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以及那一代人的怕和爱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连清川
“我残废，我不惭愧。”许倬云说。
这位出生在厦门的史学大家，台湾“中研院”院士，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先天肌肉萎缩，身高不足一米五，一生依赖轮椅行走。
“我运气好。我父母老早就跟我说，老七，你是不方便。但我们疼你，和疼老八完全一样。不是因为你的外表，因为你的心。因为你是我们的孩子，因为你的笑容。”
▲许倬云（前坐）出生于江南士族大家，患有先天肌肉萎缩
说到这里的时候，91岁的老人家停顿了，瞬间泪目。
但他坚持讲了一个小时，在匹兹堡的家里，给中国刚刚上大学的小孩子们。
很难想象，这样的岁数，这样的身体，他却仍然繁忙。8月28日，他给百度APP录制了《人生开学季》的谈话，接下来，他在9月7日、10日，分别有两场与国内的连线直播。
01
许倬云身上有许多标签，至少在学术界传为奇谭。
他考台湾大学的时候，报的是英文。但是教学秘书马上拿了他的成绩表给校长傅斯年看：因为他的语文和历史考得太好了。傅斯年“钦点”他上历史系。结果，他一辈子就锚在了历史上。
台大毕业的时候，跟他没有直接教学关系的胡适，却帮他写信，介绍给了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代汉学家，金文学家顾立雅。许倬云感念胡适，也一生以师相待。
还有一个身份，为国内的知识圈子所津津乐道：他是王小波的老师。
王小波给去匹兹堡上大学的李银河陪读，原本只是家属身份。但是许倬云慧眼识珠，直接把他招进来，做了自己的学生。王小波的名著《黄金时代》，便是许倬云的指导。
许倬云在史学界早已是风云人物。1965年，才35岁的他出版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当年的美国汉学泰斗费正清即有评价，谓之为小经典。
1999年许倬云已从匹兹堡大学荣休，从这时开始，他摆脱学术身份，开始写作大众史学。其中的《万古江河》，已是中国大众史学的经典。
虽然在学术与教育界中声名隆重，但他始终一直停留在学术与教育界中，未曾走入大众视野，一直到2020年的《十三邀》访谈，更多因为他的性情。
在这场访问中，许倬云有一次泪崩，在谈到八年抗战他自己的所见所闻时，他说，那个时候他就明白，中国文化不会亡。
这是许倬云一生之中几乎最为执着的层面。在几乎所有的作品之中，他都再三强调中国文化的韧性。在《经济观察报》的一次访谈中，他归纳说：中国文化的系统，能够使它在最危难的时候，忍下去，不会垮；而在最得意的时候，不张狂。
因此在退休之后，许倬云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向中国文化的读者，谈论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基础性知识。
我猜想他有着非常深刻的恐惧。在和文化记者李怀宇的谈话中，他有一句很重的话：“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但中国文化的崩塌，却绝非自一日开始，不过是积重难返的呈现，更核心的在于，文化所依存的许多建制，早已崩坏，他给出的具体时间，是从乾隆开始。
在重版的名著《大国霸业的兴废》中，在开篇之中，他提到了中国力量的丧失：
“广土众民的中国，政府也没法纯粹靠公权力来管一个个老百姓，老百姓抱成团，对国家的统治也是有帮助的——政府只要管住每个地方的大族，大族会管好自己的成员。这里面所说的‘大族’不一定是亲缘团体，也可能是地缘团体结合在一些有声望的人物周围。”
这同样是许倬云在许多著作中的重要论断：在中国的传统时代中，士绅集团力量的存在，对于稳定中国的政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底层公众与上层之间进行博弈的代表，同时又是社会变动时的中间力量。缺乏了这样的缓冲地带，危机随时呈现。
而这些中国文化的基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轻率地拿掉，会导致政治的刚性。
解决方案呢？他在《万古江河》的后记中写道：
“其实，中国从来不能遗世而独立，中国的历史也始终是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在今天，如果中国人仍以为自己的历史经验是一个单独进行的过程，中国人将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也不能清楚地认识别人。中国人必须要调整心态，从中外息息相关的角度，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别处的人类。”
02
在百度APP名为《人格不是大理石，是可塑体，直到最后才完成》的谈话中，他讲的却是人性最基本的概念：从20岁开始的人生新阶段，你是什么样的人，人家便待你什么样子。
许倬云的所有著作中，都有很深的忧虑，尽管看起来的名称，都在讨论中国文化之独特性，之普世性，以及对现代西方文化的矫正作用。
经过近一个世纪沧桑，近日去世的余英时先生曾经见到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人，已然所剩无几。
那一代的学人都有着十分深刻的忧虑，在二战结束之后，普遍走入了通读中西文化道路，包括黄仁宇、邹谠、杨联升、余英时、唐德刚、许倬云，都先后负笈美国。
而这些人，尽管学术道路各自不一，用力的地方也都各自不同，但几乎都可以看见一条相同的轨道：
都深入中国政治制度的轨迹与文化的肌理，试图寻找中国政治兴衰的根本缘由，从而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开万世之太平”。
因而，从根本上说，这些人都有着十分相似的话题体系：以中国历史为底本，宏大叙事为方法，冀图直达中国兴亡的根本。
从结果上说，这些人或多或少地曾经影响过一批中国学人，并且因此而滋养了相当一批中国新的史学后进。
只是非常可惜，他们终究只能停留在学术圈层之中，很难深入普及大众。即便如同许倬云一样，他的《万古江河》与《大国霸业的兴废》，已然属于大众史学范畴，没有难懂的术语，没有难解的逻辑。
如今的华文史学界其实已经甚少黄仁宇、余英时、唐德刚与许倬云这样兼具文学素养与史学底蕴的人了，这便是许倬云常说的，我们可以培养出专家，却再难培养出知识分子了。
宏大叙事，所要解决的恰是根本问题。他们这些人，都曾经经历过中华民族与文化最为惊险的时刻，于是念兹在兹的，总希望从根本的制度基底上，改变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结构，从而能够融合进西方的建构，重塑中华文明的生命力。
当下的学人，即便是经过西方培训的，也很难有这样的高度与宏观，很大的根本在于，他们一方面缺乏了民国成长的那批学人基本的中国文化根基训练，无法从经典文本本身去体察中国文化本身的素养与基础，而另一方面，更无法宏观地观照东西方交融与摩擦，从中去寻找融合的道路。
而整体社会的下行与庸俗化，自然也就造成了年轻一代的轻浮与表面，读起来尚且困难，更何况去理解与探寻？
那一代人最怕的，从来就是中华文明面临消亡的灭顶之灾；而那一代人最爱的，又从来是中国文化基底的温情与人性。
如今，当我们再一次进入到地缘战略激烈的竞争之中，还有哪些人，能够承担起这样的忧虑和宏大呢？
也许听一听，看一看许倬云会有一些好处。毕竟，最深切的热爱，从来都是从怕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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