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刑讯逼供：能打出爱情与奸情，却没打出杀人凶手
刑讯逼供，见证文化与制度整体性逻辑缺陷（中）
唐局书评题要：蒲松龄先生《聊斋志异》的文化底蕴，并不亚于四大名著。其名篇《胭脂》中杀人命案的侦破、审理和判决，直指中国司法体制的种种弊端；并透露出自己较为科学的司法理念。
一、爱情引发的血案
胭脂故事中的人命血案，发源于青春少女的爱情之梦。少女慕郎怀春人性使然，并无过错。引发血案的故事情节如下：
牛医卞老汉之女胭脂，美貌如花；无意间对温文尔雅、飘逸俊朗的年轻秀才鄂秋隼一见钟情，从此害下相思病。
住在卞家对门龚家的少妇王氏，是胭脂的闺蜜谈友；王氏娘家又与鄂秋隼家为邻，遂自荐为媒，私下许诺愿意成全胭脂的好事。胭脂自是感激王氏。
王氏生性风流，不大矜持又好开玩笑。她原有个初恋情儿的老相好，名叫宿介，两人关系一直未断。为胭脂作媒之事，两人闲谈嬉笑间，被宿介得知。
宿介是当地风流才子，与鄂秋隼相识；虽然好色成性，但惜花怜美也有底线。他久慕胭脂美貌，竟色胆包天、偷偷侦查路径，几日后于深夜冒充鄂秋隼，潜入胭脂屋内，欲行鱼水之欢。
胭脂正因相思卧病在床，以为宿介果真是她的梦中情人鄂秋隼；严辞拒绝宿介的非礼；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图一夜之欢，只求百年长久。
宿介毕竟知书达理，担心被识破身份；便不再强逼胭脂，只夺得胭脂的一只花绣鞋作为定情之物。或许是想与鄂秀才做媒，或许还想得空再来占便宜。这都是良心账。
当夜，宿介又回到情人王氏处过夜，又把一切告知王氏。但因粗心大意，却把胭脂的绣鞋遗落于王氏门外。
不巧又凑巧的是：遗落门外的绣鞋，被乡间无赖毛大拾到。毛大早就垂涎王氏风情，经常勾引挑逗，只是并未得手。毛大知道王氏与宿介偷情，总想伺机捉奸，再逼王氏就范。不料今夜偷听王氏的墙根，竟有意外收获，得悉胭脂情事的因由。
几日后毛大怀揣绣花鞋，趁夜潜入卞家欲占胭脂便宜；但却误入卞老汉房内。卞老汉度情便知，贼人是奔自己女儿而来；一怒之下操刀驱赶。下来的搏斗，毛大反夺其刀将卞老汉杀死；随后翻墙逃走，匆忙中把绣花鞋遗落于墙下。
天明，胭脂母女羞恨两焦，不消说就把鄂秋隼告到县衙。鄂秋隼生性文弱，又不善言辞辩驳。竟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案子后来复审的时候，鄂秋隼冤气冲天，每次上堂欲要和胭脂当面对质；但胭脂并不知其中变数，总是情真意切地对他大骂。
鄂秀才在一刹那间，或许被胭脂的真情有所打动，被骂得有口难辩；那神情好像自己真的杀了人；他终于失去辩驳的机会，被复审官员再次判定为凶手。
二、奸情带来的灾祸
故事第一阶段结束，再回到案情的侦破与二次复审中来。本案的证据，只有胭脂的绣鞋；加之胭脂涉世未深，恐怕牵连无辜又隐瞒知情者王氏；只提供鄂秋隼一条线索。故而，如要一举侦破该案，的确比较有难度。
后来本案交给济南府再次复审。济南太守吴南岱见鄂秋隼文弱之态不像凶犯，心中生疑。吴太守私下经过询问了解，心里怀疑鄂秋隼可能被冤枉，认定胭脂对鄂秋隼的情事，必然还有其他知情者。
经过对胭脂和鄂秋隼的讯问，知情者王氏终于浮出水面。吴太守先训斥胭脂隐瞒了这一条线索，又下令拘捕王氏到案。再经过对胭脂、王氏细细审问，吴太守断定：王氏婚外必有奸情。王氏起初不认，吴太守下令动刑。王氏终于供出宿介。
吴太守下令释放鄂秋隼，再拘捕宿介。宿介到堂后，只承认与王氏的奸情，开始并不承认与胭脂相会之事。
吴太守下令大刑拷问宿介。宿介受刑不过只好招供：承认冒名鄂秋隼欺骗胭脂之实；但绣鞋丢失，与杀人无关。
太守下令再用大刑，强行逼供。宿介熬不住便屈打成招。宿介口供上报后，济南府上下无不称赞。貌似铁案如山，宿介只等秋后引颈处决。
三、施愚山的“自由心证”
宿介虽然好色成性，但处事还有底线。他听说学使施愚山才能出众又爱惜人才，便写下诉状托人呈送施学使为自己申冤。
学使施愚山接案后经过反复琢磨，心里认为宿介也被冤枉；断定王氏、宿介两人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知情者。
显然，绣花鞋的走向，又成为焦点。施愚山下令再审王氏。在施公的严厉训斥下，王氏交侍：毛大曾对自己图谋不轨，还有乡间其他几个好色下流之徒。
施愚山下令把这几个人全部拘捕候审。人犯传到后，施学使命人带到城隍庙，借助神灵之威，以心理战术为突破口；让凶犯毛大自己露出马脚。
施公让人提前在一间房的墙壁涂上煤灰，再用黑布遮挡门窗。然后告诉几名疑犯：菩萨会在凶手的后背写上字。
再命人脱去疑犯上身衣服，关进黑房子。从心理上讲，凶手害怕菩萨在背上写字，就会不由自主地背靠墙；这样凶手的背上就会沾染煤灰。毛大果然中计，他的背上满是煤灰。采证确凿之后，任凭毛大百般抵赖，施愚下令再用重刑，毛大方如实招供。
施愚山心里已经认定毛大就是凶手，但没有证据。他借助神灵之威，所采用的诈术进行初步取证之法，现在叫做“自由心证”；目的是先让凶手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克里斯蒂与柯南道尔的侦破小说，都有用这种“心证”断案的情节。简明通俗的说：这是运用心理逻辑推理的断案之法。尤其是《尼罗河惨案》最后的案情揭晓，作者描述的相当精彩，电影拍的更好。
四、蒲松龄的司法理念
从本案三次审判过程可以看出，自古中国司法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都受到文化特征的影响，与逻辑思维的缺乏或缺失相关。主要有以下几条：
首先，审判官的主观意识过强，逻辑推理能力太差。其实，除了胭脂的绣花鞋之外，本案始终存在着一条有违几方面情理的逻辑性线索，而县令和吴太守都没有发现；只有施愚山体会到了。
但蒲松龄先生在故事中并没有明讲：无论是鄂秋隼还是宿介，他既然已经去过胭脂的房间私会，后来又怎么会跑错地方？情理逻辑，大为不通。
从情理上讲：偷情的人如同做贼，事先必定会细心侦察，行话叫作采点；绝不会跑错路径。何况杀人之夜还是第二次进入卞家；更不可能跑错地方。
单就鄂秋隼来说：他既然已经获得胭脂芳心并得到信物；还有什么必要黑灯瞎火的跳墙进来为偷一夕之欢？即便为求一夕之欢，提前一定有所准备；又是二次入港，再也不会跑错地方。所以从情理逻辑上讲，县令就是个大混蛋。
显然，宿介是偷情的行家；他与王氏偷情已有多年经验，所以第一次就能顺利地叫开胭脂的房门，并拿走绣花鞋。以宿介偷情的精明老练，如果想再次冒名私会胭脂，他更不会跑错地方。因此，从情理逻辑上讲，吴太守就是个小聪明。
吴太守为鄂秋隼翻案，仅仅是从表面儒弱之态推测鄂秋隼不像杀人凶犯，才使案情有了新的进展；本质上还是他的一种主观成见或者同情心；而并非是从案情存在的有违情理逻辑的矛盾中发现问题。所以，宿介最终还是被屈打成招。
其次，自来中国司法体制重口供、轻证据的主要特征；会让审判官员和执法者急于结案求功，很容易采取刑讯逼供而导致冤案。
仔细读小说原文，无论是对男的疑犯、还是对女的疑犯；不停地只是用刑、用刑、再用刑。几乎没有以逻辑推理的方式，让疑犯彻底口服心服地招供。
再次，审判官员对民间风情和下层民心动向缺乏了解。像卞氏这样的小家庭，胭脂不可能有胆量去单独犯下私会情人之事；中间肯定有人引导穿说。
如果审判官员杜绝以上因素的弊端，就不可能有前两个冤案发生。其实，以上所述，蒲松龄先生在文后的“异史氏曰”中都有表达。
粗心读者读《聊斋志异》，只喜欢读故事、看热闹；很少有人细读“异史氏曰”中蒲松龄先生的思想和见解。蒲先生对中国文明文化，都有成体系的深刻认识。
仅以胭脂案而论，施愚山的“心证”断案之法和他对案件牵扯各个人犯最后的判词，其实是对中国文化特征和司法制度特征的简单总结。也可见证蒲松龄先生对中国文化及司法体制见解的先进性。
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由朱碧云主演的电影《胭脂》，其中对原著有两大处较大改动：一是吴太守化装成货郎，用本案唯一的证据绣花鞋，引诱宿介和王氏浮出水面。二是施愚山组织人马讨论案情，进入卞家勘察现场釆集证据。
这两处改动改的很好；说明编导从小说中体会到蒲先生的一番苦心。此时正是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之初；实践（证据）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标志以“圣人之言”为论据的荒唐时代的结束。
当时的中国有不少好电影，而唯有这部电影让人更难忘怀；因为它触及到中国法治和司法体制的核心问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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