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Green，1998；Meuter and Allport，1999）表明，在二语加工过程中两种语言同时处于激活状态，因此需要双语者使用认知资源来控制两种语言的激活水平。相对于单语产出，二语产出涉及双语词汇的激活与选择（提取），二语词汇提取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控制。但对于怎样将控制过程融入语言产出模型，现有的文献还缺乏明确的描述，这也是母语产出中被忽视的问题。由此二语产出的研究也为母语产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向。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二语产出流利性的获得、词汇选择、语码转换等二语产出现象中控制所起的作用。所谓流利性，就是“在在线处理的时间限制条件下迅速、顺利、准确、明晰和有效地将思想或交际意图转化为语言”（Lennon，2000）。有研究表明，二语的说话速度与平均语流长度比母语要慢或短得多（Kormos，2006）。这一差异可能由以下因素引起，如自动化程度低，二语词汇、句法、形态和语音的知识不足，抑制母语产出程序所需的注意资源不足，以及需要更多的自我监察等。这里我们先讨论自动化程度的问题。自动化指在执行某项认知活动时无需注意控制，注意控制在这里指的是有意图、也可能是有意识地进行某项活动，并消耗认知资源（Kroll and de Groot，2005）。而认知资源中的加工容量是有限的。如在母语阅读中，字母的识别是自动的。自动化的特点是迅速、无意识、无需努力和连续轨道式的（ballistic）。在母语产出中，只有言语计划和监察需要注意资源，其他言语产出机制可并行地自动化运行，不需要说话人的有意监督。但在二语中，句法和音位编码对于初级学习者而言不可能达到自动化，即使高级学习者也只能做到部分自动化。由于缺乏自动化，二语产出过程就无法与母语产出相提并论，亦即其产出速度要降低许多。除了自动化，还有一个因素是流利的语言使用所必需的，即基于注意的加工过程 （Segalowitz and Hulstijn，2005）。这些基于注意的加工过程与自动化的加工一起构成二语流利性的基础。基于注意的加工过程包括学习语言时聚焦于（将意识指向）语言本身，如成功学习所必需的注意形式及聚焦于形式的技能（Doughty and Williams，1998）。选择性注意也与流利性有关，如在有噪声的条件下将注意聚焦于语音流交际信道，或对带有社会语言信息的语音线索的选择性注意，或对话轮线索的注意等（Levelt，1989）。最后，语言本身也具有注意指引功能，语言被听者或读者用来形成所传递信息的心理表征。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这一注意指引功能在交际目的中起核心作用。Segalowitz 和 Hulstijn 发现，反映语言的注意指引功能的二语技能与单词识别的 自动化水平显著相关（Segalowitz and Hulstijn，2005）。因此，自动化需在更大的背景下来观察，即在控制系统如何在复杂技能的习得与执行中起作用这一背景下考察。相对于母语产出而言，二语产出涉及双语词汇的激活与选择（提取），二语词汇提取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控制。在 Levelt（1989，1999）的言语产出模型中，词汇编码起着中心作用，因为词库包含句法信息且负责句法加工。因此双语词库是目前二语产出研究中研究最多的领域。词汇编码中有关激活的词是如何被选择（提取）的有两种观点（Costa，2005；Kormos，2006）：一种是特定语言提取观，认为只有意欲使用的语言的词才会被选择；另一种为非特定语言提取观，即不管哪种语言的词都会被进一步加工。两种观点中，控制起着不同的作用。在第一种观点中（Costa，2005），即使非意欲使用的语言的词注也被激活，但它们在选择（提取）时会被忽略。词注被认为携带了语言标签，词汇概念被认为是语言所特有的（Costa and Caramazza，1999）。检验机制确定所选的词注是否与意欲表达的概念相匹配。其控制过程被认为是“简单提取，复杂选择”，因为它假定概念与词注之间有直接的对应，且存在一个检验机制来确定是否选对了词注。在第二种观点即非特定语言提取观中（Kormos，2006），控制的方式是由一个抑制机制完成的。其中最著名的抑制控制理论是 Green（1998）的抑制控制模型（参见本章第一节）。综上所述，词汇选择（提取）中的控制有两种方式：一是使用检验机制；二是假定存在抑制控制过程。Costa（2005）认为，有一个办法可调和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观点：假定在非熟练的双语者中，非意欲使用的语言的词节点的激活可能影响言语产出行为，但当他们成为熟练双语者时，非特定语言的加工会转变为特定语言的加工。 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的成本分析可揭示双语者语言选择的内在过程，该过程与控制密切相关。语码转换的研究表明，语言选择取决于语言水平、语境提示和监察能力等因素（Meuter，2005）。虽然语言水平高与更好的言语表现联系在一起，但在进行语码转换时，从较弱的二语转换到占优势的母语比反向转换需要更大的认知成本。该成本是以启动话语的时间来测量的。这种语言转换时的非对称性可用语言定势惰性来解释（Meuter and Allport，1999）；或者也可用抑制控制理论来解释，即系统内的抑制控制包括了选择一种不同语言的任务图式和抑制非目标语的词注两方面的抑制控制（Green，1998）。在说二语时，说话人需要不断地抑制占优势的语言，在二语环境下尤其如此。此外，为了便于语言选择，双语者会使用一些有用的策略，其中最常见的策略是更多地抑制更强的母语，特别是在需要使用两种语言的场合中。在现实中，这一策略可提高弱势的二语的可用性从而使双语者便于使用二语。这些都说明有效的语言选择可能需要更多的加工资源、更复杂的监察能力以及更有效的策略，以确保语码转换时的顺利交流。 控制、自动化、二语词汇提取和语码转换虽然看上去是不同的问题，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语言产出。人们也许会问：控制过程及其相关过程是位于各加工模块之外还是属于加工模块本身？双语者如何选择性地控制两种语言？怎样进行双语转换？这一系列问题在双语产出中比较突显，但在单语产出模型中也极其重要。这里我们要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有多少“智能的”加工或复杂的加工是在言语形成器模块（如词汇提取与选择、句法编码、音位编码）本体进行的，有多少是位于这些模块之外，如概念准备、任务图式等其他层次？其答案各不相同。有人认为言语形成器模块是简单的高度自动化的，它一旦启动就以连续轨道式的方式运转，且具有非常简单的本地加工原则；有人认为每一模块都有高度复杂的程序，如验证程序、选择抑制、“标签”和“信号旗”等（Schriefer，2005）。在 Levelt（1989）的早期言语产出模型中，不同的加工成分是高度本地化运行装置，以自动化和连续轨道式的方式运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模块变得越来越“智能化”，部分是因为产出模型因新的研究证据而做了相应的调整。其结果就是与十年前相比，人们谈起模块时认为其包含更加复杂的智能化的“模块内”加工。但是，有人也选择不同的解决途径，即使加工模块尽可能保留本地化、自动化和简单性的特征，而将控制及其相关过程置于加工模块本体之外。 本文摘自：刘春燕著《第二语言产出的心理语言学研究》，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