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奇峰之后，再无“中德”！

拉康心理

在精神分析解放人类潜意识的运动中，出现了诸多令从业者心生向往的圣地（机构）。

使得立志于从事心理咨询/治疗事业的工作者，因能到此处受训、学习而倍感荣耀。

如英国的塔维斯托克中心。

弗洛伊德，荣格，克莱因，温尼科特等一批精神分析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曾是该机构的一员。

年轻时的欧文·亚隆，也曾因获得到塔维斯托克学习的机会而兴奋不已。

这些机构因其专业性和权威性备受推崇，并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广泛的影响力。

而在中国，曾有这样一家机构，几乎成为中国塔维斯托克式的存在…

1.缘起

1986年，20来岁的曾奇峰遇到了退休后到武汉水运工程学员担任外教的德国精神科医生克莱特。

彼时，克莱特已在德国精神康复机构工作了二十余年，是德国社会精神康复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在水运任教一年多的时间里，克莱特常常看到大街上流浪的精神病人。

被中国精神疾病治疗的落后现状深深刺痛的克莱特，决定再干本行。

1986年10月，克莱特和夫人罗莎来到武汉精神病院参观，想要深入了解武汉地区的精神疾病治疗模式。

在那里，曾奇峰于其相遇。

20岁的中国青年与60岁的德国壮年一见如故。

他们决定在武汉干一点事情。

1987年3月，同在武汉精神病院工作的曾奇峰、吴和鸣和陈立荣在吴的办公室成立了武汉心理治疗小组。

为示庆祝，三个人每人喝了一瓶啤酒。

几周后，在获知这个小组的情况后，克莱特给了曾奇峰1000美元和1000马克作为活动经费。

在当时，这是笔巨款。

在武汉市团市委领导高洪的支持下，曾奇峰他们在市青少年宫开始了心理咨询工作。

每周三个晚上，三个人轮流值班。

收费设置为5-10元一小时，在工作持续1年多的时间里，总共收入300多元。

后来，曾奇峰他们用这笔钱请了精神病院的全体医生吃包子。

1988年3月初，武汉江岸区民政局收编了后湖乡的私人精神科住院部，改名为江岸区精神康复中心。

3月18日，康复中心举行成立仪式，克莱特夫妇和曾奇峰被邀请参会。

在这个仪式上，克莱特被聘请为康复中心名誉院长。

曾奇峰则礼节性地发言说：我会全力支持这家医院，也许还会来工作。

没想到，一语成箴。

1988年5月，曾奇峰、吴和鸣、冯翔、陈立荣四人一同从武汉精神病院辞职，来到江岸区精神康复中心。

四位大学本科学历的医生同时辞职，这在当时的卫生系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来到江岸区精神康复中心后，他们很快开展起住院病人、社区康复和心理咨询的诊治工作。

当时的心理咨询门诊就在门诊旁边的中德书店内，跟民政局办的按摩诊所一起，和盲人按摩师“联合办公”。

在克莱特的设想中，是将精神康复中心作为德国实践的翻版。

这个实践的核心是：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

在工作的过程中，克莱特经常把街头流浪的精神病人带到住院部。

这让当时担任院长的曾奇峰十分头疼。

然而曾奇峰等几位中国医生，却将心理咨询和治疗作为不死的理想。

此后中德医院的发展，也坚持了这点。

1993年6月6日，中德心理健康白天医院成立。

地点在三阳路，建筑面积402平方米。

德国弥撒尔基金会资助了97万元RMB，中国政府投入约20万RMB。

白天医院是按照欧洲反精神病学的模型设计，尽可能不让病人脱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即白天在医院做治疗、参加各种工娱疗活动，晚上回家。

然而，这却是理想主义的又一次失败，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曾奇峰不得不把别的地方赚的钱，用于补贴白天医院的入不敷出。

超过一年的时间，白天医院只有一个病人，却有七、八个工作人员，每个月给这一位病人的补助，大约在一万元左右。

1996年12月26日，德国弥撒尔基金会捐助600万，中国政府投入近200万元人民币的心理医院住院部正式开业。

曾奇峰想要把它建成一家不一样的医院，比如，不允许医生穿白大褂。

在曾奇峰眼中，白大褂是生物医学模式的产物，搞心理的不需要那个隔离！

2003年，中德心理白天医院正式更名为中德心理医院。

而曾奇峰，也已在这里走过了15年，并渐渐在行业内声名鹊起。

2.中德心理医院、曾奇峰与中德班

在曾奇峰从武汉精神病院辞职并决定投身心理治疗事业的时候。

几乎同时的，另一个与德国有关的心理治疗项目也开始进入中国。

在项目开始前的10年中，中德双方共同举办了3期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1988年在昆明，1990年在青岛，1994年在杭州。

这一系列的交流，促使了当时唯一的全国性心理治疗专业组织——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和咨询专业委员会的诞生。

为便于项目的开展，德方专家则在德国注册成立了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

1997年，由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主办，昆明医学院和北京大学心理学承办的第一期“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在昆明举行。

培训班采用病例分析、自我体验、现场指导以及伦理学习等形式进行强化教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要求都很高。

在各集训之间的时间里，治疗记录需寄交给中德专家修改。

这种由资深专家提供的督导正是当时中国治疗师们最为需要的。

参加第一期中德班培训项目的学员有100多人，许多都是所在医院、学校和研究所的负责人，年龄多在45岁以下，20人有博士学位，40多人有硕士学位，半数具有副高以上的职称。

在这100余位中德班第一期学员中，诞生了此后中国心理咨询/治疗领域多位元老级大咖。

而此时的曾奇峰，已在中德心理医院院长的位子上工作了9年。

1997年3月8日，在中德心理医院工作的德国心理学家莱纳那托，“挟持”着曾奇峰赶到武汉机场，坐上了飞往昆明的航班。

此去的目的，是去为曾奇峰和陈立荣参加“中德班”报名。

那时的曾奇峰认为有些小题大做。

心想自己的医院就叫“中德”，也见识了不少相关培训，并不觉得“中德班”有多稀罕。

3月8日下午曾奇峰一行赶到昆明时，首届中德班的学员已开始上课。

曾奇峰提出想去听听，却被告知不允许，吃了闭门羹。

项目负责人马佳丽提出原则上一旦开班中途不进人，但考虑到中德心理医院这样一个跟德国有特殊关系的项目，网开一面也不是不可能，但还是必须过一下民主的程序。

晚上，那托和曾奇峰以中德心理医院的名义，宴请了所有的德国专家。

结束宴请后的半夜，曾奇峰在昆明街边的烧烤店请吴和鸣、童俊、盛晓春喝啤酒。

吴和鸣提到，参加这个班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挫折。

见内心十分佩服的理论和临床经验都很强的师兄级人物几天培训下来竟然变成这样。

曾奇峰开始对这个培训班产生好奇。

第二天上午，曾奇峰和那托飞回武汉。

虽然没有得到最后的答复，但他们都知道，参加十月份在北京办的“中德班”，大约是没什么问题了。

离开昆明前的那天夜里，在吴和鸣的酒店房间内，曾奇峰也结识了此后几年朝夕相处的“庞然大物”—施淇嘉。

1997年11月，曾奇峰如愿开始了在中德班的学习，成为精神分析二组的成员。

此后，曾奇峰担任中德班的中方教员，并成为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的中方委员之一

3.出走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当精神分析的火种开始开枝散叶，原本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精神分析终于开始走进临床实践之时。

曾奇峰却悄然离开了中德心理医院。

曾奇峰离开的具体时间，我们无从考证。

但搜索可见的是，自2005年之后，曾奇峰再未以武汉中德心理医院的名义发表过学术文章。

此后，2007年，被曾奇峰在7年前以98平米两室一厅的新房和“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地劳作”的理想诱惑过来的李孟潮离开中德前往上海。

这个正在崛起的本可以成为中国塔维斯托克式存在的机构，似乎慢慢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2009年，在武汉中德心理医院工作1年3个月后，张沛超离开中德并考入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此后，张沛超逐渐成长为国内精神分析领域的少壮派代表。

张沛超，可以说见证了中德心理医院最后的荣光。

而中德心理医院的历史，似乎也停留在了住院部新大楼落成的那一刻。

如果曾奇峰、吴和鸣等还在，李孟潮没有离开，张沛超成长后可以归来，如今的武汉中德心理医院会是怎样的模样，想想都会让人双眼发光。

遗憾的是在此之后，中德心理医院改名为武汉忠德心理医院。

从改名那一刻起，或许即意味着这个本可以成为中国塔维斯托克的机构，就已“消失”了。

曾奇峰的离开，也就成为必然。

2013年，曾奇峰的个人心理咨询中心正式成立。

这个见证了他激情与梦想并为之殚精竭虑苦苦经营的地方，已然无法承载他们的理想。

对于曾奇峰离开的原因，我们无从知晓，但在其文章中却能窥得蛛丝马迹。

是因为钱吗？

或许，有点关系。

在多年后一篇谈及金钱关系的文章中，曾奇峰无比坦率的讲到：

如果要为一个公正的世界选择一个公正的标准，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钱。钱实在是天下最干净的东西。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污染了钱，而不是钱污染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曾经喜欢“粪土金钱”之类的豪言壮语。现在却觉得，一个人如果真的把金钱视为粪土，那他也会轻视其他珍贵的东西，如友谊、爱情甚至生命。金钱既然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就应该获得相应的尊重，而不应该被无辜地贬低。

然而却未必全是。

在跟克莱特一起工作的十几年间，曾奇峰的月收入都没超过一千。

而那时他的大学哥们，月收入都已超过1万。

当曾奇峰被好友调笑“我们是赚钱，而你搞的是事业”时，曾奇峰内心是感到高兴的。

如果只是因为金钱，曾奇峰或许早就已经离开。

是因为理想的“破灭”吗？

也或许是。

对于曾经坚持的那些理想，曾奇峰悲伤的说道：二十三年过去，我很悲哀地承认，我们其实是失败了。我们社会的发展级别，还不足以做那些太高级的事情。

为了理想，在白天医院成立后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曾奇峰不得不把别的地方赚的钱，用于补贴白天医院的入不敷出。

超过一年的时间，白天医院只有一个病人，却有七、八个工作人员，每个月给病人的补助，大约在一万元左右。

对此，曾奇峰不无遗憾的说：这是理想主义的我们又一次失败。

而同作为中德心理医院创办者吴和鸣的评价，则可对曾奇峰的理想主义窥见一斑：

奇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年轻时，奇峰宣称要把中德心理医院变成精神病患者的乐园，中德心理医院的创立，是几个理想主义者在奇峰带领下雄心勃勃的实践。

针对精神病院普遍存在的生物医学模式一统天下的状况，奇峰创办中德心理医院，为与精神病人绝对“平等”，医生、护士一概不穿白大褂，这在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因为是理想主义者，对于德国先进的精神康复模式自然一见钟情，与德国人克莱特先生一拍即合，不顾国情民情，全面移植，“全盘西化”。

把在高福利国家的整套模式搬过来，让其生根、开花结果，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言，理想的破灭会是一种伤害。

但还不足以让其退缩。

现实的冲突，或许才是让曾奇峰等实力派大咖相继离去，甚至导致中德心理医院瞬间“破产”的真正缘由。

李孟潮在《回忆“中德心理医院”》一文中说到：

后来中德的体制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宽松。

比如说自由上班制度，比如门诊部变成了“合伙制”。

这个“合伙制”（医生交完租金，剩下的一切收入归医生）的发明，开始只是为了保证医院不亏本，还被一群人嘲笑，“你们跟律师一样了”？。

几年后，我们想要回到发工资发奖金的传统制度继续剥削医生们的剩余价值时，一群觉悟了的医生们纷纷反对，大有要闹工人运动，武昌起义之事态。

平淡的文字之下，却隐含着波涛汹涌的冲突。

当时中德心理医院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由5人组成的所谓管委会，有权任免院长和门诊部主任，吴和鸣和曾奇峰都是这个五人委员会的成员。

在这种相对民主的管理形式下，推出“合伙制”其实一种满足院方利益与实现医生个人价值之间的创新与妥协。

而且效果也立竿见影。

2002年，李孟潮因收入过少，“实在没法养家，养活自己都困难”，去做了1年的杂志编辑，甚至“当时准备退出这一行了”。

而在一年后，这个问题就得到缓解。

李孟潮的个案量可以达到800-1000小时，加上培训，收入得到了较大的保证。

然而，这种创新的“合伙制”在极大实现医生个人价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与医院管理方不可调和的制度性矛盾。

这一矛盾的本质，是医院的“制度”属性已无法适应曾奇峰等一众医生自我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为限制其自由与发展的枷锁。

要知道，直到今天，武汉忠德心理医院（原中德心理医院）都不是一家私营企业，而是民办非企业单位。

由武汉市卫计委和民政部门负责管辖。

对于此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一个重要的属性即是非营利性。

在政府制定的相关制度中，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宗旨是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通过自身的服务活动，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目的不是为了营利。

政府部门虽允许其自收自支，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盈余和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则只能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不得在成员中分配。

政府部门对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这种制度性要求，对于曾奇峰等一众掌握稀缺技能和培训资源的医生而言，无疑会限制其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实现。

最终，也导致了曾奇峰等与医院管理方矛盾的爆发。

当时的江岸区民政局长期分管中德心理医院的黄副局长，在曾奇峰女儿的满月宴上因之前工作上的冲突直接对曾奇峰破口大骂，并动手掐曾奇峰的脖子。

两人虽在第二天握手言和，但通过这一事件足见当时医院管理方与曾奇峰等医生群体之间冲突的尖锐性。

而陈立荣的文章则对此作出了印证：

我要说的“中德精神”，我并不想创造这样一个名词，只是为了表达方便才用之。

这种精神在当年以至后来好多年，都曾体现在中德员工的工作和交往中，形成了一种集体的认同，那就是“更多无私的心、更多自愿奉献的热情、更多对病人的爱和理解，以及更多对中德的忠心和执着”。

很显然，这种精神来自克莱特先生的感染，是他的高尚人格投射给我们而又被我们认同形成的一种集体意识、一种企业文化。这就是“中德精神”。

遗憾的是，这种精神随着克莱特先生从中德的离开而逐渐离开了中德。

而当我们再次回味李孟潮文章中的细节，就不难品尝出诸多令人惋惜的味道。

在医生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医院管理方制度性要求的矛盾与冲突下，曾奇峰必然做出过最大的努力与妥协。

推出“合伙制”，在满足院方要求的基础上实现医生的个人价值。

对医院管理方，以及一众逐渐具备巨大市场号召力的医生而言，似乎是个两全其美的做法。

这应该也是曾奇峰所能做到的，在保存“中德”医院与不辜负一众好友之间的最大退让。

然而，现实往往事与愿违。

在看到“合伙制”给带来的巨大收益后，医院管理方决定恢复传统的工资制度，继续剥削医生的剩余价值。

于是乎，觉悟了的医生纷纷起义。

曾奇峰最不愿看到的结局，最终还是出现了。

在理想破灭与现实冲突的双重压力下，曾奇峰选择了“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们无法判断这一事件是否导致曾奇峰对国内“制度”的深刻反思以致深恶痛绝。

只是，原本位列CPS临床心理注册系统108位首批注册督导师之中的曾奇峰。

在此后的名单中已不见其踪影。

在自我介绍中，曾奇峰也绝口不再提这一称号。

如此看来，曾奇峰应该是退出CPS临床心理注册系统的第一人！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自己。

哪怕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

亦如1988年的曾奇峰，因对武汉精神病院的管理制度不满而辞职一般。

后来的曾奇峰，也因对中德心理医院的“制度性”不满而选择了离开。

这种对自我的坚持，何尝不是一种理想性的体现。

只不过，平添了几分的孤独。

就如张海音所所的：

我有时候会矛盾，看到他一个人抽烟的时候，感到他很孤独，我不确定是走近他好，还是让他一个人待着好。是我敏感脆弱在投射，还是他？

或许，是他内心中仍有不甘吧。

不然也不会在许多年后说出“我赌咒发誓，我迟早要做”这样的话。

只是，那个本可以成为中国塔维斯托克的中德心理医院，随着曾奇峰等一众人的离开，早已没有了自己的“灵魂”。

而那位理想主义者所有的怀念与不甘，也永远停留在了。

胜利街176号。

本文所有内容整理自以下文章，未有杜撰：

1.昔年种柳：曾奇峰忆克莱特夫妇与中德（一）

2.昔年种柳：曾奇峰忆克莱特夫妇与中德（二）

3.李孟潮：回忆“中德心理医院”

4.张海音：奇峰？奇峰！

5.吴和鸣：你所不知道的曾奇峰

6.曾奇峰：我的“中德班”十年

7.曾奇峰：生子当如李孟潮

8.李孟潮：人生就像一部手机

9.曾奇峰：问世间钱为何物

10.陈立荣：纪念克莱特先生去世一周年

11.万文鹏，赵旭东：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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