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身份的建构：涂鸦的边缘话语分析
摘要
现代涂鸦自诞生以来一直是作为一种青年话语而存在，而青年话语正是边缘话语分析研究的范畴。本文在边缘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下，分析在中国现代涂鸦这一亚文化内，青少年是如何把涂鸦当作利器来抵抗、扰乱主流话语秩序、筑造自由的话语空间、构建其另类身份和获得身份认同的。目的是通过对其话语的分析来唤起大众对青少年这一边缘人群的关切,减少涂鸦亚文化对社会带来的恐慌，促进青少年这一边缘群体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关键词：话语；身份；涂鸦；边缘话语分析
1. 引言
话语（discourse）和身份（identity）的问题一直备受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边缘话语分析（Margin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MDA），采用批评话语分析（Critici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为CDA）的观点，认为话语不是语篇或文本，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意义的生成方式，是一种言说方式、生活方式、生存之道，是一种味道、一种姿态或者一种气质（丁建新 2015: 37）。不同的言说风格代表不同的身份，即“你说什么话就是什么人”（ibid:46）。由于人们掌握的话语资源不同，在话语实践中也就构建了他们形形色色的身份，正如Blommaert（2005）所说，话语是一个人的身份表达。
话语、身份、权力、亚文化是边缘话语分析关注的核心问题。丁建新（2010）首次提出了“边缘话语”，详细阐述了话语分析和文化批评相结合的边缘话语分析理论，指出边缘话语分析是一种以社会关切为本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的新范式。它聚焦于话语与文化的不平等，意图消解“中心/边缘”，“主流/非主流”的二元对立，恢复从属者的声音(丁建新2013ab)。他还指出，关注边缘话语的目的是在于挖掘话语背后的弱势和不平等，其终极目标是关注边缘话语所代表的边缘社会，边缘人群与边缘文化。而事实上，他们的边缘身份并非天生注定，而是主流话语构建的，边缘话语也就成为边缘人群构建身份认同、寻求群体认同及社会认同，“寻找‘有意义的他者’的重要手段”（丁建新2013b）。
涂鸦(graffiti)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无疑是众多研究关注的焦点。国外对涂鸦的研究众多，但主要从社会学或民族志（Austin 2001；Castleman 1982；Macdonald 2002）、犯罪学（Ferrell 1995，1996，1997；Young 2012）、心理学（Peretti, Carter & McClinton 1977；Othen-Price 2006）、地理（Haworth, Bruce & Iveson 2013；Megler, Banis & Chang 2014）、教育（Kan 2001；Taylor 2012）等视角进行讨论，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很少。据笔者所知，国外仅有一篇博士论文（Mccormick 2004）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探讨了主流文化和阿尔伯克基涂鸦共生文化（co-culture）之间的关系，利用菲尔克劳（Fairclough）的三维模式分析了本地媒体对涂鸦的报道，指出阿尔伯克基涂鸦共生文化的边缘地位是主流文化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构建的。国内对涂鸦的研究寥寥无几。其中，陈琦（2010）的专著对涂鸦文化史和各国涂鸦概况做了详细的介绍。鲁潘（Lu Pan）（2014a, 2014b）则关注香港的涂鸦，通过案例分析从社会空间、大众媒体等方面关注涂鸦隐含的政治和文化内涵。樊清熹（2013）在他的博士论文“后现代视角下的涂鸦艺术研究”中从德里达（Derrida）的解构主义、索绪尔（Saussure）的符号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多个角度解读了涂鸦这一文化现象，但是由于其分析视角过多，故而无法兼顾分析深度。因此，从现有文献来看，对涂鸦的批评话语分析仍是一片空白，而从边缘话语分析的角度来聚焦解读中国当代涂鸦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更好地解构涂鸦亚文化中青少年的身份构建以及主流社会中不平等的话语秩序，以体现对边缘群体的关切，进而丰富了边缘话语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2. 作为青年话语的涂鸦涂鸦的英语词“graffiti”来源于意大利动词“graphere”，意思是书写“to write”。它最初是指罗马考古遗址上的标记或蚀刻，一直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区随处可见由贫困黑人青少年涂写得歪歪扭扭的帮派符号。1970年，一位名叫“TAKI 183”的涂鸦手（writer）开始在地铁上和地铁站大规模地涂写自己的个性签名（“tag”，即涂鸦时用的名字，非自己的真实姓名）。1971年的“纽约时报”对这一表达了对社会不平等不满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报道，TAKI 183 也就成了现代涂鸦的鼻祖。自此以后，涂鸦在美国大城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涂鸦作为“一种亚文化开始形成”(Ferrell 1996:7)。写手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tag，追求更复杂的具备个性化特征的涂鸦。涂鸦的新形式“throw-up”（倍数放大的签名，形似“泡泡字”，即用双线条勾勒出签名，用另外一种颜色填充）和“masterpiece”（用多种颜色涂写一副比较大的签名或者图片）也相继诞生。80年代早期，涂鸦逐渐传播到了英国和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直到1995年，涂鸦才出现在中国大陆。同年，张大力从意大利回国后，开始在北京即将拆迁的废墟上，大小胡同里，破旧的建筑上大量涂鸦配有tag“AK-47”的“大人头”。直到2004年，各种涂鸦开始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各大城市。西方的涂鸦是以字母的形式出现，考虑到西方字母和中国文字的差异性，本文把涂鸦定义为未经授权或官方允许在公共空间用喷漆（spray paint）或标记笔等其他书写工具涂写的字母、汉字或图片，但是游客在景区留下的“到此一游”类似的文字、广告“办证”以及厕所里的广告等不包含在内。
在美国，最初的涂鸦手都来自于收入很低的底层移民家庭，年龄大都在11岁到25岁之间。在国内，根据笔者的调查，涂鸦手的年龄大多在16岁到35多岁之间，也就是大家所称的“80”、“90”、“00”后。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开始被作为青年文化的涂鸦所吸引，并尝试在这个圈子内争取有一席之地”（Hedegaard 2014:391）。青少年之所以对涂鸦亚文化感兴趣，是因为“涂鸦群体可以看成是与主流社会平行的另一个社会”（Macdonald 2002）。在他们构筑的这个小众社会群体中，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可以获得在主流社会中无法得到的认可、尊重、地位、权力和自由。在主流文化中，青少年一直处于从属的、辅助的、次要的地位，是社会中的边缘人。他们缺乏独立的话语权，“常常被定义为社会空间的‘草根’甚至是‘无根’”（沈文静 2014）。因此，青少年为了获得身份认同和文化话语权，寻求于涂鸦这一符号化的方式抵抗主流文化。
从上述论述中可见涂鸦一直作为一种青年话语而存在，而青年话语正是我们边缘话语分析研究地范畴，正如丁建新（2015）所说，无论是反语言，还是女性话语、同性恋话语、青年话语、网络话语、移民话语都属于边缘话语。
3.话语与身份
“身份”一直是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话语研究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关注的核心概念之一。但关于什么是身份的问题，鉴于各个学科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答案是众说纷纭。社会学家Richard Jenkins把“身份”定义为“个体和群体区别于其他个体和群体的特征”（2008: 18），认为身份是“一个‘存在’（being）或‘生成’（becoming）的过程”（ibid:17），强调身份的社会互动的构建性。当代文化研究之父Stuart Hall提出了身份的三种概念即启蒙主体（enlightenment subject）、社会学主体（sociological subject）和后现代主体（postmodern subject）。启蒙主体把个人身份看成是一个被赋予理性和意识的统一的个体概念，强调个体内在的本质性；社会学主体强调个人和社会是相互构建的；后现代主体则认为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具备不同的身份，强调身份的多重性和短暂性。社会心理学家H.Tajfel及其同事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把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的一些自我概念，这些自我概念来自于他（她）所属的某一社会群体归属，以及附于该归属并与该群体其他成员所共享的情感意义与价值观”（Sokól 2012:3）。通过类化、认同、比较这一过程，个体顺利地投身于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之中。
由于身份的构建过程与话语、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那么CDA正好为此提供了一套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CDA认为话语不是中立的，不能客观地反观客观事实；事实上，话语是一种含有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活动，对构建我们的身份有重要影响。本文正是采用CDA的观点，认为身份问题就是“你是谁/什么的问题”（Blommaert 2005:203）。Blommaert把身份看成是“符号潜势的具体形式，人们通过符号资源的具体配置来构建自己的身份”（ibid:208），每一种符号行为都代表着一种身份的表达。Fairlough和Wodak视身份为一个对于个体如何创造其自身意义，同时作为群体的一员，又如何参与各种社会实践的一种意义生产过程（引自Van Dijk 1997）。Van Dijk则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指出身份是“由个人和社会共同构建的，是一种心理表征”（1998：112）。人们在这种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的过程中会把自己构建成不同的身份，如男人、学生、公务员、草根等。除了心理表征之外，他还提到，一些典型的常规实践活动、集体行动、历史事件、建筑物或其他符号都可以用来表征身份。
在CDA的视阈中，话语和身份密不可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构建。Fairclough（2003）指出风格是身份的言说形式，是一种存在方式，话语和风格/身份是一种辩证关系。身份不是与生俱来、天生注定的，而是由话语构建、维持、转换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正如Baker & Galasinski（2001）所说，话语是语言运用者构建自己身份，建立人际关系以及和其他群体关系的重要手段。相反，一个人的身份也决定其如何配置话语资源以符合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例如一个青少年在学校是学生，在家是儿子，在同学聚会上就是同学。不同语境下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言说风格。当然，本文主要侧重话语的身份构建功能，即“你说什么话就是什么人”。
4.涂鸦亚文化中的身份建构 后结构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身份都不可能是固定的、永恒的；相反，身份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暂时性、多重性和混杂性，日益呈现碎片化的特征。每一种身份的构建都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和话语的短暂性接合。青少年时期作为个人成长的关键和特殊时期，青少年常常陷入或焦虑、或紧张、或不满和身份不确定性的困扰。他们无论在家里、在学校或者社会上都缺乏话语权，因此他们的发声往往被主流话语所忽略，常常陷入“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为了解决这种身份认同的困惑，他们只好破坏主流话语所构建的“好孩子”的形象，挑战现存的社会规范，通过另类方式构筑自己的文化空间来寻求自由、独立和权力，从而抵制、颠覆、逃离主流权威话语的控制。而这种通过“打破社会规范来构建自己社会身份的另类方式通常发生在青年亚文化当中”（Talor 2012:55），换句话说，亚文化的出现就是试图解决认同危机的象征性行动（Erikson 1968）。涂鸦，作为嘻哈亚文化的元素之一，无疑受青少年的青睐，是青少年生成意义，构建另类身份，寻求“有意义的他者”的武器。同时，涂鸦，在边缘话语分析领域中，是一种话语，准确地说，是一种青年话语，是青少年言说自己的一种方式。下文将阐释青少年是如何通过涂鸦话语构建自我身份、群体身份及寻求身份认同的。4.1 从“Tag” 到“Style”―涂鸦手个体身份的构建 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语言不仅能够表征现实，而且是“意义生成”，建构关系的重要方式（Halliday 1978）。他还指出语言作为社会符号不仅关注会话中的身份构建，而且它还关注多模态文本如何表征身份。涂鸦，无疑是一种多模态文本。涂鸦手们在表征自己写手身份的第一步就是给自己取一个“tag”(现代涂鸦的最基本形态，涂鸦手的签名)。在Halliday的社会符号学视角下，写手们的“tag”是一种符号，代表一种意义的生成，“一种姿态，与身份定位相连”（陶东风、胡疆锋 2011:199）。如果一个名字代表一种姿态的话，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名字在身份构建构成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在涂鸦亚文化中，写手们不会用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姓名作为tag,而是另外取一个新的名字。新的名字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个新的开始和塑造另外一种身份（Macdonald 2002:70），是自我的替身和外延。拥有新的名字后，写手们可以开始一种与主流社会平行的生活，拥有自己独立的话语空间和自由，可以远离主流社会中限制他们的束缚、规矩和社会规范。当他们用新的名字踏入涂鸦亚文化时，他们就构建了一种新的身份，如同得到了重生。多数涂鸦手在给自己取tag时会考虑到这个符号的隐含意义，因为新的身份代表新的形象，他们希望能够超越现实创造一个更有内涵的自我。笔者曾采访了一些涂鸦手，例如，ROBBBB，这个tag的发音取前三个字母ROB，而后面的三个B也都各有含义，第一个B代表写手所在城市 -北京（Beijing)，第二个B代表对他影响很大的法国艺术家Blek Le Rat，第三个B代表他坚信自己将来会是the Best one。另一个写手GIANT说到：“就觉着G开头应该挺帅的，而giant这个名字最合适，有巨人的意思，感觉还挺猛的”。很显然，GIANT 则希望自己像giant（巨人）一样强大。当然不一定所有的tag都富有丰富的意义，比如Miao只是因为这个写手觉得这个签名喷起来很顺手，SHUO刚好是写手的姓氏，并无其他内涵。写手们的tag 是他们进入涂鸦亚文化的第一步，是他们获得“writer”身份的基础或者说“资格证”（ibid:75）。墙上涂写的tag代表着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存在，就如同是自我的替身。当写手们带着tag踏入涂鸦这个“临界空间”（liminal sphere）（Macdonald 2002）里，他们就已经卸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身份，创造了一个“虚拟”的自我，构建了一个另类的身份.在这个“临界空间”里，他们可以在独立、自由、权力的海洋里徜徉。正如丁建新所说“你说什么话就是什么人”(2015:46)，而在涂鸦亚文化中，则是“你涂什么鸦就是什么人”。墙上所涂写的tag传递了写手们的存在感，就好像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了那里，tag所到之处代表了他们“虚拟”身份的运行轨迹，是写手们另类身份的具体体现和表征。它能够告诉大家他是谁，他去过哪里，但实际上大家并不知道他真实的样子，就像笔者虽然采访了ROBBBB，但是笔者并不知道他真实姓名叫什么，他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又是什么。同时，在这个“临界空间”中，写手们可以超越阶层、性别、肤色、相貌等各种因素，凭借tag来创造一个新的自己，并通过努力在这个空间内获得名声，认可和尊重。言而总之，tag给写手们 “提供了一个替代自我，表征自我，体现自我，延伸自我”的形式（Macdonald, 2002:195）。 除了tag，写手们个人身份构建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他们的涂鸦风格（style）。Fairclough（2014）认为符号在表征社会实践和社会事件时有三种类型即是话语、体裁（genre）和风格。他们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话语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体裁的变化，风格的变化，因此也构建了不同的身份,这就是Fairclough（ibid）所提到的话语的可操作化（operationalisation）。在Fairclough看来，风格就是身份或是一种存在方式（ways of being）（ibid:164），一种言说形式。因此，在涂鸦亚文化中，写手们关注的不仅是你涂什么，而更在于你怎么涂，即你的涂鸦风格。“你创立一种风格，它就像你的签名，是你自身的一部分，是你在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把它放在某个地方，别人看到后会辨认出这是你的作品”（Macdonald 2002:198）。写手们通过其涂写的风格给自身剪裁出与众不同的外衣来装扮他们的形象，使他们的“替身”变得别出心裁，令人过目不忘。例如，ROBBBB喜欢在北京即将拆除的建筑上涂鸦人的身体部位，比如腿部、头部、腰部、手等部分，把人的肢体当成一种话语，通过城市废墟的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风格迥异，意义深远。SHUO则常常选用城市街道上各个具体的场景作为背景，用黑白两种颜色涂鸦各种人物，大到国家元首小到普通小市民，关注民生。比如他在一副大型的苹果手机广告下涂鸦了三个踮着脚尖双手举起的人，好像他们正在奋力接住广告上的苹果手机，寓意讽刺大众盲目追捧苹果手机的现象。用“throw-up”的形式在城市街道上涂写汉字“时间”则是另外一位涂鸦手ZEIT的风格，希望引起大家对“时间”这个概念的思考。总的来说，涂鸦风格众多，不一而足。话语是风格的表现形式，不同的话语会形成不同的风格，而一种新的风格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一种新的身份”（Fairclough等2004:34）。涂鸦手通过选用不同的话语在涂鸦亚文化中构建了一个具有自身风格的“替身”，通过他们的涂鸦，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解构他们的身份。 4.2 从“Bomb”到“Style”―群体身份的构建和认同 群体身份，在Van Dijk（1998）的社会认知的方法论下，可以理解成共享某种具体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的群成员身份。Van Dijk认为建构社会表征的基础是意识形态，包含群体成员资格的标准、群体目标、活动准则、价值观和社会资源的配置等方面。同时他还提出，对群体身份的理解并不一定要局限于抽象的认知视角，还可以通过一系列典型的或常规的实践、集体行动、服饰、物体、历史古迹、英雄人物等其他符号来表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理解，“本质上，社会群体的形成和再生产均具有话语性（discursive nature）”（Van Dijk 1998:125）。社会群体由“各类群体内部话语（intragroup discourse）及界定其群体的持续活动、再生产和一致性的其他话语所共同构建”（ibid）。很显然，群体话语（group discourse）是分析群体身份的有效方式之一。像嘻哈文化其他三大元素（MC，街舞和DJ）一样，涂鸦亚文化中也有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来构建、维持群体身份，抵抗主流话语的统治。 一方面，从涂鸦圈内行话上来说，他们所用词汇呈现了“重新词汇化”（relexicalization）的特点。所谓重新词汇化，就是“旧词换新颜”（Halliday 1978:165）。Halliday指出重新词汇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新的意义用旧词来表达，另外一种是旧的意义用新的表达方式。而且他还强调重新词汇化通常出现在“亚文化或者反文化的活动当中”（ibid）。在涂鸦亚文化中，写手们的行话通常借助了主流文化的词汇，但是给这些词汇赋予了新的意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bomb，在主流话语中，bomb做名词用是“炸弹”，做动词用是“轰炸”，通常用于军事领域，而在涂鸦亚文化中，bomb是“炸街”的意思，意为去街道上涂鸦。另一个例子为bite，bite的本意是“咬”的意思，而涂鸦手则用来描述抄袭其他写手的涂鸦作品的行为；bad 在主流文化中是“坏”的意思，而在涂鸦这个亚文化圈内是指“很好或极好”的东西。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表1。另一方面，涂鸦手对拼贴（bricolage）的使用是其构建群体身份和寻求群体认同的重要手段。克拉克（Clarke）在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s）的有关拼贴的理论基础之上，详细的解释了拼贴的含义：“物品和意义共同构成了一个符号，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这些符号被反复的组合，形成各种独特的话语形式。然而，当这些拼贴将一个表意的物品重新置于那套话语内部的一个不同的位置，并且使用相同的符号总资源库之时，或者当这一物品被置于一种不同的符号组合总体系（total ensemble）之时，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就构成了，一种不同的信息也就传达出来了”（霍尔、杰斐逊2015：304）。这里的物品和意义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把借用的物品放置在一个新语境中，形成一种崭新的意义，一种风格，改变了主流社会的话语秩序。在涂鸦亚文化中，写手们把原本书写或涂写在纸质上或者传统帆布上面的签名或图片涂写在公共场所的墙面上或者地铁上这样一个全新的语境中，通过重置(re-locate)和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这些tags、throw-ups和pieces的意义已经被重新赋义（re-signified）了，颠覆了主流话语所赋予他们的传统含义。换言之，通过拼贴，这些符号形成了一种新的话语形式，一种写手们可以通过这些符号辨认出他们是否属于这一亚文化群体的“风格”，建构了一种超出被主流文化束缚之外的身份认同，（这里的风格和上面所提到的写手们的个人涂鸦风格有所不同，这里的风格是一种亚文化的表现形式）。“风格”不仅仅是亚文化群体的符号游戏，更是他们身份的表达，是文化的认同，是一个赋予群体有效性和一致性的强有力的途径（胡疆锋、陆道夫2006）。换句话说，“风格是一种对认同的追求和建构”（陶东风、胡疆锋 2011:9）。可见，涂鸦手所构建的亚文化风格是他们界定其群体身份、寻求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 亚文化风格的形成是群体实现其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单个的涂鸦手不可能在孤立的环境里实现身份认同，他们需要与其他写手通过涂鸦这一符号来沟通、对话，从而获得圈内成员的认同和尊重。正如Halliday（1978: 170）所说：“个体的主观现实是通过与他者的互动才得以创造和维持的......这种互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话的形式完成的”。在涂鸦亚文化中，写手们通过tags、throw-ups 和pieces等涂鸦形式在墙上为他们自己“呐喊”来实现和同行之间的互动。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实现像网络交流一样的虚拟沟通，让自己的虚拟形象生动起来。通常，当他们表示对另一个写手的问候时他们会在那个写手的作品旁边签名，以示对他的认同和尊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写手们之间简单问候的一种方式。当然，除此之外，涂鸦也是写手们用来表达同行之间的竞争、挑战、质疑、称赞、袭击、讽刺和侮辱等信息的重要途经。事实上，涂鸦这块领地和主流社会一样，也并非存在绝对的民主。相反，他们有自己的规则和制度。例如，如果一个新手想要得到同行的认可和尊重，他就必须在涂鸦签名的数量上下功夫，通常数量最多者被誉为“king”（对签名涂鸦最多的写手的极高的荣誉称号）。涂鸦技能精湛者或者勇敢者（涂鸦作为一种违法行为，写手们去越危险的地方涂鸦越受到尊敬和崇拜）是众多写手的追捧和尊敬的对象，他们在圈内的地位堪比演艺圈的明星。因此，他们在圈内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正如Macdonald（2002:89）所说：“资深写手在亚文化的金字塔顶端占据着难以撼动的重要地位。”当然，亚文化群体内也会存在圈内的禁忌，比如写手们不能把自己的签名涂写在另一个人的签名上面或者上方，更不能在别人的涂鸦上画一条线，这是对其他写手的攻击、侮辱，常常会引起对方的报复，从而引起“涂鸦大战”。总之，涂鸦类似于一种虚拟的沟通方式，写手们无需谋面而以墙体为媒介通过涂鸦话语顺利地实现了交流，并通过努力在这个圈子内获得认可、尊重、权力、地位和自由，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追求和群体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不是由教育、阶级和财富所能带来的。5. 结语 边缘话语是边缘群体抵抗主流文化、颠覆主流话语秩序、筑造自由的话语空间、构建其另类身份，获得身份认同的至关重要的利器。通过签名和形成自己的涂鸦风格，写手们建构了个人的另类身份；通过重新词汇化和拼贴，涂鸦作为一种青年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权威话语，创造了富有异质性的亚文化话语系统，为涂鸦手建构了有意义的“他者”的文化地位。涂鸦亚文化为写手们提供了一种群体性认同，在这个亚文化空间内，他们可以打破、逃离主流话语的藩篱，通过构筑自己的话语互动模式，无拘无束地寻求“他者”身份的认同。虽然涂鸦所承载的亚文化风格对主流文化来说只是一种符号化的抵制和游戏，是象征性解决青年问题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其话语的分析来呈现对边缘人群的关切，减少涂鸦亚文化对社会带来的恐慌，促进青少年这一边缘群体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这正是边缘话语分析的初衷。
作者简介：
朱海玉，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吉首大学讲师，研究方向：边缘话语分析，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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