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沦陷前夜，北京人疯传天津“大捷”，天津人庆祝北平“胜利”

作者|李夏恩 编辑|金快乐

耻辱有很多象征物。对1937年7月29日的北平民众来说，耻辱是一条麻袋加一盒胭脂——他们不得不用这两样家常必备的东西来制作一面敌国的国旗，用以应付即将破门而入的“日本鬼子”，保护自己和家人。

《九月烽火悼边城》的作者“春风”和家里仆俑赵妈之间的对话特别具有代表性。在前一天晚上，全家人还围坐在桌边，兴致勃勃地讲述二十九路军的“丰台大捷”，就连对时事一向漠不关心的赵妈也被主家眉飞色舞的演说唬得意动神摇，深信第二天就可以“拿回”天津：“那可好了！天津拿回来，我们可以逛天津了。”

可第二天，当赵妈再来端菜送饭时，却恢复了“恐惧、忧愁”的神色，告诉主人“天津——听说没拿回来，今天早晨又听说连北京也着把了！”被突然起来的沦陷搅得郁闷沉默的主人不禁反问她：

“那又能怎的？”

“不是”，她说，“我先问先生一声，先生有个预备没有？”

“预备什么？”我问。

“鬼子国的旗啊！”她好像对我的不晓事而表示极度的惊异。

经过这番对话的作者只得佩服“她的本领确比我来得高，我只得垂下头，加紧忙着用饭，假装没有听得十分清楚”。而此时北平的时势，“虽然还没有走到家家挂太阳旗的地步，但是听说住在西郊西苑、海甸附近的居民，已经是有了头顶着太阳旗出门的情形了”。

若把时间拨到一个月之前，北平的氛围可就大不一样了，那时，人们并不相信这座城会沦陷。

两名日本士兵摆出一副欢乐的样子正向一个小女孩询问盆花的价钱，但小女孩面无表情的脸上却流露出一种恐惧的神情。供图/邹德怀

北平和天津：人们只相信“胜利”的消息

拿到1937年7月8日《北洋画报》的读者，会发现自己的眼前是一位裸背回眸的粉红佳人，皓齿微露，万种风情。这是头天晚上报刊编辑职工彻夜赶工制造出的盛夏春梦。作为京津两地发行量最大的八卦娱乐小报，《北洋画报》决定用这种活色生香的封面来庆祝自己的十一岁生日。

画报员工们当然不会想到，这将是这张报纸存世最后一个月，就在他们为报纸祝寿而彻夜赶工时，160公里外的一声枪响将会彻底终结他们所有的欢乐与希望。不过此时，拿到报纸的读者所关注的，除了这位拥有完美脊背线条的当红影星的靓影之外，就是天津最豪华的光明影院将从当天开始连续三天上映的国产三角恋大片《难姊难妹》。

即使是在与卢沟桥近在咫尺的北平，对这声尖厉的枪响也表现出一种疑幻疑真的态度。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邓云乡早晨起来到槐里胡同的“临时商场”买了一支三星牙膏和一块力士香皂回家，“初夏光景，天气不太热，胡同中很安静，只是附属医院门口停着几辆等主顾的洋车”。

邓云乡一边走，一边“孩子气地”看手里买的东西的花纹。就在这时，后面忽然来了一辆卖报的旧自行车，一边骑一边喊：“号外，号外，看日本人打卢沟桥的消息噢，看宛平县开火的消息噢……”

多年后已经是著名红学家的邓云乡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认为这声号外的声音“一下子使我那闲适、出神的状态幻灭了”。

“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院子中的邻居们自然是议论纷纷，人们总爱往乐观的地方想，有的幻想着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有的则认为宋哲元二十九军的大刀队一定可以打胜仗。” 在邓云乡的回忆中，身边人似全无战火将至的紧张。

一位叫王焕斗的作家在7月19日写给友人的信中特别提到“单看北平的街面，绝对不像是战事发生了。电车虽然早归晚出，总没有停过。卖菜的、卖西瓜的照样儿串着胡同叫卖。卖小金鱼儿的和卖花儿的，仍旧唱着音乐似的调子。”

1937年，北京城内扎堆聊天的女人们，没有丝毫战争到来的慌乱。摄影/哈里森·福尔曼 

即使是日军飞机发出的轰鸣，也不足以震动北平百姓的耳膜。就像往返于平津两地的记者范长江在7月25日的报道中所发现的那样：“七七事件后，日本飞机常在平市上空飞行，市民看惯了，听到机声，也不甚惊异了。民二十二年塘沽协定时，平市市民初受外兵之恐骇，逃难者至多。今次则除少数优裕阶级外，中级以下市民，普遍有了深一层的觉悟，日军进迫无已时，大家如果不能有办法，逃到那里也是问题。所以大家索性不跑，而且对于头上的飞机也若有若无的马虎视之”。

范长江形容普通百姓那种“深一层的觉悟”，倒毋宁说是一种“可疑的兴奋”，混合着听天由命的无奈，暧昧不清的希望和自欺欺人的乐观。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外围战事的真相，无论是双方开战的胜负，还是内部谈判的过程，民众无从知晓。他们所拥有的只有各种不确定的消息。而这些消息几乎都被人为加工成让人乐观的谣言。

同样是报纸的号外。如果说7月8日的号外给邓云乡带来的是战争爆发的真实消息，那么7月28日的号外给民众带来的则是虚假的希望。汝龙在《这会是真的？》里惟妙惟肖地描写了一个头戴破斗笠的“菜色面孔”的孩子，一边咽下大口的雨水，一边高喊着：

“谁瞧我这号外要不高兴，我就砍掉脑袋！”接过报纸的人“眼光只在上面瞥了一下”，就露出兴奋的神色：“喝，怎么回事？可不得了，占了丰台！这消息不会假，早晨就有了这传言了。哈——”

这个虚假的消息让北平城的普通百姓们陷入狂喜状态，“狂笑，高喊，一片尖锐的哄笑声浪，从这个屋脊爬过那个屋脊，夹杂着炮声、枪声、机声，奏起一种无名的音乐”，因为躲避空袭而沉寂的街道，也被这样一则乐观的谣言搅起一锅沸腾的浓汤。

雨中行人忙着雇车将这个兴奋的假消息传递到全城各处，拉洋车的车夫也乐于拉着谣言四处奔跑，“这年头儿，您别讲价，坐上车爱给多少随您便。”一群朴实强壮的工人在雨天光滑的柏油路上蹲坐着，围着一位“鼻梁上架着一副大花眼镜的老者”，听他“慢条斯理”的重复这条报纸上的谣言：“我军今晨八时半克复丰台！”

1937年11月27日，北京，农民将自己的猪绑在独轮车上离开。卢沟桥事变后，大量的车辆被征用，独轮车成为难民背井离乡的重要载具。供图/AFP

“号外雪片飞来：进占廊坊，天津大胜，收复通县等等。连最好怀疑的人听到南京电台的广播也放心信任了”，被虚假谣言埋葬的北平城陷入了末日前最后的狂欢。那些号称进城来“换防”的二十九军残兵败将也被捧为胜利的英雄：

“忠勇的将士！年轻人腿快，一口气跑到前门大街。喝！人如蝗虫样地挤成一堆，互相簇拥着，嘈杂地吵嚷着想挤到最前面去，大雨滂沱中，紧紧围着那群酱紫脸膛的兵士。这些硬朗汉子忸怩地受着众人的慰问，啜饮那些好心店伙送来的汽水梅汤，或畅嚼大块的面包牛肉。”

吹嘘夸大本来是军中的常态，用于打发行军时的无聊和消除战斗前的紧张情绪，但这些受到狂欢情绪感染的残兵败将在民众面前大肆鼓吹的夸张事实，却被民众当成真相接受下来。他们“口沫横飞地述说他们的战场经历，怎样的一刀砍两个，怎样的将敌人的头颅削去一半”。听众们则对这些浮夸之辞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嘶哑的叫好。

1937年，上海街头被抓的日本女间谍。日军间谍携带大量法币潜入金山卫一带，用金钱收买当地人，收集海水水深、水流等登陆需要的数据。摄影/哈里森·福尔曼

这种不切实际的集体狂欢让经历过真正战争的士兵们也困惑不解，就像一位山东口音的士兵对同袍所说的那样：“不行了，我高兴得有点儿怪，我想弄把刀刺死我才痛快！”民众自动屏蔽了那些不利于胜利谣言的战败真相。当两个士兵惨笑着告诉别人：“一连人就剩了我们俩——”时，几乎无人对他们的坦诚做出正确的反应。

真实的失败的阴霾都被虚幻的狂喜驱散了。以至于第二天清晨，北平的百姓们看到二十九路军深夜撤退时留下的一地空荡荡的狼藉，仍然不愿相信昨日的胜利狂欢不过是假象。

“那些蒙在鼓里的北平市民，依然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清晨，成群结队地等候报童将二十九军攻下丰台、廊坊以至于杨村、天津的号外送来”，恰如化名“春风”的作者在《九月烽火悼边城》所发现的，人们开始为这种剧烈的反差寻找一个合理的原因。

许多人认定先前胜利的消息是真实的，但因为被北平城里的某位汉奸出卖，才被迫撤军。一些人开始咬牙切齿于在那个“姓张的”：“什么事都是坏在姓张的手里，从古来起，张邦昌、张士贵、张宗昌……恰好最近又有一位。”

1937年，上海，医院在被临时征用的场地设置了病房，途中大多数人都是战争伤患。突如其来的伤患人流几乎耗尽了所有医药器材，而只有少数医院才有适合的器械与合格的医生为伤者进行重大手术。摄影/哈里森·福尔曼

人们无法从撤走的中国军队上再得到大捷胜利的幻想，因此只能乞灵于即将进城的日军残破衰相作为自我安慰的来源：“如日兵向我商家哭诉厌战，如载重汽车专运日兵阵亡头颅，如日军官佐于天坛自缢，如日使馆屡次追悼阵亡将士……诸如此类，映入市民耳目，能得无上安慰”。

其中传得最绘声绘影的，就是日军官佐天坛自缢的谣言，上吊自杀的军官从几人到十几人，再到“敌尸累累”。一位自称翻墙目睹真相的人宣称“最惨的是一个年轻军官，似乎剖了腹又上吊的，手里紧执着一张纸片，上写：‘不愿再为日本人’。还有一个靠着一株柏树勒死的。就在他的身旁树上，刮去树皮，用钢笔之类写着一首绝命诗”，这个人不仅将这首绝命诗“翻译成七言绝句”，还补充说这名军官叫“田中诚一郎”。

无论是咒骂汉奸让所谓的胜利功败垂成，还是继续制造日军衰败厌战的谣言，都无补于北平已经沦陷的事实。

天津在北平沦陷的次日落入敌手。当北平市民们疯传天津大捷时，天津的民众也在陷入北平胜利的欣喜。

“中国兵夺回了日本无理占据的新军站，东车站，围上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兵营和日本租界，东局子日本飞机场也被包围了，夺获了四十多架飞机”，刊载着这些谣言大胜消息的号外，在短短几分钟内就由一枚铜板涨到四大枚，但仍然供不应求。平津之间每天往返的火车将双方流传的谣言带到对方的耳朵里，从而又为谣言披上了一层真相的伪装。

最初的议论纷纷、听天由命的镇定自若、枪炮声中的恐惧和沉默、被谣传的胜利激起的狂喜，以及沦陷后的自我安慰和苦中作乐，等等这些心态和行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战火迫近下的其他地方反复搬演。

上海：日本人怎么敢打“远东第一大都会”？

战争对上海的市民来说，同样是突然降临的。

一个月前，他们刚刚从报纸上看到七七事变和平津相继沦陷的消息。最初，他们还认定这不过又是一次“九一八”、一次“华北事变”。上海市长俞鸿钧在8月9日虹桥机场日兵被杀事件后发表的讲话表示“中日双方都应该保持镇定，以防形势继续恶化”。

驻守上海的将军张发奎受到西方记者采访时，他明确地表示上海不会受到日本进攻。当记者进一步追问他为什么不会时，他只是笑一笑回答道：“他们不会。”

1937年8月14日，上海遭到台风袭击，日军旗舰“出云”号停泊在正对着外滩的黄浦江上。一架没有完成炸毁“出云”号任务的中国轰炸机，在返回途中急乱中将炸弹投到租界区。头两枚炸弹击中了位于公共租界商业区的外滩和南京路拐角处的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700余人当即毙命。这一天被称为“血腥星期六”，破除了人们对外国租界里面平安无事的幻想。摄影/哈里森·福尔曼

“他们不会”不仅代表了上海政军两界的看法，也代表了上海民众的看法。尽管两者出发点并不相同。对前者而言，他们相信日本已经在一个月前占领平津，并且在华北地区大力推进，要消化这些新征服的地盘，建立傀儡政府，至少要像东北那样需要一两年的时间。他们的双手还不至于染指到江浙地区。

日本的驻沪外交官一再向中方表示他们并不想扩大战事。船津辰一郎与高宗武在8月9日的会面明确提到“政府的方针永远是不扩大，当地解决。因此，我想就看贵国政府如何处置，或许能够很容易地局部解决。”这些来自日本外务省传递的缓和话语都相当于给上海刚刚紧张起来的局势注射了一针松弛剂。

对民众来说，六年前“一·二八”事变的前车之鉴虽然仍在，但由于这一事变最后以停战协定的方式得以解决，所以人们相信这一次仍然可以得到“和平”的解决。

上海毕竟是世界级的摩登都市，是西方租界的所在地，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际的神经。日本人不至于冒西方列强之大不韪进攻这里。因此，除了一些敏感的人发现日本侨民从7月23日开始就乘船陆陆续续大规模撤走，上海的市面上一切安素如常，摩登男女出入于娱乐场所，舞厅里舞步飞旋。

在这些上海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当然也包括考试。8月12日是上海各大学招生考试的日子。这天早上七点，一位叫沈祖礽的考生就抵达同济大学设在江湾镇火车站对面的考场。八点钟，数学试卷发下去了。全场鸦雀无声，埋头答题。但到九点钟时，主考官突然进场宣布，数学考完后，其余各科考试不再继续，回家等候通知。

宁静的考场霎时鼎沸起来。又过了半个小时，主考官再次赶来宣布：“因时局紧张，考试暂停，改日举行。”考生们不得不离开考场，前往对面的江湾火车站乘车回家。

直到此时，他们才发现战火已经迫在眉睫。从炮台湾开往宝山路的火车已经全部被乘客挤满，售票口也关门了，火车站一片混乱。沈祖礽和大部分考生不得不用双腿沿着江湾路走到虹口公园，在那里乘电车回家。

炎炎烈日下，这些考生们大汗淋漓，衣服湿透，但纵使如此，沈祖礽发现他们的境遇仍然比那些肩挑行李、扶老携幼奔向租界区的难民要强得多。次日，中方军队开进上海，战斗开始。这场意想不到的战争终于降临在上海民众的头上。

在临时征用的办公室里修整的上海守军。这群年轻人让日军在中国土地上遭到了第一次强势抵抗，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摄影/哈里森·福尔曼

之后的事情一如平津的翻版。尽管上海华界整个浸泡在血海中，但前方记者频传的捷报仍然让许多人保持高亢的乐观情绪。

这种乐观一直维持到12月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为止。面对残留下的废墟和尸体，上海民众这才理解当初那种认为战争不会到来，即使到来了也持续不久的侥幸心理是多么的天真。

日军并不会因为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会，在西方世界瞩目之下就畏首畏尾，对其心慈手软。所有先前侥幸的预估和判断都在“大道政府”的太极旗升起来的那一刻化为乌有。但这种侥幸心理并没有因之消散无踪，相反，它改变形态向其他地区扩散开去。

1937年，上海，被日军轰炸后的街道。战争的到来导致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商业几乎完全停摆。摄影/哈里森·福尔曼

南京：政府是绝不会放弃首都的

“南京虽然时时有炸弹袭来，然而南京的居民，却镇定得如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一样”，《大美晚报》的记者如此报道日机空袭下的南京如何“平静一如往昔”。

与久经战乱威胁的北平不同的是，南京人这种安之若素的平静心态，被归功于南京极好的防空设备，“可算是全国各城市中最巩固的”。有“确切数目当然是无从知道，总之是许多许多架，是专门用来半路截击来侵袭的日本轰炸机”的驱逐机。即使日本轰炸机没有被这些“很多很多架”驱逐机截住，设在城郊和各处的高射炮也会把它们射下来——首都庇荫下的南京居民的侥幸心理绝不亚于战前的上海。

他们相信最好的防御设施、军队都汇集于首都之中，政府是绝不会放弃首都的。他们绝不会想到四个月后，这里将化为人间地狱。

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上海是世界级的经济都会，它们的侥幸是倚仗自己太过重要，以至于日军会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但与之相比，其他地方的侥幸则是因为自己太不重要，所以根本不会引起日军注意。

丰子恺居住的桐乡石门镇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上海正遭受累日轰炸时，丰子恺正在家里大排寿宴，宴请宾朋。

“真的！炸弹很贵，石门湾即使请他来炸，他也不肯来的！”“他们打到了松江、嘉兴，一定向北走苏嘉路，与沪宁路夹攻南京。嘉兴以南，他们不会打过来。杭州不过是风景地点，取得了没有用。所以我们这里是不要紧的。”

这种侥幸中甚至还有超自然的成分：“杭州每年香火无量，西湖底里全是香灰！这佛地是绝不会遭殃的。只要杭州无事，我们这里就安全”。就像前面所写到的那样，这番谈话的八天后，石门镇遭受首次空袭，17天后，日军杀进城镇。又过了一个月，12月24日，杭州沦陷。

江阴人一支枪，无锡人一枝香

危机关头，人们往往会从历史记忆中寻找相似点，以期获得某种可以应对现实的经验。但历史与现实并不相同，所以过去的救命稻草放在现实未必是护生良方。无锡和江阴在面对日军入侵时的不同反应，可谓典型。

“无锡有一句从清初传到现在的俗谚说：‘江阴人一支枪，无锡人一枝香’，这意思是说无锡人抵御外来的侵害，只要一枝香就够了。因为清军入关，江阴以孤城抗拒，死伤无数，无锡人却毫无损害，这就是‘一枝香’的功效”，一位驻守无锡的记者正明写道。这种对“一枝香”灵验效应的笃信，让无锡人在日军入侵时仍然如法炮制：

“‘一二八’之役，无锡全城举行盛大的佛事，当时无锡却侥幸的毫未受惊。这种种加强了无锡人迷信的心理。所以‘八一三’大炮一响，无锡人的念佛运动也跟着疯狂地盛行起来，香烛烟雾浓厚不亚于放烟雾弹，钟钹佛号之声也不逊于飞机的吼叫。”

尽管一些有识之士动员无锡当地乡绅捐款购买高射炮，但却被“高射炮买来了，战事倒停止了，钱不是白花吗？”为由拒绝了，于是，满城香烛的佛城无锡，在几乎没有空防设施的情况下，从10月4日到11月13日，40天的连续轰炸让无锡成了一座“死的空城”，“据事后几个从无锡城外附近逃出来的同乡说，他们走几十里路没有看见一栋稍好的房屋，城中是蜿蜒着一条火龙，这条火龙是在哪天熄灭的，没有人知道”。

1937年，因淞沪会战搭怡和轮船公司“吉和”号逃难的上海难民，这艘轮船的目的地是汉口。他们想不到的是，仅仅在一年后，汉口就将被日军占领，他们中的大多数又将成为难民。摄影/哈里森·福尔曼

与之相对的是，江阴人确实回忆起明末孤城抗清的往事：“阎应元典史率领全县父老死守孤城八十多天，到城破那天则全数殉难。现在这一段悲哀而光荣的历史，还深深的印在全县人们的脑海里”。

面对日军的汹汹来袭，江阴守军恪守三百年前孤城死斗的决心，日机每次来犯，都被高射炮击退，只能高空投弹。

强大的火力迫使日军不得不暂时退避。即使在中国军队受命退出后，东乡二百名壮丁仍然基于爱国义愤集合起来，凭借军方留下的工事殊死抵抗。尽管只有六人幸存，其余皆壮烈牺牲，但当日军在付出极大代价占领这座城市时，才发现自己手中的不过是一座空城。

抵抗者的牺牲为军民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撤退有计划，有秩序”。尽管城市在敌军的复仇扫荡中化为一片瓦砾，但抵抗的力量保存下来了，民众的生命也得以保全。

无锡和江阴的事例足以说明，历史经验与现实并不合辙押韵。1937年中国百姓所见到的，是一支极具破坏性的大军，所过之处，人畜不留。“空城”“死亡之城”之类的描写在1937年中国人的亲历叙述中比比皆是。

沦陷的耻辱：漫天飘扬太阳旗

几乎所有北平老百姓都将“鬼子旗”当成一个被逼无奈的闹剧。从材料和颜料的使用上就可以看出民众对被迫悬挂敌国旗帜的无奈和憎恶：麻袋片、白纸、白麻布等等，只要在上面画个红圈就应付了事。

从表面上看，似乎北平沦陷后平民的生活一如往昔，但仔细观看就会发现，在酱园的旁边站着一名日本士兵，正在监视着街上往来的每一个中国人。街道两旁的店铺大都没有开张。供图/邹德怀

在镇江，甚至用涂着红膏药的白纱布缠在臂上，假装戴上了日本旗袖箍。民众抓住一切机会嘲笑这个敌国的象征。在对八卦花边新闻有着特别爱好的天津，一家服装店曾经特别推出了一种汗衫，上面画着一位妙龄少女，在炎炎烈日下打着一把阳伞。

这种汗衫被理所当然地称为“抗日牌”，热销一时。店家老板因自己的小聪明大发横财，也倒了大霉，他和店中伙计被日本宪兵拘捕起来，关押多日才被释放。

粗制滥造的日本国旗四处飘扬，再加上一些不愿悬挂日本国旗的高等学府门前飘扬的英美法等友邦国旗，让四十岁以上的人产生了某种时光错位。

在他们看来，漫天飘扬的敌国旗帜，一如37年前庚子国变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情景。如今发生的一切不过往日重现。

《国闻周报》的通讯员鲁悦明在《笼城落日记》的最末特意提及这次沦陷让人想到“庚子之变”：“五色旌旗成列国，万家灯火尽夷人”。就像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描写的那位李四爷，站在槐树下用凄凉的声音招呼街坊邻里：“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庚子年，我们可是挂过！”

对比于沦陷后的耻辱，战争前夕普遍的乐观心态很容易被从未经过战争的人视为自我欺骗，甚至用事后之明的视角，认定这种盲目的乐观和天真的侥幸根本是养痈为患。

1937年，黄浦江岸边的船夫，此时正值淞沪会战，滚滚浓烟在他背后的浦东飘散。摄影/哈里森·福尔曼

然而如果回到战争现场，就会发现对普通人来说，乐观和侥幸几乎是他们面对战争到来时的唯一选择。换言之，乐观意味着某种相信不可能会成为可能的信念，这是支持他们继续生存的唯一希望。

而侥幸，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只有大人物才有权有资格得到确实的情报，综合考虑做出有利自身的决定，小人物所能得到的，只有撒胡椒面一样的只言片语和不切实际的谣言，而且资金和物力都如此匮乏，即使他们做出最坏的打算，也无力付诸实践。

他们只能直面现状，尽力闪避战争挥舞的镰刀，尽力活下去——乐观与侥幸形成了一层保护膜，在膜里面，是勉强维持的“正常”生活；而在膜外，则是战火的摧残和沦陷的耻辱。

这层保护膜是如此脆弱，只需要一把刺刀、一颗子弹就可以让它破碎消失。每个生活在战火中的普通人都不得不用这层膜将自己裹紧，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忍辱求生。

本文节选自《1937，战争中的小人物》，全文将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20期，总第621期。

新媒体编辑|马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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