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体认语言学发凡
摘要：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已成为国内外的主流学派，代表着语言学研究的前沿。我们经过这些年的深入思考，拟将其本土化为“体认语言学（简称ECL）”，批判索、乔二氏基于唯心主义哲学的语言观，以区别于其他有关语言的认知研究，凸显理论建构中的唯物论和人本观。ECL具有综合性、多层性和实践性，其核心原则为“现实-认知-语言”，充分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我们还尝试建构了ECL的学科体系，可为实践“建我话语体系，立民族之林”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体认语言学；唯物观；人本观；后现代哲学一、 当今语言学研究之前沿
古希腊哲学家出于“求真、爱智”之本能，不断追问世界本质，从而建立了客观主义形而上哲学，无视人主体想象力的存在。漫长的中世纪是“神本位”时代，堂堂正正的人却要“受制于神的奴役”。欧洲15世纪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虽得到一定的光复，但在传统哲学观的威严下，大多数学者认为人的感觉不可靠，常带有偏见，不时会产生价值污染，因此“人本”被西方哲学家以种种理由再次打入冷宫。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西方语言哲学早期的理想语言学派，为批判形而上学所论证的那些虚无缥缈的伪命题，建构了“语言与世界同构”语哲观，人本精神依旧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语哲中的日常语言学派和欧陆人本理论渐成显学，“人本主义”走出低潮，在德国哲学家手里得到正名。在法国后现代哲学军团的推动下形成的西方哲学的第四转向，被冠之以“后现代哲学”，它像一个幽灵迅速传遍全世界，一方面人本精神得到真正的张扬，备受关注；另一方面“解构、颠覆、破坏、批判”之风盛极一时，解构基础、批判传统、反思理性、抵制形上、反对二元、颠覆中心，亦已演变为学界新潮流。随后美国等地又涌现出“建设性”后现代思潮，实践着“不仅要摧毁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思想，将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带入到一个新时代，也使得文学和翻译学两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20世纪初，索绪尔（Saussure, 1996）深受西方形而上学、二元论和先验哲学的影响，发动了第一场语言学界的哥白尼革命，认为语言具有先验性，其本质在于语言内部的“形式”（或曰：关系、结构、系统），开创了“关门打语言”的内指论研究新时代，确立了“系统中对立”的基本原则，即通过确立最小对立关系来论述语言系统内部的各个层面。乔姆斯基（Chomsky，1957）也受西方传统哲学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熏陶，行走在“关门打句法”的思路之上，于20世纪50年代建构了“转换生成语法”，认为语言当从“天赋、普遍、自治、模块、形式、演绎”等角度加以研究，追问语言的心智成因，将语言学研究从“结构描写”转向了“心智解释”，发动了20世纪第二场语言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以雷柯夫、约翰逊、蓝纳格、泰勒、福考尼尔、德尔文等为首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在后现代哲学和认知科学的冲击下，终于在哲学和语言理论研究中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冲出了传统形上哲学的羁绊，建构了“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并基于此严厉批评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客观论和唯心论，发展了以意义为中心的功能学派，创立了“认知语言学”，实现了语言研究的一次重大飞跃，这便是20世纪的第三场语言学革命。我们在此基础上将其本土化为“体认语言学”，以凸显语言研究中的“唯物论”和“人本观”。
（一）唯物论
我国学者人人皆知哲学中的“唯物论vs.唯心论”，前者坚守“物质决定精神、身体决定心智”的基本原则；后者则反其道而行之，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基础知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哲学基础便是典型的唯心论，索绪尔率先批判了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所提出的语言工具论，大力倡导语言先验论，认为语言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一个先验性形式系统，人出生后就被投入到语言系统之中，受其把控，听其摆布。
古希腊哲学家和近代的笛卡尔都曾论述过“语言天赋说”，还提出了“思辨语法”和“普遍唯理语法”，乔姆斯基使其死灰复燃，再次横行学界数十年。他认为人一出生就在头脑里内嵌了一个“语言习得机制”或“普遍语法”，经有限刺激后就能习得语言，还企图用形式化的演算方法来解释心智中句法生成的过程。他一方面将语言学研究引向了“心智”和“认知”的方向，功不可没；另一方面也误导了全世界语言学研究方向达数十年之久，理当扭转。
认知语言学提出了与这两位大师完全相反的研究进路，基于互动感知建构了认知方式和理论框架，这就是雷柯夫和约翰逊所倡导的体验哲学，其第一条原则即为“心智在本质上具有体验性”，这在语言学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近年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体认语言学”，凸显哲学的“唯物论”在语言学中的地位，以图扭转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基于唯心论把持语言学舞台近百年的局面，使得唯物观重归语言学界的殿堂。我们还分别从“基于什么体验”“主要体验什么”“以什么方法体验”进一步深化和思考了语言唯物观，尝试解释“物质如何决定精神”的过程，也算是对唯物论的一点补充。
（二）人本观
哲学和语言学研究要不要依据“人因素”，这也是后现代思潮（包括体验哲学、中国后语哲等）和体认语言学与过往传统理论的分水岭。
我们知道，哲学主要研究“思维vs.存在（人vs.自然）”的关系，显而易见，这两者都与“人”密切相关。但正如文首所言，在2 000多年的西哲探索总认为人有主观想象、价值信仰、爱好偏见等，不利于获得绝对的客观真理，因此“人”屡遭西方哲学家排挤，常被无情抛弃，终落得个“边缘化”下场，如“笛卡尔范式”更是明目张胆地将活生生的人排除在外。索绪尔和乔姆斯基谨奉其旨，严循其道，以追寻语言之客观本质为圭臬，强行运用“1+1=2”的形式主义方法描写和解释语言，无视人本因素，深陷传统的客观主义哲学的泥潭之中。
体验哲学的三项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思维的无意识性和概念的隐喻性），每条都涉及人主体，“心智、思维、概念”皆是“惟人参之”的结果。“语言”与“外物”不可能发生任何直接联系，传统的指称论、客观主义哲学观、逻辑实证主义、真值条件论、图画论、科学主义、形式化等系列观点，皆因忽视或抛弃人本精神而备受质疑，为后现代哲学家所不齿。
近现代学者基于所谓“理性之人”“坚守科学主义的人”导致了学界将现实之人排除在视野之外的局面，也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又在“人类中心主义”口号的误导下使得人得意忘形，自高自大，向大自然无限索取，使得环境被破坏，出现生态不平衡的现象，这已遭到学界的严厉批判。某些后现代学者又将问题导向了另一个极端，提出了“激进人本观”和“悲观人本观”，还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人主体”（参见王治河，2006: 124），这也是不妥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力主张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这是时代的正确选择。但我们也不同意国外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后人道主义”，要批判萨特的“人的先在性”，抛弃人主体，因为要在“人”和“自然”之间取得和谐，必须通过人来实施，别无他者。一旦失去了这个实施者，世界将会出现什么局面？萨特在存在主义理论中所提出的“人具有先在性”是有道理的，我们也不必一味地追求标新立异而反对一切。
从这一分析中我们也认识到“后现代主义传承自现代主义”这句话的深刻含义，现代主义倡导“人本主义”是可取的，但将其演变为“人类中心主义”就不妥了。而后现代主义者一会儿刮的是“激进人本观”之风，一会儿掀的是“悲观人本观”之浪，还喊出“解构人主体”的口号，这都是错误的。我们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但我们不可抛弃“人主体”。据此我们不接受部分后现代主义者的激进观，当正确对待“人本主义”！
我们顺应这一人本思想，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主要观点，将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归结为“现实—认知—语言”，且冠之以“体认原则”，坚信语言是人们在与现实世界体验互动和认知加工过程中形成的，强调只有在人的“认知”作用下，“语言”才可能与“现实”发生联系，充分彰显了体认性人本精神。
在体认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自然便可得出“体验人本观”“体验普遍性”，亦可用以佐证“主客主多元互动理解模型（SOS）”。我们还基于此论证了《枫桥夜泊》40篇英语译文为何有同有异，同就同在“体”上，异就异在“认”上。这不仅可较好地解释语言的基本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理解和信息传播。
（三）小结
体认语言学批判了索乔二氏的哲学基础，反对他们的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大力倡导从“唯物、人本”这两个全新角度分析语言成因和用法，打开了我们研究语言的新窗口，终于将落后于文学和翻译学的语言学，带入到全世界人文研究的后现代大潮之中，这才是认知语言学发动的一场针对索乔二氏革命的又一场哥白尼革命的历史意义之所在，而绝不仅限于它发现了诸如“隐喻转喻、意象图式、原型范畴、概念整合”等分析语言的具体方法。我们当提高理论修养，拓宽宏观视野，建构全球胸怀，站在世界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前沿来审视认知语言学的功绩，才会有“一览众山小”的高远境界，识得其庐山真面貌。我们所倡导的体认语言学则在此基础上，本着“继承与发展”的科研精神，与西方哲学（包括传统哲学、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等）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
现将上述两个观点整合起来，就会得到语言的“体认性”这一全新性质，“体”重在“身体力行”，凸显“互动体验”之义；“认”强调“认知加工”，继承了乔姆斯基“心智研究”的视角，但批判其“天赋、普遍、自治、模块、形式”等立场，这就是“体认”二字的含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认语言学顺应和发展了新时代的人本观。多年前我们曾论述了“语言体验观”，其中的“验”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现拟用“认”来代替“验”，这就有了“体认”一说，它既强调了“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论立场，也凸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了辩证法原则，这样就将客观与主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可更好地解释语言之本质，从而就有了“体认语言学”这一名称。恰巧汉语中原本就有此词语，它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被解释为“体察和认识”，这正与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相吻合。因此，近年来我们开始启用“体认性”替代原来所说的“体验性”。
（一）语言具有多种性质
国内外的语言学著作或教材都要述及语言的性质，到目前为止主要涉及：社会性、全民性、民族性、交际性、系统性、符号性、心智性、任意性、生成性等。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不同语言学派往往强调了语言的不同性质，如：
（1）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系统性、符号性、任意性等；
（2）（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其社会性、交际性、功能性等；
（3）转换生成语言学意在强调其天赋性、心智性、生成性等；
（4）体认语言学则更加强调了其体认性、像似性、实践性等。
我们所论述的“语言具有体认性”，是对语言性质的一个全新认识，也是解释语言各层面成因的最简单和最概括的表达。
关于语言的这一全新认识，到目前为止国外学者虽有零星论及，但尚未发表专题论著正式阐述语言的这一重要性质。我们基于上述思想于本世纪已发表了30多篇文章，正式提出并初步论证了语言的体认性，这是对语言本质的一个全新理解，亦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常引用我们团队所发表的文章，有数篇还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
（二）国外理论的本土化尝试
我们知道，学术研究的要旨在于“继承创新，与时俱进”，强调语言的体认性，建构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正如上文所述，西方哲学在出现了第四次转向——后现代转向——之后，各学科亦已全面进入后现代时期，深入批判传统的客观主义形而上哲学，“批传统、反基础、去中心、非理性、多元论、后人本”亦已成为学界的主旋律，开启了我们认识世界和人自身的另一扇新窗口，给学界吹来了一股强劲新风。体认语言学正是这一后现代哲学转向（即第四次转向，特别是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产物，一反20世纪前几十年在语言学界盛行的索绪尔的先验论和关门派，以及乔姆斯基的天赋论和形式观，严厉批评了语言学界的唯心论立场和“关门打语言”策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开门观”，让唯物观重归语言学界。我们强调语言具有“体认性”，建构“体认语言学”，一方面公开宣称与索乔二氏的唯心论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也彰显了语言研究中的体验性和人本性，即语言既来源于生活经验，但又不是直接与世界发生联系，其中必有人这个因素的参与，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惟人参之”基本原理。
（三）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
根据语言的体认性这一全新认识，我们拟将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归结为公式“现实-认知-语言”，在现实世界和语言表达之中添加了“人”的认知，以能阻断两端直接相连，这也是对弗雷格（Frege，1892）语义三角的一种修补，将处于三角顶端的“涵义（sense）”向下拉，以彻底隔绝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联系。可见，该核心原则是基于对弗雷格语义三角修补之上建立起来的，这也是笔者（王寅，2014a）为何将体验哲学和体认语言学视为语言哲学之延续的原因之一。
三、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
程志民在《后现代哲学思潮概论》中的最后一句话为“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后现代化”（转引自王寅，2014b）。这句话寓意深刻，发人深省。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大兴现代化建设。但由于我国国情有别于西方，对“现代化”有着不同的理解。西方自工业革命之后，科技急速发展，生产力大幅提高，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相比之下我国显得有些落后，此时提出“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意在解决这一迫切问题。自此以后，我国各行各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个领域出现了一次超越性大发展的盛世局面，很多学科展现出“迎头赶上、逐步领先”的态势，令国人欢欣鼓舞，信心倍增。当我国实施“四个现代化”时，对于西方来说亦已全面进入“后现代”，因此社科界所引进的不仅是西方的现代性（1840s—1940s），而更主要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人文思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程先生将“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后现代化”等同视之，这一观点具有战略意义。
笔者自20世纪90年代结识了国外认知语言学界的杰出代表雷柯夫、约翰逊、福考尼尔、蓝纳格、泰勒等，开始认真研读他们的著作，在国内率先介绍和论述了他们所建构的“体验哲学”（笔者还于2003年将这一全新哲学理论介绍给哲学界），随后又研读了后现代哲学家的相关论著，便有了诸多发现和体会：
（1）雷柯夫和约翰逊于1980年和1999年合作出版的两本书，以及他俩各自于1987年出版的两本书，都被视为认知语言学的经典著作，而这四本书不仅仅是语言学论著，且大量关涉哲学，特别是后现代哲学。这从它们的书名便可略知一二。
（2）体验哲学正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基本取向，不仅反对和批判若干传统观点，还提出了修补性理论。据此我们拟将其视为后现代第三期（即建设性后现代）的成果，尽管雷柯夫和约翰逊本人并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一点。
（3）根据上文所析，我们便可顺理成章地得出下一结论：基于体验哲学建立起来的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当可视为后现代第三期的语言学成就，代表着当前语言学理论的新前沿，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深刻认识该学派的历史意义。
（4）体验哲学和体认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可用于分析语言各层面的成因（王寅， 2015），且还可为重新划分语言流派提供理论基础，这样便能进一步认清各语言学流派的发展历程、理论取向和分析方法。
（5）笔者曾基于体验哲学将狭义认知语言学权宜描写为“一门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该定义大致囊括了该学科的基本内容，我们在此基础上于20世纪90年代末尝试撰写《认知语言学》，书中重点论述了语言的体验性特征及其与语言的社会性、人文性、劳动创造语言等观点的联系。此后我们便将这一研究与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中国后语哲紧密结合起来，建构了“体认语言学”。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可视为语言学前沿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四、体认语言学的综合性、多层性和实践性
语言的“体认性”这一全新性质已不再是简单的假设和推论，而是已拓展到了语言的各个层面，很多观点逐步得到了全方位的论证，其中若干论述亦已为当今神经科学的发现所证实。语言体认观还被广泛应用到语言教学实践中，近年来语言学中所倡导的“应用认知语言学”“体验教学法”或“体认教学法”已初见成效。本节将从“综合性、多层性、实践性”三方面来深入探索体认语言学的前沿性。
（一）综合性
体认语言学是跨学科的语言理论，它不仅是单纯的（英语）语言学，更关涉哲学、逻辑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生理学、认知科学、汉语语言学等学科。哲学（包括传统哲学、语言哲学、体验哲学、中国后语哲等）、逻辑学和史学为该学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这才使其成为一门前沿性语言研究方向，顺应并推动着后现代哲学大潮。
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大大促动了体认语言学的发展，我们尝试基于这些成果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身体决定心智”的认知过程，解析了人们如何在体验的基础上通过神经模拟逐步形成心智思维和认知方式的过程，且提出了语言的体认起源论，这也算是对唯物论的一点发展。
我们还尝试将中西学者的研究结合起来，解读我国古代学者的有关观点，特别是《易经》和《荀子》所论述的体认观。通过对比发现，体认观、隐喻观、融合创新、语法化等早已为我们的祖先所认识。这足以可见，从事外国语言学的老师和学生不能仅将眼光盯在西方学者的论著上而忘却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理当关注中华文明的丰富宝藏，践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治学方针，共同迎接语言学研究百花园里中西齐放的新局面。正如钱钟书（1981）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所说，“人文学科的各个现象彼此关连，交互映成，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了不同的学科。”体认语言学是地地道道的跨学科产物，只有将这些研究成果综合起来，超越时空限制，横跨中西学界，才能识得语言真谛。风物长宜观四方，放眼中西看文明，方才言得振兴中华之梦、高立民族之林的目标。
（二）多层性
“体认性”作为语言的一种性质，绝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具有较大的普遍性，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我们认为，体认性渗透到语言中的各个层面，处处皆有体现，真可谓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而且，以往被忽视的、不能加以解释的语言现象，都可运用体认观做出合理而又统一的解释。
在语音层面，大多学者认为语音与其所表意义的关系是任意的，虽有学者论述过像似性（即理据性），但未能将其视为一种语言的主要性质，更未见有人将其运用到语言教学之中。我们知道，语言中除了有大量的拟声词和语音象征之外，还会借用语调、语速等方法表情达意。“升调表示疑问，降调表示肯定”也是源自我们的体认（Lakoff & Johnson，1980：137）；汉语中的四个调所表意义也与身体经验有关（李世中，1987），当受关注。
词语出自人们的经验，因交际需要而生，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时事的变化而变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像似性，词语的成因取决于人们对社会和生活的体认加工。为何同一事物会有不同名称，皆因人们对其特征有不同的体认方式，如同一个“月亮”，为何在汉语和西方都有若干不同的名称，其背后实际上反映着人们对月球的体验和认识。
词法中的词性、词性转换、时、体、态、式等，都是生活中若干现象在语言中的具体体现。词性反映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实施的功能，满足了生活的不同需要，名词指物，动词指行为，形容词和副词摹状，各有分工。词性的转换意味着人们对世界的灵活认识，体现了语言的人本性。生活中的时间反映在语言中就产生了语法中的时态；动作进行的方式和状况通过“体（aspect）”来实现；人们对动作的施动性和受动性借助“态”来表达；而“式”传递了人们对语句信息的态度，是陈述还是祈使，抑或虚拟，都有对应的词法手段。
句法研究语句组合生成的认知规律，蓝纳格、塔密等建构了不同的认知模型来解释基本句型的认知成因，笔者尝试用“事件域认知模型（ECM）”来做另一番解读。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组句方式，这完全依赖各民族对世界的概念化和语法化的方法，如汉语常按照动作顺序组句，充分反映了汉民族对实际生活中时间顺序的把握；而英民族的幼儿也主要依靠时序组句，因其认知加工用时用力较少，符合经济原则，适应了儿童在初级阶段的语言学习。随着他们抽象能力的发达，逐步学会了连接性词语，才掌握了灵活安排句序的能力。
语篇层面也是如此。我们常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正是对“体认观”做出的最好脚注。不仅是文学，其他文体也是如此。人们组句成篇的各种方法皆因“体认”所使然，如可按照时间顺序，也可兼用倒叙和插叙；还可按“轻重、大小、远近”等顺序组句，若按“从大到小、从重到轻”的逻辑顺序，就是依据演绎法逻辑来组句成文；若反之，则为归纳法逻辑，这都是体认性特征的反映。
人们在体认基础上还形成了“图形-背景”认知方式，这在语篇层面上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语篇的标题为全文的图形，是凸显或最凸显的部分，标题具有画龙点睛的功能就是这个意思；段落中的主题句为全段的图形；句中的主语为全句的图形。这便是组句成章的一般规律。
语言体认观还适用于建构“认知翻译学”，我们于21世纪初提出了该学科的基本架构，随后还发表了数篇论文详细阐述。笔者（2014b）近年来还反思了语言哲学家对约20种意义定义的论述，提出了“体认意义观”，希望能对“意义”做出更为完善和合理的解释，使其符合当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基本趋势。
我们通过上述尝试，基本构筑出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论分析框架，将“体认观”贯穿于语言分析的各个层面，从语音、词汇、词法、句法、语篇、语义、修辞、翻译等维度条分缕析，逐一论述。
作为一门理论，其就应当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这才算是一门相对完整的学科，不能堆积一大堆说教，甚至罗列多路不同、各不相干的观点。索绪尔的传世之作之所以号称“普通语言学教程”，其中的“普通”便意味着他的语言学理论是基于统一的结构主义理论，即“关门论述内部形式，特别是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它可用于分析语言的各个层面。相比之下，我国常用的几本普通语言学教材，似乎未能建立一个统一理论，贯通论述语言的语音、音位、词汇、词法、句法、语义、语用、语篇等层面，冠之以“collection”倒也合适。而运用有限的认知方式统一解释众多语言现象，这是体认语言学所追寻的目标之一。我们所提出的“语言体认观”，似乎可将十数种认知方式再进行一次提炼和汇总，可依其为理论框架统一解释语言各层面。
（三）实践性
科研创新的目标为“关注前沿理论新进展、倡导原创性研究、开展跨学科探索、坚持理论为实践服务”。我们提出“语言体认性”和建构“体认语言学”，致力于解释语言之成因，可揭示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分析表层的英语表达，透视出英民族深层思维方式，合理解释语言形式背后的认知理据，这必然会大大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教授和学习一门语言，这便是语言教学中应贯彻的“素质教育”，详见王寅（2015）。
五、结论
在新世纪的头十几年里，认知语言学更上一层楼，我们尝试将其本土化为“体认语言学”，使得分析研究更加深入，体系框架也更趋完善，也算是对学界作出的一点小发展。知识需要不断更新，切防老化。用上世纪的“老船票”已很难登上本世纪的学术新船了，虽然涛声依旧，却已明显翻滚着无数新潮浪花。真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就是学界当前所论述的“学术再工程化（Academic Reengineering）”。
大多学者都承认“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对于语言研究来说，西方哲学是十分重要的（参见钱冠连为笔者2014年拙书所作序言）。后现代哲学对于国内外语言学界来说尚属生疏，我国学者完全可为扭转这一现象有所作为。我国中文或外语院校的本科或研究生课程设置上大多没有广义的“哲学”这门学科，更没有“后现代哲学”，很多学者亦已指出了这一弊端，是到了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因其发展历史较短，仍需继续普及和推广；“应用认知语言学”在国外亦已出版了几十本书，可国内问津者不多。至于基于后现代哲学和体认语言学理论框架深究语言的体认性，以及对应的体认教学法，尚处于初级阶段，同志尚需努力！
时代在滚滚前行，人类在不断进步，学术在迅猛发展，风物长宜放眼量，还待新风迎面吹，更喜后来者登场亮相，说不定还会领先居上。故而希望拙文为一块小瓦片，引出众家之金身贵玉；以一丝微弱之光，迎来语言学灿烂明天。我们更期待国产理论能远渡重洋，在世界学坛大放异彩，早日圆我“立民族之林”中国梦。
作者简介
王寅：四川外国语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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