的因素，2017年海关关税收入实际上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7%左右。深圳2017年进出口总额是2.8万亿，超过全国贸易总额的十分之一，所以深圳光是来源于进出口的关税收入估计就有2000亿左右。2017年，广州进出口总额也达到将近1万亿，相当于杭州的两倍，光是海关关税这一项保守估计也有七八百亿，占到广州财政总收入的15%以上，就关税一项，广州就比杭州多出好几百亿。

沿海城市的财政总收入占比内陆城市高，不完全是沿海城市经济质量好的因素，也和沿海城市的财政收入结构有关。天津、上海、广州、深圳，都拥有大型港口，是进出口货物的要冲，自然就会更更高的关税收入，而这恰恰是个纯中央税。事实上，关税、进口增值税这类税种和当地的GDP本身关系不大，因为流通的货物既不一定是海关所在地生产的，也不一定在海关所在地销售。所以说简单地用一个区域产生的税收，来看这个地方GDP的含金量和有无注水，自然也是不准确的。

广州的瓶颈在财政上吗？

所以，广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例比较低，不完全是财政上解的缘故，而在很大程度上与广州地区的纯中央税较多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杭州，广州要养的“穷兄弟”是多了些，所以财政收入的返还比例相对较低。

但今天广州城市相对地位的下降，显然并不能由财政背锅。孙不熟兄单独把广州和杭州拿出来比较，但我们还要看到，天津、重庆、苏州的公共预算收入都比广州高啊，天津和重庆的地方政府比杭州、成都有钱多了，天津和重庆就比杭州和成都发展得好吗？

转自“城市战争”，数据来源于网络

杭州历来最大的优势，不是政府有钱，而是“放水养鱼”。过去，杭州基础设施建设相当滞后，地铁运营里程极少，公共交通系统很不便利，最近这几年，杭州加大卖地的力度，大兴土木，这是城市发展补课的需要。广州和南京现在的地铁运营里程都已经超过370公里，杭州才117公里，杭州加大在基建上的投入无可厚非，而难道广州到了今天还要走财政扩张刺激投资这条路吗？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广州和杭州、深圳相比，主要问题并不是政府缺钱，而是政府太强。在广州的百强企业中，民营企业的占比相当低，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占比相当高。广州最大的民营企业雪松控股，放在整个广东省民企范围内，也只能排第六。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轴，就是民营经济的兴起，哪个城市民营经济发达，哪个城市就更有活力。在改革开放之初，民营企业通常比较弱小，很难和国企、外企竞争，所以大型国企总部和外资企业拥有最强的资源集聚能力。但随着中国经济“水大鱼大”，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深圳和杭州的异军突起，就是这种变化的反映。

高起点才是重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是中国发展起点最高的省会城市，没有之一。当中国仍是一个封闭国家之时，1957年在广州启动的出口商品交易会，就是内地对外开放的唯一窗口。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州迅速崛起，其根本原因也来源于中央给予广东全省开放、搞活的政策，彼时的广州、港商、侨商、外商纷至沓来，而上海仍是计划经济的堡垒。

从本质上说，广州的“开放”从一开始就是“钦定”的开放。如果中央没有选择广东，广州和武汉、成都这样的其他大区中心城市，并不会有那么大的根本性差别。广州作为中国开放最早的大区中心，占得的先机，是它过去几十年辉煌历史的前提。

图说：广州白天鹅宾馆，内地第一家港资五星级酒店

大区中心的好处不用赘述。广州拥有南方航空、南方电网等巨无霸级别的央企，拥有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交通枢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的外国领事馆，也是宝洁、本田等外资企业入华的首选。这一切，让广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迅速获得了比肩京沪的地位，成为所谓的“一线城市”。

这些优势条件，深圳和杭州都不具备。深圳当然也有招商局等一批央企，但总的来说央企和国企的占比一直不算太高，加之深圳在交通和对外交往上固有的劣势，也鲜有外资企业将中国区总部放在深圳。杭州就更不用说了，杭州几乎没有大型的央企，对外资的吸引力也非常弱，要搞中国东部的区域总部，别人都放在上海，杭州的外资区域总部，比偏居西南内陆的成都还差得远。

有的城市发展，靠的是国家的资源挹注。有的城市发展，靠的是自己。广州相对地位的下降，并不是来源于深圳和杭州的挑战，而是在于北京和上海的阻击。一个以大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城市，它的天花板是北京和上海，广州的国企再大，也没有北京上海的大；广州对外资的吸引力再强，也没有对外开放了的上海、北京强。

广州没有做错什么

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广州是中国的淘金圣地。如今，广州城市最大的尴尬，在于高端专业人才向京、沪、深、杭的外流。

广州勃兴最具代表性的产业，是外贸、快消和传媒，过去十年广州相对地位的下降，本质上是这三个行业相对地位的下行。先来看外贸，199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31.8%，到2008年达到历史性的高位70%，此后十年这个比例缓慢下行，直到2017年的33.6%，几乎回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水平，这意味着贸易本身在国家经济大盘子中的地位在下降。加之上海等其他贸易中心的分流效应，电子商务等新兴贸易形态的冲击，以及义乌等新兴市场的持续繁荣，广州作为外贸城市的含金成色相对下降。

图说：广州中信大厦，建成时为中国第一高楼

第二是快消。快速消费品行业，曾是中国金字塔尖的行业，多年前各种就业调查中，宝洁曾长期居于毕业生供职意愿的榜首，而广州作为中国的“快消之都”，也就收获了一整代中国最优秀的精英。时过境迁，广州仍然是中国的“快消之都”，但快消行业本身的光环已经散尽，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让快消不再成为许多人的终极职业，而变成转入其他零售平台的跳板。据《中国企业家》报道，阿里巴巴的宝洁人已经超过200人，天猫总裁靖捷、阿里巴巴CMO董本洪、阿里零售通事业部负责人林小海等，都是宝洁的校友。

第三是传媒。我经常有个歪解，广州媒体业的相对式微，是从互联网普及开始的。过去，广东一向是中国媒体气氛最宽松的地区，也由此孕育了《南方周末》等风行一时的媒体标杆，但其实这种“宽松”的源头非常简单，因为广东可以收看香港的电视台，所以对内媒也不可能管得太死，管死了也就没人看了。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不同地区的信息级差被缩小了，北京人和广东人都可以上网，都可以看境外的信息，这客观上导致了中国传媒业重心的北移，随着《财经》的崛起，2003年《新京报》的创立，北京的媒体越来越强，人才的聚集效应也不断凸显。到2010年以后，就连《南方周末》的多数记者也都改在北京驻站，在广州常驻的留守者渐渐寥寥。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媒体行业因海量的广告投放，处于如日中天的鼎盛状态。《南方周末》记者的收入，甚至远远超过普通的金融、快消等行业的从业者。那是广州“黄金时代”的注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出台，这才是广州相对地位下降的真正导火索。刺激性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和全民加杠杆，使金融业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2000年，一个毕业生到广州做记者，或者去宝洁做管培生，其收入很可能高于在金融机构，到2010年，这种可能性已经基本没有了。在京、沪、穗、深四个城市中，广州是唯一一个不具备全国性金融中心属性的，这导致在新一轮的人才竞争中，广州已经很难和京、沪、深争夺最顶尖的毕业生。

广州没有做错什么，只不过时代变了而已。

在过去的十年中，金融和互联网是中国仅有的两个最火的行业，而广州恰恰在这两个行业中和深圳、杭州有最大的差距。金融和互联网又有所不同，中国的金融业是高度牌照管制的行业，能不能成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完全看中央意志，和当地的努力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而互联网则是个民营经济支配的行业，互联网巨头出现在哪个城市，不可能是政府规划的结果。

有人会说，之所以现在人们讨论广州和杭州的地位差别，不过是源于杭州出了阿里巴巴，而丁磊也把网易越来越多的人调到了杭州，但其实，这并不算是历史的偶然。（参见《广州和成都当然也有互联网，但它们的想象力绝不只在线上》）互联网行业没有那么特殊，只有民营经济足够发达，才能够长出足够大的互联网企业，而在中国，真正拥抱民营经济的城市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州最大的优势，也是它自己最大的瓶颈，用一个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路径依赖”。今天的广州面对的终极问题是，对于许多有事业心的人而言，它越来越成为跳板，而不是终点。

但对普通人而言，广州的“二线化”没什么不好。喜欢冒险就去深圳或者杭州吧，在广州喝早茶的生活总是更惬意的。（参见《一线城市是冒险家的乐园，二线城市是生活家的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