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市议会通过决议，宣布进入“纳粹紧急状态”。
该市议会声明表示，“持有反民主、反多元化、反社会和极右极端思想的活动，包括暴力行为，发生频次正在（德累斯顿）增加”，号召德累斯顿市民和社会团体共同保护少数族群，帮助极右翼暴力的受害者。
即使在德累斯顿，这一决议也并未得到一致认同。尽管发起者表示这一紧急动议法案仅仅具有象征性意义，不会有任何实质性措施，但仍有议员认为决议的措辞有待商榷，有过分夸大之嫌，影响城市形象。
有趣的是，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同属基民盟的议员也投了反对票，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法案“仅仅是一种象征”。
▲德国总理默克尔
当然，不管是赞同者通过的决议，还是反对者认为的“夸大”，更多地说明了德国的责任感，对极端主义的高度警惕，而不是“德国乱了”。
今年以来，德国发生数次极右势力袭击事件，引发民众担忧。尤其是10月9日，哈雷市那场发生于犹太教堂外、造成两死两伤的恐怖袭击，矛头直指犹太人，触动了许多德国人的痛苦记忆。
在这一系列动荡中，德累斯顿乃至其所在的萨克森州首当其冲，甚至有人将德累斯顿称作“极右势力大本营”。
之所以有此判断，与历史有关，也与近年来的现实有关。而对于德国政府来说，面对极右翼势力的骚动，仅有警惕还不够，或者还需要反思。
作为千年古城，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堪称易北河畔的明珠，也被誉为“德国最美的巴洛克城市”。
1945年2月13日，二战已近尾声，盟军已掌握制空权，但却在此刻集中轰炸德累斯顿，将整座古城毁于一旦。
直至今日，这场空袭仍被视为二战史上最受争议的事件，是一个“带有惩戒意味的悲剧”。
▲2017年，德国民众手牵手组成“人链”，纪念德累斯顿大轰炸72周年
二战后的德累斯顿人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登峰造极的严谨和韧性，在前东德时代，人们自发保护废墟的一砖一瓦，两德统一后更是进入快速重建期。德累斯顿人利用旧时砖瓦，修旧如旧，重建了一座与昔日一模一样，甚至看不出重建痕迹的古城，堪称二战后重建史的奇迹。
与此同时，德累斯顿也吸引了英飞凌、大众汽车和空客等大企业的投资，成为德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被称作“德国硅谷”。
▲德国德累斯顿市
从地缘上来说，它临近捷克和波兰，又扼守易北河要道，堪称区域经济中心。
但也正因为区域经济的话语权，加上作为萨克森王国首都的政治底蕴，德累斯顿难免成为政治势力竞逐的舞台。
极右翼的NPD（德国国家民主党）始终以德累斯顿大轰炸为政治由头，德累斯顿每年大轰炸纪念日的示威游行也成为其发展土壤。
二战后，新纳粹主义逐渐诞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更是壮大，但在纳粹的“老家”德国，早已法律禁止纳粹崇拜，民众也痛定思痛，极度反对纳粹乃至新纳粹。但两德统一后，新纳粹组织有所发展，他们往往以德累斯顿大轰炸作为切入点。
这些年的德国新纳粹主要以前东德地区的年轻人为主，这跟两德统一后的地区经济不平衡有关。
两德统一后，前东德人告别了大锅饭时代，投入了市场经济怀抱。但经济转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前东德尽管曾是前东欧世界的明珠，但生产力远逊于前西德地区，而且企业效率低、积弊多，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调整过程。
▲德国柏林，国会大厦附近的柏林墙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落后产能被淘汰，大量工厂被关闭，不少前东德人失业。有些人等到了经济重回正轨，并通过自身努力在之后的崛起期里分享经济红利，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反社会，成为新纳粹。
但要看到的是，两德统一后，新德国走出了一条相当精彩的崛起之路。东西德经济差距不断缩小，德累斯顿的经济复苏就是明证。在观念上，无论是对二战的反思，还是前东德的反思，都可以说做到了最好。在这种情况下，新纳粹并没有什么民意基础，掀不起任何风浪。
这种稳定局势于近年被撼动，固然有德国乃至欧盟经济停滞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难民危机给了极右翼可乘之机。
在萨克森州，极右翼势力除了德国国家民主党之外，近年来又有PEGIDA（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兴起，后者的指向显然是这几年的难民问题。
在难民危机中，德国是欧洲敞开门户的急先锋，这的确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包容性，称之为欧盟之光毫不为过。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国乃至欧盟在难民问题上始终是空有大爱，缺少足够策略，导致不少社会问题的出现。
在这个过程中，前东德地区受到的影响更明显，反应也更大，这并非偶然。
这几年来，德国极右翼势力的主要扩张区域就是前东德地区。
前几年的德国地方选战中，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一度落后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引发诸多猜测与不安。之所以反应强烈，是因为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曾是默克尔的重要票仓，她所在的基民盟也随之沾光，票仓的动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难民危机。
▲2019年6月1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属的保守派政党基民盟打败了反移民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德国格利茨市长选举中获胜
地属前东德地区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是德国经济最为落后的一个州，因此对难民群体的接受度和承受力也相对最弱，也最容易成为右翼政党的突破口。
另外，相比前西德地区民众，前东德地区民众的民主浸淫时间相对较短，教育水平和修养也略有不及，因此对待难民的态度难免有些不同。
这几年来，国内知识圈对于难民问题一直有争论。一方担心欧洲“绿化”，认为欧洲应该封闭，另一方则认为欧洲人自己都选择了接纳而非歧视，我们有何资格歧视其他种族。
我认为两种思路都有狭隘一面，前者漠视价值观，后者同样没有价值底线。以道义和情怀衡量问题的话，以默克尔为首的欧洲政治家们当然值得推崇。但无论是当下欧洲，还是我们，都往往习惯只用道义和情怀来看待问题，这种政治小清新的思维，压根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难民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叠加，在近年来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效应。就在前段时间，德国选择党在图林根州选举中击败了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成为该州第二大党。以埃尔福特为首府的图林根州，同样属于前东德地区。
此外，基民盟虽然在萨克森州议会选举中拿下，但得票率继续明显走低。
▲2015年9月7日，德国柏林，大批难民持续涌入德国
其实类似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德国，极右翼政党在其他国家的崛起，往往都以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为根据地，如西班牙南部和意大利南部。
正因为经济落后，加之难民政策带来的经济压力，使得这些地区的人们更容易被极右翼的反移民口号所蛊惑。
德累斯顿宣布进入“纳粹紧急状态”，尽管只是象征性做法，但也说明了德国对极右翼的高度警惕，是德国主流价值观的体现。
但仅有警惕性远远不够，德国政府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极右翼正在崛起，并试图挑战传统主流政党，经济停滞和难民危机等问题的叠加，使得民众有了更多不安全感。
如果不能打消这种不安，那么问题就无法解决。
▲2017年，二战后首次有极右翼政党进入德国国会
在难民危机出现后，默克尔那句“我们能做到”确实激动人心，但一年后，德国《明镜》周刊就以“我们做到了吗”为题审视难民政策，并认为“难民危机分裂德国社会”。
即使是当时默克尔的执政盟友加布里尔也认为，默克尔低估了难民危机的挑战，比如难民涌入使得德国多出三十万学童，德国无力将之纳入教育体系。
至于德国人与移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衍生的种种社会问题，虽然短期内仍不会动摇德国社会根基，但确实埋下了让人担忧的种子。
很明显，德国仅仅拥有开放多元的价值观和丰沛的人道主义，但却不具有与之匹配的机制和能力，也因此常在政治正确的小清新和现实残酷中陷入两难。
前两年，巴伐利亚州财政部长马库斯·索尔德曾说过一句话：“即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善意，我们也无法融合那么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这句话其实也给德国政府提了一个醒：如果能够更妥善有序的接纳难民，而不是大门一开了之，许多民众或许不会被推向极右翼的怀抱。
当然，二战后的德国社会始终以反思为导向，已形成高度社会共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极右翼和民族主义仍会持高度警惕态度。
德累斯顿的“纳粹紧急状态”，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提醒。但比这类提醒更重要的是德国政府能否解决民众所面对的问题，从而消除极右翼扩张的土壤。
*本文除网络截图外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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