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斐：梵高的耳朵 | 新力量

【作者简介】 杨斐，1994年生于四川绵阳，现居成都；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尝试小说写作，《梵高的耳朵》曾获“第六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小说组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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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高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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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斐

一根漂亮的槐木，质好色厚。我打量了它一番就提起了锯子。

处理木头是我的专业，所以我锯得很顺利。我当然不会因为我把木头锯得很顺利而心生愉悦。我感到愉悦的是这根木头本身，这根来自家乡的木头啊，它让我感到骄傲——毕竟什么土养什么树。

槐树，原产地中国，因此又名国槐，它集中生长于中国北方。在南方，它则喜欢扎根四川。

我爸就生长在一个叫“槐树”的村子。

前些天过年回老家，我认不到的那些亲戚听我爸说我是搞艺术的，木雕最拿手了，他们就立马给我弄了根漂亮的槐木。我没好意思告诉他们我就是个学画画的，我只能接下馈赠说，那我就用家乡的木头给爷爷搞个长寿杖吧。大家觉得我的这个想法意味深长，对我表示了期许和赞美。他们肯定相信我是个长相清秀人也端正的青年，我是这么表现的，他们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最终得以全身而退。

淳朴的乡亲们啊！

有人声,这点我确信无疑,即便锯木的声音足以盖过其他，我还是听到了人声,或者说我感觉到了人的接近。

我毕竟是在木工房待久了。

这没来由的人声让我边锯边想：槐木，也叫鬼木，传说可以附鬼。

门被推开了。

我的脚还蹬在木头上，手还拎着锯子。我抬头看见两个男人，一个威严，一个清秀。我觉得他们是警察。

他们还真是警察。

见了真的警察，我自然还是先慌了一下。我没想过我这一生会与警察碰头，我是打定好主意要这么安安全全地混下去的。所以见了警察我慌了，我怀疑他们知道了我那个安全过一生的想法是个长久的幌子。

慌归慌，我还是立即从自己的情绪和思维里跳出来，着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最近干没干什么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的事。

没有。我坚定地相信我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这点我太有自信了。我成天待在画室和木工房里，我干不出来什么事，也就干不出来什么坏事了。

那他们必然是来找我“了解情况”的,可是我能了解什么情况呢？我成天待在画室和木工房里。

“你们搞艺术的就这样？”威严的警察在可下脚的地方象征性地转了转，摸摸木头看看作品。

他的问话是愚蠢的，我只能告诉他：“我不是搞艺术的。我就是个学画画的。”

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就展现出一个怯怯的形象，补充了一句：“学生嘛。”

“过年不去玩儿，跑学校来……还真不好找你嘞。”他边说边笑，一副领导跟下属开玩笑的样子。我就又想了一遍，没有！还是没有！我绝对干不出来什么坏事。

“老杨你认识吧？”

“哪个老杨？”

“你们这儿的老杨啊,打杂的老杨。”

“哦，你说的是老杨啊。”

我不太喜欢别人把老杨说成是打杂的。老杨是个懂艺术的人，老杨才是个搞艺术的。他是个手艺精湛的木匠，一辈子做木活儿的年岁比我现有的年龄还多出一两倍——他从十多岁一直做到五十多岁。

他现在不做活儿了，不是因为做不动。按他的说法，现在都是大厂子开工成批成批地做。他说他不是工人，是匠人。匠人就得自己看、自己想、自己造，是独立的，不受干扰不受控制的。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铺子关了，经人推荐来到学校艺术系。学校给他的说法自然还是“打杂”，毕竟他没有资格没有学历来当老师。他在院里主要负责照看画室和木工房，有什么小事杂事他也都能干。闲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做画架、修窗户、制凳子，有人还常让老杨帮着完成木工课作业，老杨都欣然接受。

“你知道老杨干了什么吗？”

肯定不是好事，不然也麻烦不到警察。可是老杨能干出什么不好的事？老杨也懒，跟我一样没事就待在木工房里，这也是为什么我能跟他说上话的原因。

“我不知道老杨干了什么。他干了什么？”我表现出警察期待的急切、关心、无知。

“他把耳朵给剁了！”

……

“把谁的耳朵剁了？”

“他自己的。”警察的表情显露出他的不解和不屑。

我则悠长地回了他一声：“哦——”

警察看我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惊讶：“看来你是真知道些情况了，还是……”他狡黠地看了我一眼，“跟我们走一趟吧。”

走一趟？去哪里？看守所吗？耳朵又不是我剁的。我在心里这样想，说出来的却是：“可以。”

我也没问去哪里，只是把我心爱的槐木收好。

这个时候学校几乎没人，整个艺术学院孤零零的。威严的警察禁不住又说了句：“你们这些搞艺术的啊……”我没法回他这句话，所以我就保持沉默。他在这空荡荡的院子里说了句没人回应的话，自然就有点尴尬了，尴尬了他就又找话说：“那老杨，是不是有点儿问题啊。这里，这里是不是有点问题。”他指着自己的脑袋。

老杨是有点儿问题，但不是脑子有问题，也不是精神状况有问题，老杨是耳朵有问题。

一个周末傍晚的时候，我赖在画室画油画。当时是秋天，天比较透澈，太阳要落下去之前，橘红的光穿过一整面落地窗照进画室，这个时候人往往比较单纯比较深情，人相信活得还是挺美的，其实是比较脆弱。

我画的是海，橘红的光藏进一层一层的深蓝色颜料里，光的移动使我产生幻觉，我看到画上的海水开始温柔翻动，晃出耀眼的余晖。我赶紧沾了红色的颜料在光停留的地方添上几笔。老杨在这个时候进来了。

他拿着一幅画。“你看这个。”我知道那幅画，前两天一个同学照着梵高的自画像画的。“这个怎么了？”“这个！”他手指着梵高被纱布包起来的耳朵：“这个……这个人的耳朵怎么了？”“掉了。”“掉了？怎么掉的。”“割掉的吧，用刀割掉的。”“自己割的？”“自己割的。”

老杨有点儿认真了：“他为什么要割自己的耳朵。”

他这样问，显然很好笑，但我又无法不回答他。

我只能这样告诉他：“有的说是为了个女的，有的说是他自己疯了割着玩儿的，就那么个意思呗。”

“就这样？”

就这样。

梵高这个人，我初中的时候觉得他很酷很神秘，谁都比不上谁都够不着的那种。他简直不存在于我们之中。当时是把他当个传奇来看，听到他头发很红人很丑，由于种种原因把自己耳朵割了，我就有点张牙舞爪了，我就有点心向往之了。特立独行是每个正常小孩曾经的追求，所以我也有过这样的追求，只是我的追求不包括实际行动，我也就只在心里想想。

我属于意识活动比较旺盛的人，心理活动取代了绝大部分实际生活。

但我又不是个理想主义者，更不是空想主义者，我就不是个什么主义者。

我说的，纯粹只是形式的不同。

扯远了，说回来。

说我张牙舞爪了，说我心向往之了。当时我更愿意相信的割耳朵的说法是第二种，也就是说，梵高这人是有那么点精神问题才把自己的耳朵给剁了，精神病不是件什么丢人的事，艺术家都有些或大或小或隐或显的精神病——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大学读了美术系，专业学习的原因，我就找了几本梵高的传记和他写给弟弟提奥的信。几本传记都没看完，写得没意思。信也没看完，但是蛛丝马迹全在里边。

梵高的那些信告诉我几个信息：一、他是个呆板脆弱的人（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他是个呆板脆弱的人）。这个特点在他前半生显得尤为突出（虽然他只活了三十多岁，分前后半生这种事对他来说有点残忍）。二、他很知道钱的重要性（这纯粹是事实总结，不带褒贬色彩，而且钱的确很重要）。三、他和一般男性一样，把爱情说得再死心塌地昏天黑地，始终还是会换着女人爱。艺术家的爱情并没有高尚到哪里去。四、他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天才。

总之，他给我的印象也就完全脱离了初中时候的认识了。但这也没什么，就像我当时不把自己的心向往之表现出来一样，我现在也不会表现出来什么。

人不应该倾注太多情绪在不相关的人和事上。

还有个原因：我们毕竟不知道真相——所有真相，完全的真相。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梵高要把自己的耳朵给剁了。

老杨给出了自己的猜想，他一脸神秘地说：“你看他剁的是哪只耳朵。”

“左耳吧。”

“知道为什么割左耳吗？”

“不知道。”

“简单啊！”老杨一下站直了：“因为左耳朵比右耳朵高嘛！”

老杨说得理直气壮，说得真真切切，好像是梵高亲自告诉了他这个我们都不知道的秘密：割耳朵，只是因为两个耳朵不平衡，不平衡就不爽，不爽就要解决。割左耳朵，只是因为左耳朵比右耳朵高，高了就要把它的气焰给压下去，就要把它给剁了。

这个逻辑有点儿精神病的意味。老杨把它说得很落实，不像瞎编乱造。

我当时就没觉得老杨有问题，所以现在也不会。我回答警察：“他，没病。”我也指着自己的脑袋。

我们上的是普通的车，不是警车，这让我感到欣慰，毕竟上警车不是件光荣的事——那代表着社会对一个人人格的否定，至少已经在怀疑阶段了，我始终还是想安安全全地混日子。

清秀的警察开车，开得很稳。威严的警察坐在副驾，我坐在后座最左边，也就是驾驶座后边，这样我可以跟威严的警察拉开距离，我不想回答他的问题。

可是他还是问了，他问了我就得答。

不过他没再问我有关老杨的事了，他可能觉得问了我也不会好好回答。

“大春节的，就算不想跟家人一起玩儿，也该去跟女朋友玩儿啊。怎么就跑到学校来锯木头了……别嫌我粗鲁啊，我不知道你那锯木头该叫个什么好听的名儿，我看就是锯木头嘛。”他自己说着自己笑，旁边的年轻警察也跟着他笑了笑。我也就笑。

他不打算罢休：“你不会还没女朋友吧？”他干脆转过头来问我。

我只能点头：“嗯，没有。”

“怪不得说你成天跟那个老杨待教室不出去呢，没个女朋友嘛。你们把木头当女的爱啊？”

他说的“你们”肯定是我和老杨。

老杨的老婆就常骂老杨把木头当女人爱，但是老杨没有，这个问题他自己说过：木头有灵性，我们用的木头最差也是长了五六十年的。木头比我们人长得慢，长出来了都是有灵的，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土里，无时无刻不在阳光下、夜幕里。它们对周遭看得全、埋得深。

人把木头拿在手里抱在怀里，人也会有灵性。

他大概就是这么说的。有点故意，有点装模作样，有点自找意义，但是不无道理。

所以他说，爱女人是爱女人，爱木头是爱木头。爱木头有时就是爱自己。木头在变为器具变为工艺的过程里，人参与其中，费心费力，那部分心力不仅放在了木头身上，还放在了自己身上。这也是老杨现在不做活儿了的原因，现在做的活儿耗不了心力，木头就做不好，自己也不舒畅。他反复强调，他是匠人，不是工人。

关于女人，老杨还说，哪里那么容易就找得到完完全全的爱。绝对的爱不是看一眼想一下就发现得了的。人在有限的找对象的那么几年里，是难得真正找得到绝对的爱的。人不像树，愿意等，等得到,人总要找人恋爱、找人搭伙过日子。

也就是说，老杨的老婆可能就是老杨在需要恋爱的年龄里出现的一个相对合适的人，他们有了爱慕，有了事实上的爱情，然后自然而然搭伙过起了日子。在之后漫长的婚姻岁月里，双方免不得磕磕碰碰小吵大闹，这不妨碍他们要在一起继续过下去。

老杨说，后悔是肯定有的，不过，除非他放弃正常人的方式生活，他就必须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真实生活中的爱情就是这样，并不是电视剧演的那样只有一种可能一个层面。

老杨就是这么个人，不浅薄，但也绝不深刻，他只是有了某种标准，所以生活得比较自信坦白。

我想着老杨的话就忘了与警察的对话。他看我还是不说话，就尴尬地拍拍司机的肩：“我们这位新同志也不比你大几岁，说着说着人家可是就要结婚了。”清秀的警察笑了一下，很幸福的样子。他肯定感觉到了老警察的尴尬，就附和着说话：“是该谈谈恋爱。”两人都说话了，我就不好意思不说话。我自嘲式地回应：“没合适的。”然后就是以老警察为核心而展开的关于恋爱结婚的闲话。我想，他们带我去的地方也就不会有多么恐怖了。

说这些爱情闲话的时候，我倒是有点想问问老杨的情况了。

我想，老杨还真干了这件事。

当时老杨说梵高把左耳给剁了，是因为左耳比右耳高。他这个说法乍一听起来很荒唐很没来由，像个孩子说的话。就好像一个孩子说他手臂不舒服，你问他为什么不舒服，他说因为被蚊子咬了一口。

孩子说得很实在也很真切，贴近事实，所以再想想老杨的话就觉得他真是神奇。是的，神奇。

梵高割耳朵这件事，像每一件发生在艺术家身上的逸事一样，被人拿来探讨研究，形成文字上的众说纷纭，因而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不同凡响。所有的说法都在向精神层面靠近，比如有关的爱情，比如有关的艺术困境，比如有关的自我发现自我封闭……

老杨在一百多年以后却给出了这样莫名其妙的答案，他把问题本身简化成身体上的不平衡。这样的解释不是完全不合理，但我认为他不会凭空就得出这么个异想天开的结论。果然，他说他自己就两耳高低不齐，而且他也是左耳高于右耳。所以他说他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莫名地觉得耳朵舒服了一下，好像那瞬间自己的左耳气势也被压了下去。

这就是我说的老杨有耳朵方面的问题。

老杨当时给我来了个看图说话，他指着自己的耳朵指着梵高的耳朵，讲述着它们的高低不齐。我觉得他讲的全部都合理，合理且有趣——老杨就是个很有趣的人。

可是老杨告诉我，迄今为止，只有我相信了他的话。

老杨由此讲述开去，事情就变复杂了，变严肃了，变得万分痛苦了。

按照老杨的说法，耳朵这个事情是他在读书的时候发现的。带眼镜的头两年他还没觉得有什么，渐渐地就发现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他也说不清什么问题。他年轻的时候是很好看的，可是戴眼镜之后他觉得自己长怪了，眼睛不对，好像两边眼珠子位置不一样了，眼神飞了。一种厌恶之感迫使他寻找原因。他在镜子里认真打量，看着走了样的眼睛，看着走了样的脸，鬼使神差地他就把两只手分别放到两只耳朵上。

不一样的触感使他震惊。

他也不相信会有人两只耳朵长得不一样。

这件事情如果未经发现，老杨的烦恼就还是莫名其妙的、模糊的、自找的。可它一经发现，就点醒了老杨，令他继续深入地发现了自己身体本身潜藏的秘密：不平衡、别扭。

他反复跟我强调，他不是在乱说，不是在矫情。他说左耳是他身体的叛徒，是肇事者，是个起义的人。它是分裂的源头，是个邪恶的开关。以它为首，自己身体的整个左半部分“高”于右边。这个“高”不全是“高”的意思，比如说，他的左眼视力就比右眼好，比右眼看得清楚。比如说，他左边的牙齿比右边的牙齿整体排成的形状要圆润突出，所以他的左脸比右脸好看。还有，他的左肩高于右肩，他也觉得他的左腿也比右腿灵活一点长一点。

也就是说，老杨整个人处在极度的不平衡里，这些不平衡真实存在却又不能被人一眼看出，这就是老杨造孽的地方。

老杨说，那种感觉是没法完全说出来的。说出来的又不会有人信。

但是他还是挖空脑袋尽力给我描述了一番。我可以根据他的说法用我自己的语言转述一下。

这种难受神出鬼没。

我常常会忽然烦躁起来——我把左手放在左耳上，把右手放在右耳上。我清楚地感触到不平衡：一边高一边低。我这样感触着、想着，然后我感到自己的五官开始扭曲，它们随着左右耳的失衡而不安分起来。

我用左手使劲按压左耳，企图让它与右耳的触感一致。我用左手小指在左耳上面来回切割，我想象小指成了一把锋利的刀。

可恨的是，左耳没有因此而有半点低头，与此同时，备受保护的右耳还在偷偷地、悄无声息地下降、低头、卑微臣服。

每次上课看黑板，我都清楚地感觉到两边的眼镜骨架不一样高，他们的不一样高带动镜片的不一样高。眼镜是一个系统，它架在耳朵上，压在鼻梁上——我的整个面部因此失衡。我感到一边的镜片安然无恙，一边的镜片却在忸怩翻转，它让我近视了的眼睛不能找到治愈的窗口——那个正确的焦点。

我的右鼻翼被狠狠压着，以至于每次取掉眼镜，我都能看到右鼻翼上有个明显的红色压痕。有也罢了，可气的就是：左边没有！长此以来，我的右鼻翼越来越塌，而左鼻翼依然挺立。

我总是要不断去扶我的眼镜，右边一塌陷，我就要把它扳转过来。我死命地压制左边抬高右边，哪怕造成另一种不平衡——右边高于左边。

我把右边举得高于左边的时候，我是痛快的。可是痛快是短暂的，而且它将换来更加残忍的不痛快——右边总会更深地跌进悬崖。

从戴眼镜起，我的左眼视力基本保持不变，而右眼视力则急剧下降。我清楚原因：我无数次地扶起右耳架，又无数次地任它落下，我的右眼就这样每天适应着镜片的不同角落，就这样每天对着不同的度数。它因此变得迟钝、浑浊、丑陋、呆滞，这样的右眼基本上是废的。

我为我的废眼感到绝望。我绝望的是我没有任何拯救它的办法。

老杨自己是尽力了，尽力了没用，就只能在别处寻求安慰。他把这样的绝望告诉她的妻子，妻子不以为然。

老杨问我：“你是不是也不以为然。”

我说我没有，我说我相信。我还说，你可以去医院看看。

老杨对我的相信表示了一些惊讶，对我的提议更是有点热泪盈眶了。他说他当然想过去医院，他当时觉得这种平常人（所有不相信老杨的人）不以为然的难题，只有交给专业的医生才能解决。

他让老婆陪他去医院。老婆问他干嘛。他说看耳朵。老婆不屑了一声，说他又乱来。他说要看要看，看了两边耳朵就齐了。老婆一副聪明的样子，说去眼镜店矫正一下镜架就行了。他生气了：“这不是眼镜的问题！”老婆说那是什么问题。他说：“这是耳朵的问题！”老婆说：“笑话！”

每次说要去医院，都会演一遍上面的对话，然后老杨就很丧气，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愤懑，然后他就觉得，就他妈的这样吧，就没去医院了。

可是困扰不会因此而消弭下去，耳朵毕竟还是一边高一边低。

那个傍晚，老杨向我诉说了好一阵耳朵的事情，最后到了晚上关门的时候，他问了我一句：“你说这男的叫什么来的？”“什么男的？”“剁耳朵的这个呀！”他指了指画。

“哦，他叫梵高。”

我在车上回想着这些，也就没注意听两警察在和我说些什么经验之谈。等我回过神来，听到的是威严的老警察的问题：“你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啊，你们搞艺术的想找的是什么样的？”

老杨给我说过，你要是真想等最对的人（当然啊，你要真想等最对的，可能是等不到的啊），你就得找个相信你的女人。你耳朵不一样高这种事，你说了她就得信。不然你就好好找个合适的过日子，她不相信你耳朵不一样高……她不相信……她不相信……她不相信的话，也可以（他说“也可以”的时候显出一副无奈又洒脱的样子）……也可以嘛，她至少跟你一起过了那么久嘛！

我觉得两警察给我说了那么多（虽然我没注意听），我实在该回人家一两句，我就说：“相信我的人。”我这么回答是觉得老杨说的话有道理。可是我的这个回答似乎没提起老警察的什么兴趣。那个关于爱情的话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往外面看，外面倒是热闹得很，过年的劲儿闹得很起，满眼的红色装饰，店铺都喜庆活跃。人来人往，彼此融洽。老杨怎么就在这么个时候想起把耳朵给剁了呢？

我回过头问老警察：“老杨……那个……是个什么情况啊？”

“是个什么情况，这不是要带你去问问嘛。人家家人交代的，说你……说你知道情况。”“我知道什么情况？”

老警察转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回去：“不瞒你说，这个，自己把自己的耳朵剁了，这属于自残，本来不该我们来管的。可是当时他老婆吓到了，家里吃饭的亲戚朋友也吓到了，不知道谁就报了警。我们赶到医院了解了情况，他老婆说他割耳朵是有人教唆的……其实情况也算恶劣，你想啊，大过年的，活生生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就在人面前把耳朵给剁了，多吓人啊，血留得满地。当场就有小孩吓晕了。他们家一大群人打120的打120、打110的打110，全乱了。一屋子人叫得跟疯狗一样，把小区邻居也吓到了……都威胁到片区治安了。”

老杨老婆说的教唆的人应该是我，她经常听老杨说我。老杨在家耀武扬威，说大学生就相信他耳朵不一样高。

我关注的是，老杨是怎么就在那么个情况下，把耳朵给剁了。

“你问的是案发现场嘛。这个案发现场呢，就是一大家子在他们家团聚。准备饭的时候，那个老杨在厨房切卤味。之后他叫了一声，他老婆进去，看见案板上是卤猪耳朵，一半已经切成了一叶儿一叶儿的耳叶了，一半还没切，地上就是老杨新鲜切下的耳朵，血糊糊的，老杨拿着菜刀。”

也就是说，老杨在过年高兴的时候，切卤味准备饭菜。他切到猪耳朵的时候，切着切着……就把自己的耳朵给剁了。

警察笑着说：“这老头儿，切着切着猪耳朵就发神把自己的耳朵也给切了。”

是有点好笑。

但又不太好笑。

其实割耳朵这件事，对于老杨来说早就不是割不割的问题了，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我们来看整件事是毫无由头毫无征兆的，那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身在其中。二来，老杨自己也不需要去酝酿筹谋这个事情。对他来说，耳朵不齐这事儿已经给最亲的人说过很多次了，说了一辈子，没用。没用怎么办，自己先搁着。哪天耳朵一不舒服了，自己情绪来了，拿起刀就把耳朵割了是自然而然的事。要说这个跟离婚倒是有点像。男人女人过得风平浪静，可是男人渐渐觉得女人不那么聪明不那么动人了。女人俗起来了，话多起来了，举止张牙舞爪了，说话流里流气了，反正越来越不对劲了。哪一天男人平静地提出离婚，女人先是五雷轰顶，然后发疯似地寻找问题所在，比如她会首先想到男人有了外遇。女人不知道，一切都只是个时间问题。

其实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这个比喻让我想起了老杨和他老婆关于去医院割耳朵的争论。

老杨还年轻的时候，是在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他要去医院，去让专业的人帮忙。反反复复多个回合，老婆终于答应陪他去医院看。至于老杨这么大一个人了为什么一定要老婆陪着他去看医生，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觉得耳朵不齐这件事说出来的确是很怪，也就是说，他虽然很想去医院解决问题，可他也觉得医生听了这样的话，会笑他。

医生没笑他，只是让他去眼镜店矫正一下镜架。老杨愣了一下，然后听到老婆在旁边跟着起哄：“我就说了去眼镜店矫正嘛。”老杨不服气，坚持自己的说法，医生就不耐烦地告诉他，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对称的，比如每个人左右手就不一样大。

所以说，这个不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专业的人对最明显最直白的怪问题，还是会自然而然地把它当怪问题，专业的人也是平常百姓来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杨极度不满极度不解地问我：“要是每个人的耳朵都不一样高，他们为什么没感受呢？我的感受这么强烈，不，应该是说我的痛苦这么强烈，那是为什么呢？”我说我不知道。他就说：“我分析啊，两个可能。一呢，就是我的不对称要严重些，耳朵的病很厉害。二呢，就是我自己心理的问题，心理有病。可是呢，我心理没病啊，我好得很。所以，那明明就是耳朵有问题嘛。庸医！”

自年轻时的那次问诊后，老杨的老婆有事没事地就拿这事儿压他。比如煮饭放水，老婆说放两碗水，老杨要放三碗，老婆就告诉他，你又不听我的，医生跟我说的都一样，你又不听我的，不听我的怎么样。

老杨觉得很憋屈。那个庸医！

老杨说，就算现在有真正好的、专业的医生能医好他的耳朵，他也不去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解不解决的事儿了，医好了也没用，那么一下被医生医好了，那我几十年的痛苦算个什么。

按照老杨的说法，耳朵的不平衡已经是他自身的一部分了，就算是痛苦的、折磨人的，那它也跟随老杨大半辈子了，有了老杨的脾气，包含了老杨的生活。可以这么说，虽然它就是痛苦本身，那它也跟老杨一起经历了这痛苦。现在要是交给一个医生用高科技手段随随便便就给解决了，那他妈的就是个笑话！

所以老杨再也不去医院了，也不再跟老婆嚷嚷着要割耳朵了。

耳朵一难受了，心里一烦躁了，他就自己消化，一过就过了几十年。

所以说，老杨在新年切猪耳朵的时候心血来潮把自己的耳朵也给剁了，不是件多么好笑的事儿。

车停在医院，警察把我带到老杨的病房，大意是想让我在老杨的老婆面前对个质。但是，对质还没开始，老杨的老婆就被老杨吼了，然后警察做了几句指示、做了几句训导就干巴巴地走了。

最后，老杨留我一个人坐下。我坐下后首先认真看了他的耳朵，还真有点像梵高画的那样，整个脸围着厚厚一层白纱布，隐隐看得到左耳朵的白纱布处浸着药，可能还浸着血。

我问老杨是怎么把耳朵剁了的。老杨做了个手势在我面前比划，他边比划边说：“手起刀落！”

然后我们就聊天，可是聊得不太自然不太愉快。我们最后一致认同，我们适合在木工房聊。

老杨问我过年这些天都在干嘛。我告诉他我得了块好木头，正要弄根拐杖。老杨说他可以帮忙。

最后我们告别。我都走到门口了又折回去，总觉得来这儿没问什么点子上的正事，所以我再次看了他的耳朵，郑重地问了他一句：“这布取了之后，肯定很怪吧？”老杨说：“我以前也只想着总有个时候要把这耳朵给剁了，完全忽略了接下去的问题……可能是会很丑。”“以前两边耳朵不一样高，人家是看不出来的。现在干脆一边有一边没了。”我笑老杨。

我又手拎锯子脚蹬木头地做起活来。我看这块槐木这么完整这么大，做根拐杖还绰绰有余。打量几眼之后，我在这木头上看到了老杨的脸，看到了老杨的耳朵，我就试着刻了起来。

老杨受了一辈子左边的歪气，左边可把他压惨了。现在好了，现在贼王左耳被拿下被打压，气数已尽，老杨该痛快多了。我用各种工具在这块质好色厚的木头上凿凿刻刻打打磨磨，木头渐渐显出了老杨的相貌。整个面部显得扭曲，扭曲以至于灵活——好像这张脸不是木头刻成的，而是活生生的，会时刻变化的。我不禁为我的手艺感到骄傲，毕竟什么土养什么人。

老杨养好耳朵就跑到木工房来了，他说他要帮我做拐杖。

老杨拆了纱布的左耳没了，留在那里的是坨忸怩变形的肉瘤，肉瘤中间有个肉洞，那是用来接收声音的。老杨的听力在医生的专业救治下没受到太大影响。老杨还说，耳朵本来还是可以接回去的，他老婆第一时间把耳朵收起来冻在了自家装满各种肉类的冰箱里，然后被医生专门收好。可是老杨在思考之后坚决不同意接耳朵。剁都剁了，接回去干吗？接回去就是个笑话！

我告诉老杨，实在是太丑了。老杨说，没办法。

老杨让我把木头给他看，我说用了。他问我用去干嘛了。我说整块雕了个半身像。他说他要看。我就走到他后面把靠墙的绿绒布揭开：“弄成这个了。”

老杨看到《老杨》的时候，表情绝对像是在照镜子。其实老杨看上去和《老杨》并不像，老杨怎么可能真的就是面容扭曲呢？

老杨看了《老杨》很久，最后对他不置可否，转身跟我说起了其他。

我在征求老杨同意后，把《老杨》拿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它竟然得了奖还被展了出来。

老杨要我带他去展场看。展场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可《老杨》面前围了格外多的人。大部分人都会指指《老杨》没有耳朵的左边脸。老杨则给我指了指雕像下面的作品名字《老杨的耳朵》。问了才知道，这是主办方根据观众的反映对名字做的修改。我和老杨都接受了。

出来的时候，我问老杨为什么始终都不说说感受，老杨斜着眼看我，讳莫如深地说，他在木工房看到《老杨》第一眼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我问，什么感受。

他搭着我的肩膀边走边说：“我很想扯一扯《老杨》那只孤独的右耳，或者把它也割下来。”

刊于2017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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