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凯斯
编辑/米利暗
一直以来,新加坡都是许多东亚家长心中的教育圣地。
虽然这个国家的面积还没北京的通州区大,人口也不到600万,但它却能坐拥两所世界排名前30的顶尖大学。
而在针对全球15岁学生的能力测验中,新加坡的孩子们,则在去年拿下了所有类目评估的第一名。
难怪有人说,其他国家都在批发做题家,只有新加坡在量产精英。
正因如此,不少家长都把孩子送到了南洋,期望自家的儿女能够成为下一个周受资。
可硬币都有两面,新加坡的教育固然全球拔尖,但这里也跟东亚文化圈的其他国家一样“卷”,甚至还要更甚一些:
在创造优异成绩的背后,新加坡小学6年级儿童的近视率常年保持在65%,有超过7成的学子对失败极其恐惧,每10名青少年里,就至少有一人或多或少患有精神疾病。
一将功成万骨枯,在新加坡,就连内卷都要突出一个“趁早”。
2021年,在新加坡的网络上,流传出一则招聘家教的广告。在广告里,发出招聘的家长,愿意为聘用的家教开出一小时300多块钱的薪资。要求则是:该家教需要给一对年仅13个月大的双胞胎,每周补习三次英语和语文。一出生就开始补习,还没学会走路就要学会写字,这在新加坡倒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因为3岁走进补课班,4岁开始备考小升初考试,可以算是一个新加坡精英宝宝的基本成长路径了。有中国家长带娃移民新加坡后,就发现本地班里每个3岁左右的孩子都能读会算,自家的宝宝一下就从学霸变成了学渣。而在上了小学后,虽然新加坡的娃平时只用上半天课,但他们的学业压力却大多有增无减。早上6点多起床,下午放学后先去托管中心,然后再被接去补课,回家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连玩都没玩一会儿,就又该睡觉了。在新加坡的《亲子天下》节目里,早上6点40分,小学生们便坐上了爸妈的汽车,开始了一天的征程。即使当时天还没有亮,孩子们也会借着车窗外的灯光,开始一天的早读。而接下来,这辆车会拉着他们前往学校,前往补习班,前往一切能增加他们学业竞争力的地方,连午饭都要在车的后座解决。不过平心而论,这样的课业强度,在东亚学生人均卷王的氛围里,并不算特别大。但在新闻的报道里,你却明显能感觉到,新加坡的学生正在承受着与他们年龄严重不符的巨大压力。为了准备考试,有中学生会服用治疗儿童多动症的药物,因为这药品里含有的精神兴奋剂,能让他们30小时不睡,高强度复习。而有小学生则年仅12岁,就因学业负担而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在小升初考试前突然间崩溃大哭。海外社交媒体上有个小哥甚至发帖称,因为实在受不了高压的生活,他故意向父母报低了考试的成绩,让双亲彻底失望,进而送自己去一所压力较小的学校读书。总结起来,新加坡大多数学子的压力来源,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知名的PSLE考试为例,虽然在概念上,这只是一场新加坡版本的“小升初”测验,但它给考生所带来的折磨,却完全不亚于我们的高考。在《南华早报》的街访中,PSLE让不少新加坡学子在痛苦中“提前成熟”,被迫不得不去理解何谓“人生的压力”。毕竟,在2024年改革之前,该考试可以说是新加坡学子所经历的第一次分流: 考生的分数,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考得好,就能进入教育的快车道,去名牌大学,以后过精英人生;考得不好,那就得去教育的慢车道,读工艺教育学院,将来学个能谋生的一技之长。在它之后,还有O、N、A三大水准考试摆在那里,就看你能不能一路扛压到底,在高竞争的氛围中厮杀出来。当然了,从制度上看,新加坡的升学结构是非常合理的:不论是你是学霸还是学渣,都可以在一次次的分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任何级别的考试,也都不会是“一考定终身”,总理李显龙也经常安慰孩子们,“别把(这场)考试看得太重”。但制度是一回事儿,执行起来,却可能就是另一回事儿了。譬如说,在小升初考试前,新加坡有个DSA计划,也就是学校直招特长生,即:小学生可以凭借自己优秀的才艺进行直申,在考前提前被学校入取。这个计划看上去,是给成绩一般但有其他特长的同学也能读名校的一个机会。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家长表示,这个“不看成绩”只是说说,基本上能走DSA直招的孩子,你让他不靠才艺直接考,他基本也能考上心仪的学校。而且新加坡那边也有家长担心,这种靠才艺所换来的读书名额,将来到了社会,雇主很可能就不承认。再比如,新加坡政府其实一直都在努力淡化,因考试分流而产生的“教育阶级差异”。早在2012年,时任教育部长的王瑞杰,就提出了让“每所学校都是好学校”的口号。于是,在这些年间,政府取消了学校分级排名,取消了年中考试,将考试类型合并,改革了“小升初”考试的分流制度,就是为了能跳出“唯成绩论”的东亚文化圈的共性,让学生的压力能够小点儿。但政府这边不搞排名了,却架不住家长通过在民间搜集的信息,再一次将学校分成了三六九等。今年5月,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就发了一篇评论,认为时至今日,这个国家的家长对名校依然有一种强烈的痴迷。而在其他调查里,也有79%的新加坡人将大学文凭,视为未来博取成功的关键。所以为了能给自家孩子开出一条“通往名校之路”,新加坡的家长们可以说是用尽办法。像在小学阶段,要想让自家的娃申请到比较不错的小学,家长就需要到该校做一段时间的义工。这个义工名额每年都需要去抢,不论你是张柏芝、孙燕姿这样的明星,还是罗杰斯这样的金融大佬,都需要乖乖去学校干活。而且40个小时的义工时长,你既不能少做,也不能多做。少一点儿,就算作废,太多了,也没有什么加成。而既然家长都这么卷了,他们殷切的期望也难免会传导到子女这一端,推着他们跳进这场考学的竞争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加坡教育的内卷,要追溯到这个国家广泛存在的“惊输”文化。所谓惊输(kiasu),其实就是闽南话里的怕输,是凡事都怕落后于别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爱拼才会赢”。在刻板印象的文化里,新加坡人凡事都突出一个抢。看见队伍就要排,看见地铁门开了就要挤。有德国小孩刚来新加坡留学,就体会到了一点点惊输的震撼——这里的人,不论是在食堂吃饭还是在图书馆复习,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拿东西占座。一枚硬币也好,自己的笔记本也罢,不管最后用不用,总之看见座位就要先占上,有总比没有强。该国议员郭晓韵甚至觉得,就是因为惊输,新加坡的企业才会大多寻求短期盈利,而不去追求有风险的创新。但反过来说,“地小人稠”的新加坡能用不到60年的时间,一跃成为全世界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与其国民惊输争强,害怕掉队的性格也是密不可分的。就像该国国立大学的研究员梁振雄所言,惊输是“新加坡人的一种生存本能”。而具体到升学考试这一块,别的不说,单说新加坡有个很大的教育类网站,其名字就是“惊输”的英文拼写。就跟其他大城市一样,竞争也是每一个新加坡人,一出生就需要最快学会并且使用一辈子的重要技能。在东亚各国的中产和精英们,将新加坡视为他们未来的“应许之地”的同时,据《南华早报》报道,2018年新加坡有近3成的年轻人正考虑在5年之内移民离开这里。而留下的那些新加坡年轻人,则理所应当地走向了和其他东亚文化圈年轻人一样的未来:2023年,新加坡全国仅有3.5万名新生儿,生育率跌至0.97的历史最低位。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国的英文媒体zula上,有一位29岁的女用户写了一篇引发热议的文章,名为《为何我像我一样的“Y世代”们不想要孩子,这事儿跟钱无关》。在文章里,该女子直言在高度发达的新加坡,养娃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只是她感觉,自己和同龄人,现在都存在着一种名为“青年危机”的精神困境:我们作为教育体系的完美产物离开了大学,而我们的创造力、梦想和抱负都被扼杀了。我们已身处痛苦中,仍得进入一个“嘲笑我们踏入现实世界”的工作场所中,我们感到害怕。在竞争的氛围里出生,在内卷的战争中成长,从小到大,人生的目标只有赢、赢、赢。这样的人生,不少新加坡年轻人,真的不想让下一代再接着过了。毕竟,在任何一个社会,所谓的精英和人杰,永远都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派。大部分人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法成为大逃杀最后的胜者,都只能默默去做鲜花旁边的绿叶。而那些拼尽全力也没能成为精英的孩子,消耗了大部分的青春时光在书山题海里挣扎,在残酷的竞争中被迫拼杀,到头来面对自己疲惫而空荡的人生,实在会忍不住问一句:1.小六会考成绩对未来影响有多大?, zaobaosg2.12岁就患焦虑症 她曾在小六会考前崩溃,zaobaosg4.李总理:适当压力是进步动力 但不应大到令学生受不了,联合早报5.本地研究:每十名青少年 有一人患至少一种精神疾病, 8world新闻网6.“怕输”的家长对顶级名校有一种不健康的痴迷, 海峡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