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观点】不容忽视的影响汽车强国建设因素

Original 2017-11-12 汽车产业信息网 汽车产业信息网

2017年4月由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我国汽车强国建设提供了框架与指引。我国汽车产业将在工业化中后期的工业强基支撑、对外开放融合中，得到竞争力提升，实现与全球汽车产业的共同发展进化。为生存而发展的动力，将推动我国汽车企业持续创新，追求卓越，使我们对汽车产业强国建设前景充满乐观。目前汽车产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也将在产业的灵活性、韧性和开放性中，通过自我调整和快速变化得到解决。

尽管如此，但是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类似于安迪·格鲁夫所称的“十倍速变化”因素，将可能会对汽车产业强国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对这些因素关注不够、处置不当，我们可能会在强国建设中出现短视、低效，甚至反效果的战略或战术，打断汽车产业的发展轨迹。

（1)人口因素将对从2017年开始的未来十年汽车需求，产生重大负面冲击。美国企业研究所认为：专家们对经济的一致预测都会出现重大失误，而相对经济、政治和有关未来的预言，长期的人口形势预测拥有强大内在优势。从2017年开始的未来十年，1991-2000年的生育低潮出生的1.59亿90后（目前17-26岁）开始步入购车黄金年龄，1981年至1990的第三次生育高潮出生的2.28亿80后（目前27-36岁）在大部分完成了第一次购车后新的购车需求减少，而1962年至1971年第二次生育高潮出生的2.5亿人口（目前46-55岁）的购车需求在消失。90年后成为未来十年购车主力，两次人口高峰所导致的汽车需求逐渐消弱，且第二次、第三次人口高峰分别比90后多57.2%和43.3%，将导致汽车市场需求出现让人惊讶的下滑。

人类直线思维模式，难以理解指数函数，预测时宁愿相信原有趋势会继续持续下去，导致我们常常对前景过于乐观，当困难来临时准备不足。忽视人口因素，将可能导致汽车企业的决策，最终形成合成谬误。

（2)对新一轮汽车技术革命的理解将可能关系到我国汽车强国建设的成败。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美虽然同时看到了计算机技术变革的机遇，但是日本通产省在计算机技术发展方向上判断失误，结果错失迄今最大的产业发展机遇。金融危机以来，技术创新对汽车产业的颠覆性越来越显现，目前以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为代表的汽车技术革命，不仅对传统汽车企业形成了较大的冲击，改变了汽车产业的发展业态，而且还吸引了一批新兴的汽车产业参与者。汽车产业新一轮科技创新方兴未艾，其不是来源于逻辑，而是来自于生存本身，是在不断的试错中产生，具有跳跃性，对方向的预测受制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充满诸多未知的未知。

在未来我国汽车强国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必须正视汽车技术规划将对我国汽车强国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而且在思想和行动上，要有新思维和新方式。我们要跨越狭隘视野，根据技术进步的特性，在对前沿技术把握上，明确政府和企业职责，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凯撒，避免过度干预，支持多样性，鼓励试错，使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环境，适应于汽车技术进步的进化模式。

（3）外资政策将可能成为影响汽车强国建设发展轨迹的重要变量。汽车产业外资政策的改变，将可能导致汽车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激剧，干扰汽车强国建设的轨迹。有关汽车产业利用外资政策的各种讨论曾甚嚣尘上，但却突视了后发汽车强国外资的放开都是由于国际压力，被迫而放开的。日本汽车产业由于日美汽车贸易磨擦，经谈判，1973年被迫放开汽车产业外资股比限制。韩国汽车产业股比放开则是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作为接受IMF的200亿美元紧急救援时所附加的苛刻条件。

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是一部合资合作史，外资管理政策为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赢得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促使了我国汽车产业与跨国汽车企业的关系就如生态圈中的进化一样，由最初的依附，后来的共生，到未来的共同进化。《汽车产业中长期规划》虽然提到有序放开合资企业股比限制，但是外资股比问题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要顶住国际压力，越放开得晚越有利，它也应成为我们未来在国际谈判中的重要筹码，放开汽车股比问题必须非常慎重。

（本文同时发表于中国汽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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