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姐姐的困境，一部电影回答不了
《我的姐姐》上映前就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有00后小花张子枫担纲主角，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戳中了好几个社会热点议题：重男轻女、二胎、伏“弟”魔姐姐……
电影一上映，票房就小爆了，6天破4亿。
然而，评论却是极度两极分化的——有人说看完以后更加懂姐姐了，也有人表示看完极其难受，不如改名叫“姐道”。
海报里，姐姐的表情倔强复杂，她身后有一个扒住衣服、将自己脸全藏在姐姐身后的小男孩。扑朔迷离的姐弟关系，象征着这部电影的议题。
张子枫从出道以来就一直演“妹妹”，今年20岁。不算大，但她已经是可以担当负责任“姐姐”的年龄，就像这部电影的主角“安然”一样。
电影里的姑妈有句台词，“我是姐姐，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一直都是。”
生活里的姐姐，亦是如此。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姐姐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女儿”的故事。
爸妈不喜欢她。爸妈重男轻女，安然出生后想要一个儿子又碍于计划生育政策，要她假装小儿麻痹的瘸子钻政策空子，安然不愿意，就受到了责骂和殴打，所以她从小不穿裙子，不留长头发；
家人不待见她。一直寄宿在姑妈家，除了姑妈以外姑妈的儿子有暴力倾向，将她当沙包打，姑父即使瘫痪在床，也会偷偷看她洗澡；
她的志向和生活被改变。她的高考志愿本来是当医生，后来被家里人改成了护理，她大学一直打工赚生活费，现在在一家医院当护士；
二胎政策开放以后，爸妈欣喜若狂，没有经过安然同意再生了一个男孩，那时候安然在上大学，现在弟弟六岁，姐弟之间像陌生人一样。
安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想考研，想去北京，想脱离原生家庭。
就在这个当口，一场车祸带走了爸妈的性命，爸妈没了，照顾年幼弟弟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安然的肩上。
电影的第一场戏，是安然静默地注视着事故现场，警察上前，问她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女儿，我是他们的女儿。”
“可是死者夫妇的手机里，只有他们和一个小男孩的合影。”
这样一个曾经被轻视、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孩，在爸妈去世以后，亲属要求她一定要承担起抚养弟弟的责任；甚至在父母闹离婚的时候把房子写上了她名字，现在也要求“还”给弟弟。
然而没有感情基础的姐弟相处起来有无数龃龉，冷漠、怒视、争吵充斥着两个人共处的空间。
被溺爱的弟弟横行霸道，往安然脸上吐口水，说“爸爸说这些都是我的，都是我一个人的”，弟弟叫嚷着想吃肉包子，安然想起自己也喜欢吃，但爸妈从没给自己买过。
一边是想要挣脱现实、远走高飞、追求梦想的强烈意愿，一边是没有感情、无法相处、但要被迫抚养的弟弟。
“我养他的话，我这辈子就完了。”这是安然的肺腑之言。
安然想找领养人家，将弟弟送出去，却被一直以来照顾自己的姑妈迎头泼了一盆冷水：谁家做姐姐的不是这样？
安然这才意识到，作为爸爸的姐姐，姑妈为爸爸也牺牲了太多。
她考上了俄语系有美好的前程，但是爸爸有了安然，姑妈被要求放弃梦想，回家帮弟弟带孩子；教育资源理所应当是弟弟的，家里的房子理所应当是弟弟的，弟弟的孩子理所应当也是自己照顾的。
具有传统女性“弱德之美”的姑妈，几十年来为家庭和弟弟放弃了大半部分自我，她成为重男轻女陋习下的美好牺牲品，自然也认为安然应该和自己走同样的路，她无法理解真正安然的抗拒和野心。
在这两对姐弟的对比中，导演已经将血淋淋的现实摆在了我们面前：
弟弟，真的是姐姐的债吗？
重男轻女的思想，到底还要影响多少代人？
现在安然拥有的一小部分温柔和爱，不也是在姑妈放弃自我的基础上吗？
〓电影里，安然和姑妈在咖啡馆吵了一架，吵完安然跑走，走后咖啡才送上桌。姑妈把咖啡倒进自己的保温壶里，杯壁上漏了几滴，姑妈把咖啡杯舔了舔。动图来源：电影官方宣传片
当刀剜到腐肉的时候才会真正感觉到痛，性别议题一直是一块民族的顽疾，而将“姐姐”两个字剖开，里面多的是一代代被规训被压迫女性的血泪。
从《我的姐姐》，到世界上所有的姐姐，当涌动的暗流突破平静的湖面，那这个问题便已经到了被放在台面上、认真讨论想办法解决的时候，它应该掀起惊涛巨浪。
不真实的生活，不真实的和解
但是很遗憾，这部电影对“姐姐”的探讨，仅仅止步于此。
并没有发生什么娜拉出走的奇迹，安然和弟弟踢了几次球，扫了几次墓，进了一次医院，睡了几次觉，两个人的关系忽然突飞猛进。
直到弟弟被送养家庭接走，才姐姐想起了过去的事情，跑到弟弟送养家庭接回了弟弟，两个人开心地踢着皮球，而安然也终于穿上了裙子，圆满大结局。
这种“和解”令不少人遗憾。
倒不是说安然必须如一部分人所愿，抛下弟弟、追逐梦想才是真正的完美结局，而是和前情设定中她所经受的苦难相比，最后轻松做出“释然”“和解”的姿态，倒像是另一种程度的逆来顺受。
抚养弟弟的困难，电影里表现的并不真诚。
弟弟坐在防盗窗上念“煮豆燃豆萁”，诗还没念完，就从几楼高的地方摔了下去。安然惊叫一声。下一秒钟镜头已经到了医院病床上，医生宣布弟弟只是皮外伤，他在装晕。
最后安然将弟弟背了回去，弟弟趴在姐姐的背上，路灯昏黄，场面温馨。
而现实生活中，有过相同经历的人都知道，一位女性独自带昏迷的六岁小孩去医院看病是非常不容易的。孩子怎么带过去、怎么排队缴费、有没有床位、自己工作如何请假……这些看似琐碎、实则焦头烂额的细节，居然轻飘飘地被抹掉了。
医院之旅，本是安然体会抚养困难的窗口，现在轻易变成了“和解”和“温情”的一个注脚。
同样，作为有自己工作的护士，安然既能平衡工作和接弟弟上下幼儿园，也能畅通无阻地带弟弟进医院，甚至孩子在导医台徘徊、在抢救室门口围观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都挺好》里有一幕，没办法接孩子的大嫂被老师劝退。正一筹莫展之际，孩子打翻了东西，大嫂发脾气，孩子痛哭，大嫂和她一起流泪——相比之下，这种一个人带孩子时候的无助忙乱的细节，才更令人共情。
和真实生活相比，安然所表现的困难，似乎都在和自己的抗拒心理作斗争，她没有遇到过丝毫现实的阻力。
如果弟弟因为调皮爬上防盗窗真摔出了问题，安然还想照顾他吗？
如果护士长不许安然带弟弟进入工作区域，安然还能照顾他吗？
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而将生活中实际的褶皱碾平，在这种过于理想化、温情化、简单化的处理之上，姐姐的困境已经变成了真空。
而在真空之上“和解”，根本算不上和解。
要知道，姐姐安然的设定，简直极尽悲苦之能事：原生家庭不幸，深受重男轻女之苦，经历过性骚扰，遭受着职场霸凌，看似唯一的出口就是考研走出去。
现在为了让她回来养弟弟，一边是戏外的家人命令她必须养，一边是戏外的编剧用春秋手法表现养孩子的容易，一边是唱红脸的命令，一边是唱白脸的洗脑，这样强行圆满的大结局，像极了一出黑色幽默。
更何况，“养弟弟”和“奔前程”根本就不是两个对立的命题。
安然手里有一套能卖100万的房子，既然有钱，那钱早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了。
安然大可以自己去北京读研，请保姆或亲属帮她照顾弟弟，自己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务费用；如果非要将弟弟捆在身边，她也可以自己读研，将弟弟送到北京学校读书，两个人一起生活。
“抚养弟弟”并不意味着放弃自我，而给女性设下一个并不存在的困境，必须要让她放弃一些什么才算道德完美、个人成长、家庭和睦，那才是真正的压迫。
导演想表达的东西非常高大全，但是故事的真实性和立意的拼图，却始终缺了一块重要的部分。
如果对“姐姐原债论”的反抗，只是从“被迫付出”到“自愿牺牲”的区别，这一步并没有向前跨出太大的步伐，更并不能称为文明的弧光。
现实世界的姐姐，远没电影里那么幸运
事实上，当《我的姐姐》走下荧幕，其中的问题要比电影剧本里复杂得多。
安然故事的原型来自于论坛的一则自述，女孩没有经历过那么黑暗的童年，但是在弟弟的问题上，她更清醒也更狠心。
父母要二胎没经过她的同意，弟弟出生后她和父母恩断义绝，父母出世家里人没有人想养弟弟，她就将弟弟送养了，后来她卖了房，结了婚，和丈夫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个故事真假尚且未知，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确有类似的案例。
去年就曾这样的新闻上热搜：吃低保的父母养不动2岁小儿子，让22岁女儿来养，女儿不愿意，父母便将她告上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