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相信自学能够成才 | 冰川观察

我在自己漫长的学习路程中有幸遇到一些好老师，这些经历告诉我，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在学生的求学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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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我忍不住又想说点让有些人不好受的话。

这一次我想说的是，我从不相信自学能够成才。我相信“名师”未必出“高徒”，但“高徒”一定出自“名师”。如果一个人有志于求知，那么他首先应该寻找到好的老师，历经千辛万苦也在所不辞。

我经常在互联网上看到许多人就各类问题发表言之凿凿的高论，一副真理在握、舍我其谁的气概。然而很遗憾，我看下来，它们中鲜有真知灼见。

例如，现在有不少关心社会问题的人喜欢动辄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文化传统上去，开口闭口儒家文化如何如何、基督教如何如何、伊斯兰教如何如何……他们大概认为自己视野开拓，见识广博，但实际上这些大而无当的笼统议论充其量只是展现了他们的无知。

我知道这些人经常浏览公号文章，可能也读过一些书。但我认为这一类“学习”不仅没有帮到他们更全面深入地看待复杂的社会问题，反而损害了他们的正常思维能力。如果他们没有接触过手机和书本里的那些“知识”，仅凭普通人所具备的常识来看问题，得到的结论虽然也许比较肤浅，但至少不会离谱到哪里去。

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一些抽象概念，使用了一些逻辑方法，所以他们现在的观点反而是极其武断、片面和极端的。原因在于，他们对那些概念本身就一知半解，他们的逻辑推论过程又是混乱的。

我当然还很清楚这些“网络知识分子”的症结所在——他们都是无师自通，没有在好的老师的指导下经历过专业系统的训练。互联网的普及使信息和知识的获取大为便捷，这让许多人以为，在这样一个时代，通过自学而成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真是让人无比悲哀。

我这辈子能够完整背诵的第一篇文章是唐朝文学家、思想家韩愈的《师说》，是在我父亲的灌输下花了很大力气背出来的，所以事隔几十年，我仍然背得很熟。

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将“师”的功能定义为“传道”、“授业”、“解惑”，这是他所处时代的情况。在如今这个时代，老师的功能已经有了重大改变。但是《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古之学者必有师”，却并不会随着时代由古及今而发生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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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老师对于学习者来说如此重要？

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知识，知识又分为两部分：“知”和“识”。“知”的部分是客观的，可以记录于各种书本之中；而“识”的部分却是因人而异的，无法记录和积累。有“知”才会有“识”，但有“知”未必一定有“识”。老师（特别是高层级的老师）的主要意义不在于传授“知”，而在于他是学习者从“知”通往“识”的路途中的向导。

我是典型科班出身的学习者，我说这个当然不是想要站在鄙视链的高端，在那些“野路子”面前样洋洋自得。我读书读得再好，也并没有取得过什么值得夸耀的成就。我是想说，我在自己漫长的学习路程中有幸遇到一些好老师，这些经历告诉我，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在两方面对于学生的求学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老师至少能在两方面对学生求学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他能够教会你一套正确的学习方法。

人类知识浩如烟海，2000多年前庄子已在感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术积累进步到今天，哪怕是在某一个很窄的专业领域，一个人穷尽其一生也不可能掌握它的全部知识。

在这种客观制约下，一个人若想要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就不得不有非常高效的学习方法，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并且去掌握那些可能对自己未来的独立探索有很大帮助的知识，而不是事倍功半，并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许多碎片化的无效信息上。顺便说一句，这是移动互联网阅读的最大弊端。

韩愈认为老师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解惑”，然而我的经历告诉我，一个好的老师经常不会直接针对你的疑问给出你想要的答案，他是一个启发者。我大学毕业工作后多年曾经有机会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修过一段时间，那里的周其仁教授是当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性格也非常有特点，他就是我所遇到过的好老师。

如果你带了三个问题去请教他，你会发现，你从他那里一个现成答案都得不到，相反他会反过来问你至少十个问题，并且经常让你觉得，你问的问题本身就是有很大问题的。这其实是一个对你进行启发，帮助你梳理思路的重要过程。它不一定让你“解惑”，但却十分有助于加深你对一个问题观察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最终，“惑”是你自己“解”的。

▲周其仁教授是当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自学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便是死抱住书本里的几个孤立结论不放，并将它们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却没有学得隐含在这些结论背后的分析方法。而对一个真正善于学习的人来说，结论常常很不重要，方法才是宝贵的。

热爱学习的人应该多有相同的感悟，知识就像迷宫，一不小心就会走上岔道、歧路，浪费你好多精力却终无所获。有了这样的老师，你就像拥有了一张迷宫地图和一付望远镜，可以尽早达到你想去的目的地，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老师之所以不给你直接的答案，一来是他深知只有你自己辛苦探索得来的知识才是你真正掌握的知识，二来更因为许多问题的答案并非独此一个，每个学习者在它上面最终收获的见识很可能是非常不同的，他不想用他的大脑来局限你的大脑。

许多自学者以为，坐在家里独自一个人读书，就能自学成某一领域的“大家”，进而“成一家之言”。他们所不了解的是，高层级的教育其实不是简单的“学”，而是“习”。“习”需要不同思维和观点的相互碰撞和启发。

我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修时，当时那里的主任林毅夫教授要求我们去听他给本科生上的一门大课。这门课的题目叫《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听起来老套、乏味而又与时代脱节，我们这个班里有好多同学一开始不太愿意去听。林老师得知后十分生气，一天晚上专门把我们全班召集在一起，狠狠地训了我们一通。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

我们当中有两个同学还想狡辩，说这门课的教材我们已经都读过。林老师听罢勃然大怒：“既然这样的话，我把你们整个课程的教科书都发一套给你们，你们明天就都回去吧！”

将近20年后，我依然对这件事情记得清清楚楚。

第二，一个好的老师往往能够比学生自己都更了解他的天赋和长处，从而为学生指引一个明智的发展方向。

年轻人的最大优势是精力旺盛，记忆力强健。但年轻人的最大劣势是不知道如何合理使用旺盛的精力，因为他们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这时候，如果有经验丰富的过来人稍加点拨，他们的学习往往能够事半功倍，而他们对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也会有更加清晰和准确的认知。

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最后一年，基本上都在文汇报实习。那期间得到了很多年长记者和领导的指导，这让我收获巨大。因此到我毕业后正式进入文汇报工作时，差不多已经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成熟记者了。

如今回想起来，特别感激他们。那段实习的日子对我以后的新闻工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的那些老师们看到了我擅长什么，他们在我实习期间给了我许多发挥自己长处的采访写作机会。而且那些都是要发表在报纸上的实践工作，不是大学课堂上的模拟采访和写作。甚至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就是当时我们部门的主任、一位5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级记者。

这就是“师”的引路人作用，如果没有好的老师，学习者往往在黑暗中独自摸索很长时间，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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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或许的确有些领域有可能无师自通——马拉多纳就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里踢野球踢成一代球王的，但在更大多数领域，如果我们愿意回归简单的常识，我们就知道，“无师自通”之类的说法是根本说不通的。

其实，别说是复杂的专业学科，就是游泳和拉小提琴一类的技艺，如果没有老师指导，仅仅照着一本练习手册上写的去学，能够自己学得会吗？我几乎可以断言，在这方面有天分的人有可能学得会，但他们最多也就是勉强能在水里不淹没或把曲子拉成调而已。他们在游泳和小提琴方面的基本功一定是不扎实的，动作姿势一定是不规范的，当然，终究也一定是成为不了游泳健将和小提琴演奏家的。反过来，即使是没有天分的人，如果拜了一位好老师，则一定会比他们游得快得多，拉得好得多。

我相信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认为自然科学能够自学成才了，原因在于：第一，自然科学需要用到的一些基础知识工具——例如高等数学——有很高的专业门槛，非经课堂正规学习难以掌握；第二，如今的自然科学研究高度依赖先进昂贵的实验设备及复杂的团队配合，这也是自学者不能办到的。

▲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是自学者所不能企及的

但仍有太多的人自信满满地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自己仅凭兴趣和努力就能成为“思想家”。这主要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门槛显得比自然科学低——无非就是读书和写作而已，同时，社交媒体上那些靠热点评论发迹的大V们的成功也激励了他们。

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门槛低在一定程度上或是一个假象，事实上，它只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罢了。

人文社科研究的基本工具是概念和分析方法，比如说“市场经济”、“自由”、“法治”等等。但许多人在使用这些概念和方法的时候经常忘记，它们都是诞生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不同而发生很大的变化。概念在使用时必须有清晰的界定，这就相当于微分方程里必须有的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而要搞清楚这些概念和方法的流变及适用性，非经系统的专业训练，也是不太可能的。

10多年前我在东方早报主管新闻评论时，对评论员和编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事一理”。一个事件的发生，必定有一些直接原因，有一些间接原因，还有一些时代和社会的背景因素；而无论是直接原因、间接原因还是背景因素，又都有可能有主有次。新闻评论的要义便是梳理清楚这些原因和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比较好地把握一个事件的基本脉络。

所谓“一事一理”，就是一篇文章中阐发的道理只能适用于本文所探讨的事件。如果对一个特定事件阐发的一通道理套到另一个事件上去也完全合用，那么在我看来，这多半不是一篇合格的新闻评论。

如今一些业余写作者往往根本不研究事件本身及其逻辑关系，而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件，都借着它们来阐发一堆自己想要表达的夸夸其谈，或者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抖机灵……这些大多是在学习过程中没有遇到好老师教诲的结果。

除此之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经常需要用到诸如新闻采访、田野调查、数据分析一类的实验性的科学手段。这类手段因为距离日常生活比较近，不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关在封闭神秘的实验室里，所以让人以为它们很容易。但实际上，它们也有严格的规范和程序，未经专业学习和实践经验，也是很难真正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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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有段时间，社会上特别热衷于宣传那些所谓“自学成才”的典型，数学家陈景润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我对陈景润的事迹不是很了解，不太清楚他在数学领域究竟取得了多么高的成就。后来我在同济大学念本科时专门学过几个学期的高等数学以及概率论、博弈论之类数学课程，也没有听到我的老师们谈论过陈景润。

但有两点我想指出：第一，今天不可能再出现陈景润这样的人；第二，陈景润不是科班出身，但他不一定没有老师。

▲陈景润不是科班出身，但他不一定没有老师

关于第二点，是我最后特别想要谈一下的。

是的，我从不相信自学能够成才。不过，我也从不相信考进了一所大学、甚至名牌大学，就意味着有了好的老师。科班并不等于“名师”，反过来，不是科班也并不等于我所说的“自学”。如今的中国尤其如此，相信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但这种现状并不应该成为我们放弃寻找老师的托词。正因为世间良师不多，所以我们才应该花更大的力气去追寻。

虽然作为一门职业的教师为学校所垄断，但真正的老师并不一定在学校里。韩愈的时代没有大学，连书院都尚未诞生，但好的老师不见得比现在少。

古往今来，那些在各自领域里独步天下的大师巨匠们很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但同样地，他们中几乎没有是无师自通的。

音乐家莫扎特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旷世天才了，但他在音乐上的成就绝不只是来自于他的天赋。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莫扎特从4岁起就在父亲的严苛督导下学琴。他的父亲是一位宫廷乐师，母亲也会拉小提琴和大提琴，他们就是他的启蒙老师。

不到15岁以前，莫扎特已经随父亲游历了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等许多国家，与当时欧洲几乎所有声名显赫的音乐家和演奏家都有交往。这在当时的交通和经济条件下，是极为不容易的。莫扎特还曾专程从维也纳远赴汉堡，向著名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儿子卡尔·菲利普·巴赫学习。

▲莫扎特大概是历史上罕见的旷世天才

而羁傲不逊的贝多芬也不是一个自学出来的大师，他在20岁时就从家乡波恩来到当时的欧洲音乐中心维也纳，向当时享有最高声誉的两位音乐家海顿和莫扎特学习。

可以说，没有这些伟大的老师们，就不可能成就伟大的莫扎特和贝多芬。

天才尚且离不开良师，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在历来尊师重教的中国，许多“名师”与“高徒”之间的故事更是让人数不胜数、津津乐道。

如今每每听到有人重拾“五四”牙慧，在“西化”与“传统”之类浮泛可笑的伪命题上啾啾不休。我时常说，吾生也晚，惜乎无缘亲身经历过往那些雅事。我只想，若是有机会穿越回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搬一张小凳子，去聆听宣扬新学的胡适、陈独秀们与倡导国粹的黄侃、辜鸿铭们在课堂上的高谈阔论、相与讥谤，那是多么令人神往之事啊！

（投稿邮箱：[e-mail]）

陈季冰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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