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剥夺、可步行性与公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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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一期推送我们向大家分享了清华大学田莉教授的城市扩展专题研究，新学期伊始，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武大城市化研究室的最新研究进展——社会剥夺、可步行性与公共健康，同时也是我们“辅助城市规划的社会均等化专题研究”的第三期。
研究背景
01
什么是“可步行性”？
可步行性（walkability）最初的概念源于对人类步行的能力的描述，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定义，尚未形成一个统一和准确的概念。狭义地讲，可步行性是指“一个开放的城市空间有利于人们步行”。
根据影响可步行性的因素，许多人将它与不同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总结起来为四个方面：可达性（accessibility），连接性（connectivity），舒适性（suitability），感知性（perception）。具体地，可达性表示了混合的土地利用会缩短人们居住地和目的地的距离；连接性是街道格局类型的结果，它表现了去往目的地路线的多样性与直接性；舒适度表示与步行相关的自然因素，如绿化率，人行道的数量，人行道的宽度，空气质量，距机动车的距离，是否有树荫等；感知性是指在某种社会人口环境中由于交通拥堵和犯罪事件等带给人的安全感。由于以上这些概念都与步行这一行为有不可分的关系，有研究指出可达性与社会人口特征对可步行性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而在可步行性的评估过程中，舒适性与连接性属于可达性的范畴。
02
可步行性的度量
不同领域（如公共卫生、地理学、社会科学、城市规划、交通管理等）的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可步行性的测度方法。这些分析方法主要可以分为小区（点）、社区（面）或街道（线）三个层面，如下图所示。
（点、线、面可步行性分析）
在小区（点）和社区（面）水平，研究者强调可步行性的可达性与连接性，通常评估人们到达日常设施的便利程度。而在街道（线）水平，研究者往往从舒适性这一方面去探讨可步行性的，如步行品质。常用的方法有指数法、审计法、实地调查法、聚集分析、社会问卷调查、GIS制图等。而基于网络的方法是目前测量可步行性最常用的方法。步行指数（The Walk Score）测度方法是目前唯一的国际性量化测度步行性的方法，该方法于2007年由美国研究者提出，如今己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等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步行指数测度方法以日常设施的类型和空间布局为主要研究对象，考虑了到13种设施的距离，使5分钟步行距离内的设施点达到最大值，并对30分钟以外的设施考虑距离衰减规律。最终计算的得分标准化到0~100。具体方法参见网站www.walkscore.com。
03
可步行性、社会剥夺与公共健康
一方面，一个地区的建筑环境与健康问题的产生和健康的差异有重要的联系。通过适度的运动可以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因此，在可步行性好的环境中居住的人健康状况往往较好。
另一方面，社会人口特征与健康的差异也有紧密联系。已有的研究表明，良好的建筑环境可以减少公共健康的社会不均等性，步行行为与社会人口特征存在显著的关联。
因此，本研究将在探究可步行性度量方法的基础上，对可步行性、社会剥夺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
研究框架
基于以往的研究，我们提出了社会剥夺、可步行性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假设，如图所示。
（研究假设框架）
由于不同的建设特点和社会环境，小区的可步行性呈现出梯度特征。社会不均等性表示在社会经济条件越不利的小区其可步行性通常也越低。社会剥夺和可步行性都与公共健康有潜在联系。
我们总结了三种小区可步行性与公共健康的关联通径：
（1）小区可步行性好能促进人们进行运动，从而有利于健康；
（2）小区可步行性好可以提高人们的社会联系，改善健康状况；
（3）小区可步行性好可以调节环境压力，从而与公共健康产生关联。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深圳市8117个小区（本研究基于小区尺度）
研究内容：可步行性度量、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回归分析
（研究区及深圳市小区空间分布）
可步行性的度量
本研究基于步行指数理论提出了一种修正的可步行性测量方法（如下图所示），针对中国的环境对步行指数进行修正需要注意以下三点：（1）设施与权重的选择；（2）距离衰减函数；（3）步行特征的集成方法。
（修正的步行指数框架）
原始的步行指数包括9种设施，每种设施的权重是根据其相对重要程度来设定的，分为高（3）、中（2）、低（1）三种，权重的总和为15。这些设施类型的选择、每类设施考虑个数的确定、不同设施的权重以及同类设施多个数量的权重确定， 都是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论证和步行指数算法的反复验证最终确定的。设施分类表如图，来源：www.walksore.com。
（原始步行指数设施权重表）
根据我国《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02修订版）》中对公共设施的分级配建标准，将城市居住区公共设施配建分为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服务、金融邮电、社区服务、市政公用、行政管理及其他等8大类，50小项。通过专家打分和问卷调查等形式最终确定的设施表如下所示。
（可步行性度量的设施类型共6类：商业服务、市政公用、文化休闲、金融邮电、医疗卫生、教育）
在以上设施分类表基础上，考虑距离衰减规律，就可以计算从某一点出发到达一定范围内的不同目的地的步行指数。
距离衰减规律是指设施的权重将随着其与出发点距离的增加而有规律地衰减，一般采用多次曲线。本研究通过步行指数中容忍时间的方法来分析设施使用的距离衰减规律。根据调查得到的各受访者的容忍时间建立了如下图所示的距离衰减函数。从小区到设施的步行时间利用百度地图获取。具体可参考大数据|城市食品荒漠识别及其社会不均等。
（距离衰减函数）
通过设施表和距离衰减函数计算得到基础步行指数后，进一步考虑步行环境的影响对其进行修正，主要通过所在地区的交叉口密度、街区长度和坡度来测度。选择这3个测度指标也是经过众多学者研究和多国实践得到的。具体如下表所示。
最终得到的步行指数评分机制为0-100分（如下表所示），分数越高代表越宜于步行。
（0-24表示不利于步行，即居民日常几乎无法通过步行方式到达目的地；25-49表示可步行性较差，即居民可以通过步行方式到达较少的目的地；50-69表示可步行性一般，即居民可以通过步行方式到达部分目的地；70-89表示可步行性较好，即居民可以通过步行方式到达大部分的目的地；90-100表示可步行性最佳，即居民日常几乎能够以步行方式到达所有的目的地）
可步行性、社会剥夺与公共健康的关联探究
为了探究可步行性的空间格局，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Global Moran’s I）和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对其分布进行可视化。
我们选取了七种指标来衡量小区尺度的社会人口特征（如下表所示）。
（七种指标为：独自一人居住的人口占比、无住房设施的人口占比、失业人口占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占比、蓝领人口占比、老年人口占比、12岁以下人口占比）
五种健康指标为心脏病、慢性乙肝、慢性肝炎、高血压、肝癌的发病率，时间为2011年。
考虑到小区可步行性的空间自相关性，我们采用空间回归分析来探究社区社会人口特征与可步行性以及健康与可步行性的联系。
最后，利用基于最大似然估计的通径分析来揭示小区社会剥夺、可步行性以及公共健康三者之间的复杂联系。对于可步行性与公共健康之间可能的中介因素，这里只考虑空气污染（PM2.5），将体育运动和社会影响排除在外。以官方发布的年PM2.5监测数据为基础为深圳市建立了土地利用回归方程，分别统计了8117个小区的年平均PM2.5浓度。整个通径分析过程是在Mplus 5.2中进行的。
结果提要
深圳市8117个小区的可步行性存在着空间差异，高-高聚集的小区主要分布在深圳中部街道，而低-低聚集的小区主要分布在郊区。
（a.步行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b.步行指数的空间聚集与散布）
空间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小区可步行性与心脏病、高血压、肝癌的发病率这三种健康指标存在负相关关系，反映了可步行性较好的小区公共健康状况也相应地较好。
（可步行性与公共健康的联系）
另外，我们发现儿童人口较多且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小区表现出较低的可步行性。这些结果都说明了深圳小区的可步行性存在明显的社会不均等性。
通径分析的结果显示，对于心脏病和高血压，有三种显著的关联通径：
（1）受剥夺程度高的小区的人整体健康水平较低，与居住环境的可步行性较差存在关联；
（2）由于PM2.5浓度较高的地区其受剥夺程度也高，与之相关地，小区的公共健康状况也较差；
（3）可步行性较差的小区更容易暴露于PM2.5浓度较高的环境中，且社会剥夺水平高的地区往往表现出较低的可步行性，因而公共健康水平也较差。
（—表示负的关联关系，+表示正的关联关系）
总结
本研究揭示了可步行性的社会不均等性，对土地利用规划者提供了参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土地利用规划中应该注意以下三点：（1）采取基于城市形态的分区模式；（2）加大对街道景观改善的投入；（3）制定保障房和廉租住房政策。
参考文献
Su Shiliang, Pi Jianhua, Xie Huan, Cai Zhongliang, & Weng Min. (2017). Community deprivation, walkability, and public health: highlighting the social inequalities in land use planning for health promotion. Land Use Policy, 67, 31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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