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马云说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是两千年来重大思想进步？ | 冰川观察
创新、敢于冒险、开放、拥抱全球化，正成为中国这一代互联网企业家的底色。这种企业家精神所塑造的集体成绩便是，在全球六大互联网企业中，已经有三家中国企业的身影，中国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和美国并列的互联网经济两大引擎。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艾川
近日，许多企业家的眼光都落在了一份文件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全文发布后，立即引起国内众多知名企业家的关注与赞许。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回答新华社采访时说，“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是2000年来中国在思想领域的一大进步。认可企业家才是真正相信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发端于经济学家熊彼特、成熟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Entrepreneurship一词，终于在中国这片大地上更牢固地扎下了根。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造就的古老传统中，士、农、工、商是人们对每个行业的价值排序。商人在伦理价值上并没有取得真正的高位。与此相应，企业家和商人创造的财富也很难像欧洲诸国那样，通过家族传承，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后者主要跟产权明晰和私有产权保护有关。
经济学家熊彼特，是第一个承认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的人。通过大量经济史的研究他发现，经济发展的核心基本上是一个由单一原因产生的经济进程，这个原因就是企业家的创造——创新。
熊彼特称创新是“一种新的组合”，包括一种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市场的开放、新的共给来源或新的组织形式。
在描述企业家的心理动机时，熊彼特写到：
“首先，有一种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和愿望……其次，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冲动……最后，有创造、完成工作或只是施展一个人的能力和才能的乐趣。这一类型的人寻找困难，为了改变而改变，以冒险为乐。获得金钱上的收益的确是成功的一种准确的表现”。
正视人的创造欲望，正是企业家精神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欧洲，近代工业革命发端于文艺复兴的思想浪潮，而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互为表里。
文艺复兴倡导个人自由、平等、欲望、人性至上，提倡竞争进取和科学求知，为人们挑战天主教会提供了思想依据，更为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言以蔽之，没有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对人的欲望的正视，以及利用人的欲望来创造社会财富，自由市场经济在近现代的发展就不会成为可能。因此，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家精神。
而在中国，唐以前对于商业的态度，大抵并不低看，而是重视国有商业，抑制私人商业。自宋代朱熹以降，“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观又遮蔽了人的欲望，从而大大束缚了人的创造力和非凡的创新能力。加之士农工商的排序对于商人和企业家阶层的低价值排序，使得近现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大大地被压抑了。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措施，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比如西汉令“贾人毋得衣锦绣……操兵、乘骑马”，“无得名田”，“不得任宦为吏”，简直是赤裸裸的歧视。到明代，这种歧视性的政策居然发展为“禁商贩服用貂裘”（《明史·舆服志三》），一点面子都不给。
在税负方面，古代中国对于企业家也难假辞色：商鞅“重关市之赋”（《商君书·垦令》），汉初商贾算赋加倍，明清商税则更加名目繁多；在对商贾的私有产权保护方面更是付之阙如，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汉武帝“算缗告缗”，直到明清各级政府对商人多种方式的勒索和掠夺，不计其数。
在抑制私人商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同时，中国古代社会却同时保护和发展国营商业。汉代盐铁官营，直至清代盐茶专卖；古代从商鞅起国家便开始控制粮食贸易，“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君书·垦令》）；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从而将这一领域的利益全部收归国家。正是这种重农抑商的模式，影响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成长，也影响了中国在明代以后走向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繁荣。
至西方进行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时，中国已经沉睡在农耕文明中数千年了。这种成熟、自足、守成有余但创新不足的文化和整体社会价值观，导致无人敢于冒险，无人敢于创新，因循守旧。
一个早熟的农业文明由于过度的精致化，丧失了其他草原上和辽阔大海上的国家的勃勃生气。
古老中国的这一沉沉甜梦，一直睡到西方和日本兵临城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猛然初醒。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试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直到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才与世界站在一起。
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完成了重工业和基本完成轻工业的双重追赶后，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兴起，中国第一次走在全球商业模式变革和技术创新的前列。
如果说前两个追赶都是踉踉跄跄的模仿的话，这一次，中国的企业家则终于有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本土企业家的能力、精神和风貌。
这是完全不同于先辈的价值所定义和规范的企业家，也是完全不同于农耕文明时代的企业家。
地产商王石去哈佛读书，互联网企业家马云去美国和加拿大举办中小企业论坛，他们在抱有“家国情怀”的同时，具备世界公民的眼光，更具备一代代前辈所不具备的全球意识，以及创新能力和创新格局。
《意见》也表达了这样的期许：“在实践中培养一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
走在前列的马云等企业家，就是这一创新的代表。
正如马云所说，“认可企业家，是真正相信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从18年前的十八罗汉开始，马云就用他的感召力、创新的激情和热情，以及不服输的劲头，凝聚着18个人乃至于现在5万员工的精神。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创新，还在不断进行和深化中。
工业革命以来的逻辑正被“made in internet”理念颠覆，小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和主流。如马云所言，阿里巴巴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而是以一个“经济体”，一个服务于所有参与者的平台和基础设施。阿里巴巴平台年交易额已经超过4万亿，带动了3300万人就业，阿里和中国实体经济已经高度融合。
“经济体”这种新的产业形态，显然可以归类于熊彼特所说的“新的组织形式”的创新。创新并不是发明，但创新却可以产生比发明更大的价值，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服务于更多的人群。“经济体”这种新的产业形态，也是阿里为世界产业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完成销售额4.9万亿美元，但是超过80%的消费依然是在实体店完成的。阿里巴巴的新零售战略正在开发这80%的可能。
阿里巴巴早在两年多前就已开始新零售布局，通过战略投资三江购物，私有化银泰商业，牵手苏宁云商、上海百联等，为公司的新零售设想提供广阔的试验田。
作为新零售战略的一部分，阿里巴巴自2015年起孵化盒马鲜生，上季度正式推向公众，借助阿里的消费者洞察、移动技术以及其他的门店内专有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了无缝的线上线下全渠道体验。在盒马，消费者可以扫描产品条形码获得产品信息，可以用支付宝完成支付，盒马APP将记录购买历史，并据此来进行个性化推荐。
“实体零售商们将在新零售战略中受益。”今年8月27日，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刊登长文认为，阿里巴巴正在开发算法，分析如品牌会员信息、购买历史和商店访问时间等用户数据，来更好地理解消费者偏好，预测消费习惯的变化。这些分析结果可以用来帮助零售商们调整产品供应、设计新的营销策略以及建立更快的供应链。
同样在践行新零售战略的还有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今年6月16日，亚马逊宣布以13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全美最大的天然和有机食品连锁超市Whole Foods（全食超市），表明其进军线下零售业的决心以及对新零售未来发展的信心。
但和阿里巴巴2013年10月17日就与银泰达成战略合作，探索线上线下融合比起来，亚马逊此举至少晚了三四年时间。外媒普遍认为，阿里巴巴才是全球零售业未来形态的探索者和引领者。路透社撰文称，亚马逊收购全食超市其实只是在追赶阿里巴巴等中国电商巨头。
创新、敢于冒险、开放、拥抱全球化，正成为中国这一代互联网企业家的底色。这种企业家精神所塑造的集体成绩便是，在全球六大互联网企业中，已经有三家中国企业的身影，中国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和美国并列的互联网经济两大引擎。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这份有关企业家精神的文件，凸显了它超越当代的时间意义。
（投稿邮箱：622007913@qq.com）
（实习编辑 莫子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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