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做学问应有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70年代以后，地下出土的古文字、古文献资料非常丰富。发现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古代的书、古代的思想、古代的历史、古代的文字、古代的字体，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去年10月我从复旦大学退休了，不过研究没有放下。最近最重要的工作，是做好《老子》简注。《老子》这本书大家都很熟悉了，多年来也有很多注释。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种《老子》帛书，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发现《老子》简；到了本世纪，北京大学又入藏了应该是出自西汉中期墓葬的《老子》简。在参加整理前三种《老子》古本以及继续研究这些古本的过程中，围绕文本及思想，我也有些新的想法。                                               马王堆帛书

比如，《老子》 今本第十三章有“宠辱若惊”一语，常用成语“受宠若惊”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但通过对郭店《老子》简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个所谓“惊”字其实是“荣”字的误读；这句话是与“贵大患若身”相对应的，后者意为“把大患（实指死）看得与生一样可贵”，“宠辱若荣”的意思则是“把辱看得跟荣一样可贵”。因为眼睛不方便，在我的学生兼同事刘娇的协助下，每天下午用两个小时继续进行研究和写作。
我怎样走上学习研究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的道路常有人问我，怎么会走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的路。说来话长。高中时候，受到爱谈清代史和民国掌故的三姨父的影响，我对清代史发生了兴趣。我把父亲和自己多年积攒起来的几百本文学书籍卖给旧书店，换回了《清稗类钞》《贼情汇纂》等书。在读了时人关于太平天国史的一些著作后，我写了第一篇学术文章。那是一篇短文，具体内容已记不很清，大概投给了《历史教学》，可惜出师不利，被退了稿。我学清史虽然没有成绩，但对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还是很有帮助的。后来我以第一志愿报考了复旦的历史系，那时候考大学不容易，考上的考生名单都会登在报纸上，我的名字在历史系的第一个。记得发榜以后中学老师还奇怪地问我怎么没去考理科，毕竟那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主流想法，成绩好的都去考理科。进了大学，当时，古史分期即中国古代奴隶制时代与封建制时代划界的问题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我的兴趣很快被吸引了过去。我明白，要研究上古社会性质，必须到出土古文字资料里去找史料，因此产生了学好古文字（实际上只是古汉字）的强烈愿望。正好第一学期教中国通史的老师是著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教授，听课不久我就下定了把甲骨文当作学习重点的决心。古文字书籍大都卖得很贵，非穷学生所敢问津。我读这类书主要靠从图书馆借。当时尚无复印之法，只好边读边抄，有时全抄，有时摘抄。在四年大学生活中，我一般不睡午觉，利用午饭后上课前一个多小时读书抄书。晚上如果没有活动也这样做，星期天也往往不回家。《殷虚书契考释》《卜辞通纂》等书，就是这样读完的。我还摹录了《殷虚书契后编》《续编》和《殷契粹编》诸书所印甲骨拓本的绝大部分，虽然很费时间，但对提高辨识甲骨文和使用甲骨文资料的能力很有帮助。金文也是用类似的方法来学习的。本科毕业时，胡厚宣先生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我考上了他的副博士研究生，跟着他在历史所学习。研究生结业分配工作时，当时来招人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胡双宝老师，感到我学的古文字对中文系有用，就招收了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文史不分家，不管是学文还是学史，两方面的知识都很需要。虽然对古代史还是有很大兴趣，但我的精力和关注焦点慢慢地更多转移到了古文字和古文献尤其是出土文献上。

当时学校办公条件很差，一般教师没有办公室，学习研究主要在宿舍和图书馆进行。我结婚后住的房间很小，白天把床当写字台，上面堆满了书，晚上要睡觉了才把书挪开。空间狭窄，不只一次起身太急没注意，把放在地上的暖壶踢翻打碎。现在，国家为教学科研提供的硬件条件越来越好，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习工作条件比当时好得多；在很多新技术支持下，古代文字、文献研究的资料采集也有了突破。我时常对学生和年轻同志说：“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当时好得多，你们应该好好珍惜，抓紧时间，努力做出应有的成绩。”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看起来好像是一门艰深的学问，许多人望而生畏，觉得甲骨文、金文太难学，其实有了必要的条件和兴趣，认真学，都能学好。近年来，越来越多人投身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与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文献资料非常丰富有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地下出了很多简帛古书，有西汉早期的，也有战国时代的，内容很重要，是前人所没有见过的，对于我们研读先秦、秦汉的古书，对研究当时的各种问题有很大帮助。这是现在有相当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于这方面的研究的重要背景。学风要尽可能谨严2012年，我曾经根据不完整的报导，就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出土的鸟形盉铭文写过一篇考释短文。2018年，《考古学报》上公布了此墓的完整的发掘报告，那时我的视力已经退化到无法看书读报的程度，在博士生兼助手郭理远的帮助下，读了这份报告，才知道那个鸟形盉铭文是同墓所出的铜盘铭文的很粗略的节录，我过去仅据盉铭本身所作的考释完全走入歧途，毫无可取，因此在郭理远的帮助下，撰写了《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出土盘盉铭文解释》一文，在我们中心的网站上发表，前言中指出2012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毫无是处，应该作废，以后编文集也不收入。此事竟在同行学人中引出了不少称赞，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在文史研究中，随着最新史料的挖掘和发现，过去一些考据类的文章结论常常会被证伪，这个情况是学术研究中常会碰到的。发现自己的文章中有错误，自己理应及时指出并加以纠正，以免贻误。这是做学问的应有态度。有人因此夸奖我，恐怕是因为现在愿意这样做的人太少了。
过去我整理自己的文章编成文集时，每篇都要加入“编按”，指出文中已经被证明是错误或不妥的地方。这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眼疾导致的视力下降，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做了，深感遗憾。我以前曾在文章里提到，治学应有三种精神：一、实事求是；二、不怕苦，持之以恒；三、在学术问题上，对己严格，对人公平。现在我还是这么看。我现在年过八十，视力极度衰退，但还能在学生和同事的帮助下，每天工作两个小时，写我感兴趣的文章，应该感谢我们这个时代。

本文来源：学人scholar，书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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