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过年将成新常态？回老家被催婚催育，年轻人本就不愿返乡！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陈季冰
长假之前我打听了一圈身边的外地人同事和朋友，总的印象是他们中十之八九决定留在上海，而不像往年那样回老家过年。
看来，各级政府呼吁的“就地过年”赢得了民众的积极响应，这是相当成功的政策倡导。
春运前半段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01
今年春运总迁徙人口下降40%以上
交通运输部发言人在1月20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预计，今年春运客流量为仅有11.5亿人次。而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前一年，也就是2019年，全国春运总客流量为30亿人次。
虽说大多数经济分析机构都认为，因为疫情及各地政策的影响，今年春运的开始时间比往年提前，但总的迁徙人口规模还是会比正常年份下降40%以上。
最新的统计数据甚至比上述预还要低。1月28日至2月11日（大年三十），节前春运15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5233万人次，同比减少11566万人次，下降68.8%。与此同时，货物发送量完成15562万吨，同比倒是增长了8.9%。
而根据“百度迁徙”数据测算，对比2020年和2019年同期，2021年1月以来，全国城际活动整体下降约四成，其中河北、黑龙江、吉林等疫情省份交运流量降幅达到六成，非疫情城市也下降约10%。
中国目前有大约3亿异地务工的“流动人口”，其中一大半是流动性很高的所谓“农民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回乡过春节，再加上另一些人在春节长假期间外出旅游，就构成了这个星球上一年一度最为壮观的人类迁徙活动。
今年，这个“全球最大人口流动”的规模骤然下降了2/3左右。
如果这种巨变只是因疫情防控需要而造成的临时性变化，会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随着疫情的消退而迅速恢复如初，那么它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冲击和改变也只是一次性的，无需过多关注研究。
但如果它将会成为一种新的常态，那么，社会就应该未雨绸缪，为这种正在发生的永久性改变做好充分准备。
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显然更大。
02
“软硬兼施”的防疫手段
表面上看，导致人们“就地过年”的直接原因是政府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软硬兼施”。
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反对一些地方在执行返乡防疫政策时出现的“层层加码”和“一刀切”，但客观地说，各地的许多限制性政策确实大大提高了流动务工者返乡过年的成本。
别的不说，回乡和返城的两次核酸检测和居家隔离，对许多人来说就是不可逾越的门槛——就算不考虑做检测的费用与居家隔离期间的收入损失，光是完成这个例行过程就要耗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令人不胜其烦。这是“硬”的一面。
与此同时，各地也推出了五花八门的优惠性措施鼓励大家就地过年。很多地方政府向外地务工者发放消费券、提供本地旅游景点免门票、免手机流量、免公共交通费用，少数还有直接发放现金的。
而像苏州、宁波这样的南方富裕城市，给就地过年的外地务工者积分落户加分，也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这是“软”的一面。
从雇主的角度说，绝大多数企业也十分希望自己的员工在春节期间留下来加班，这有利于它们生产经营的正常调度。对于一些出口加工类企业和快递物流等服务业，尤其如此。
过去一年里全球封锁，欧美市场对“中国制造”需求迅速增长，令中国的出口加工产业应接不暇。
据报道，今年，像富士康、和硕和立讯等苹果供应商都向春节期间加班的工人派发了奖金和加班费。申通快递公司额外给每一位在春节里留下来加班的快递小哥发了大约2500元奖金。
据我所知，这样的雇主单位并不少见。它们的动机不一，有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纯粹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完成一项“政治任务”；但也有很多市场化的企业在长假期间确实极其缺乏人手，而此时它们的业务订单往往又相当繁忙，政府发出的“就地过年”的倡议与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可谓一拍即合。
然而，促使人们——特别是下一代——逃离一年一度的春运洪流，留在平常工作生活的城市里“就地过年”的最根本动力，或许并不是这些政治和经济的因素，而是下一代“中国打工人”在观念上的巨大改变。
03
就地过年更符合年轻人的意愿
《中国青年报》在节前对2000多名受访者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85.4%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今年会就地过年。
《中国青年报》的读者顾名思义应该都是年轻人，如果将这项调查的结果与春运数据显示出来的平均值相比较，我们会得到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年轻一代外出务工者留在工作的城市“就地过年”的意愿，比他们的父母辈强得多。
我从自己身边的外地年轻朋友那里接收到的信息则更加明显和清晰，在我看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原本就很不情愿每年春节回乡过年，只是迫于各种亲情压力不得不硬着头皮加入一年一度的春运大迁徙。
今年，政府倡导的“就地过年”对于他们来说，不啻是一个不回老家过年的最好借口，让他们如释重负。极有可能，他们不仅不反对这个倡议，还为此庆幸并暗自叫好。
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下一代人比他们的祖父母辈更加缺乏亲情，但对于他们来说，密集性旅途中的拥挤和劳顿、乡下老家七大姨八大姑的陪酒、打麻将，当然，还有催婚、催育……令他们倍感压力，也不是在大城市接受了许多现代观念熏陶的他们所喜欢的。
春节对他们并非不重要，与父母家人团聚也是必不可少，但他们更愿意选择在一个拥有更多自由选择和更为轻松的条件下去实现这些亲情。
这是一个涉及到文化观念冲突转型的宏大的社会学问题，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动因非常复杂，不是这篇短文有能力涵盖的，但近些年已经表现出来的迹象和趋势是明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地过年”的政策倡导之所以获得了很大成功，其实是因为它十分符合许多异地务工者的内心希望，他们需要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去面对亲人长辈。
04
这种新常态会带来哪些变化
我预计，有了今年这样一个开头，接下来这种趋势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一种新常态。这将带来许多变化。
以今年为例，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假日里的统计数据大多尚未出来。但几乎所有经济分析机构的预测都认为，“就地过年”总体上对生产端是利好，但可能会对消费端造成一定的拖累。
因为这样能够增加春节前后的有效工作时长和工作人数，节后生产全面恢复也将明显早于往年。具体到行业，交通运输、文化旅游、住宿餐饮等传统春节服务消费将受到影响，但电商、线上娱乐等居家消费会受到促进。
往常春节呈现典型的“高消费+低生产”特征，期间生产活动放缓乃至全部停顿，而消费则集中爆发。从经济的角度看，是一段极不平衡的“非正常”时期，可以说全球罕见，而且持续时间还相当长。
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密集的“世界工厂”而言，是一件相当头疼的事。
许多企业节前一个月左右往往忙于加班“赶工”，而节后则又需要花两周左右时间恢复生产正常。未来，如果“就地过年”常态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节奏。
除了生产与消费、线上与线下以及不同行业间的此消彼长之外，“就地过年”也会在空间上产生显著的经济影响。
概括起来说，劳动力（或“流动人口”）净导入地区的经济会受益，净流出地区的经济会受损。因此，就地过年在经济上有利于城市，不利于农村；有利于一二线大城市，不利于三四线小城市；有利于南方，不利于北方……
如果与最近一段时间许多人忧心忡忡地讨论得很多的人口出生率断崖式下跌的新情势叠加，那么“就地过年”所造成的这种经济趋势将更为明显。
如果我在本文中提出的预测是正确的，即“就地过年”不是一次性的改变，而将是一个永久性的新常态，疫情和防疫只是这种积聚已久的改变的催化剂和加速剂，那么，我们这个庞大的社会机器未来还将围绕着这种新常态发生很多变化。
可以预见的是，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受的压力将会大大减轻，它们运力的峰值与常规值将会达至一个经济上相对更合理的比例关系；春节长假期间大城市将不再万人空巷，城市生活的节拍——不论是商业、就业、交通、消费、服务——会变得与寻常区别不大；而由于人口的大规模集中更少，县城和乡村生活的许多方面可能也会显著改变。
未来春节期间也许还会出现越来越多“反向流动”，即乡村老家的父母到城市里同在那里生活工作的儿女一起过年……
“就地过年”，本质上就是减少集中性的人口流动，将这些流动分散化。从一个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是利大于弊的。
只是，要促成这种正在发生的迅猛变化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之间造成相对平衡的最终结果，我们可能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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