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我国全面脱贫攻坚任务的如期完成，贫困形势和特点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过去以区域性贫困为主的贫困模式，已转变为以一些家庭贫困为主的贫困模式。在此背景下，如何发挥社会工作独有的专业优势，助力家庭整体功能的提升和发挥，就成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我国今后扶贫工作的着力点要以扶助家庭为主，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的优势，以社会工作机构为主体，以“家庭项目”模式为载体，通过社会工作者协助贫困家庭成员塑造家庭文化、打造家庭规划、提升家庭责任感、整合家庭资源来促进贫困家庭的整体性发展，助力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关键词］贫困模式；社会工作；扶贫；家庭整体功能；“家庭项目”模式［文章编号］1001-5140（2023）01-0134-08
［基金项目］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项目“从社会工作行政视角审视甘肃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之困及出路探寻”（项目编号：2020B-161）；甘肃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社会工作介入甘肃省精准扶贫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6XQNLW06）
［作者简介］鲁晓妮，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政策、教育管理研究；王宗礼，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通讯地址］鲁晓妮，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甘肃兰州730070；鲁晓妮，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70；王宗礼，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工作专业的初衷是通过对人的改变，促进社会的进步。在专业建立之初社会工作主要诉诸帮助弱势群体缓解生存困难，之后发展为协助困难群体解决生活困难，直到现代社会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来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专业的服务，并发展为一个助人的职业。因此，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角度来讲，社会工作的发展史与人类解决贫困问题的努力息息相关。与此相关联，学界也开展了社会工作与扶贫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致力颇多，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2005年-2015年的文献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工作方法如何在扶贫中应用，尤其是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方法怎样介入城市低保扶贫对象，提高贫困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1］。其次，社会工作扶贫机制的建立，探讨了在教育扶贫的过程中要从农村社工、学校社工、国际社工三个层面建立机制［2］。最后，社会工作在我国扶贫的优势及介入路径，社会工作的理论与价值取向与扶贫工作有很多契合性，在我国扶贫中具有很好的介入空间，可打造多种扶贫模式和介入路径［3-4］。此研究2016年-2021年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研究，重点探讨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可行性、功能及策略等，代表性的观点有：王思斌（2016）指出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具有同构性，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对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5］；李迎生、徐向文（2016）认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是对政府扶贫模式的一种补充，并具有诸多优势［6］；席晓丽（2018）提出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两种路径：“嵌入式”和“浸润式”路径［7］；庞飞、陈友华（2019）总结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诸多优势，由于受制度环境的限制，发挥的作用有限，需要参与制度建设［8］；袁小平、姜春燕（2021）指出社会工作具有专业性与实践性两种品性，因此在介入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会出现两种策略［9］。 综上所述，关于社会工作与扶贫的研究多数集中于社会工作介入扶贫工作的必要性、契合性、可行性，社会工作在扶贫工作中的地位、功能，社会工作介入扶贫的策略、途径等。关于社会工作在介入扶贫过程中的逻辑进路目前鲜有涉及，本研究试图通过分析我国扶贫的逻辑理路来推导社会工作在扶贫过程中的逻辑进路，认为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前社会工作主要针对贫困个体，协助政府实现区域整体性扶贫，在当前扶贫重点工作即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关键时期，社会工作作为主要社会力量，应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为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以贫困家庭整体为对象，与贫困家庭成员一道通过“家庭项目”模式，协助贫困家庭成员构建家庭文化、与家庭成员一同进行家庭规划、提升贫困家庭成员的责任感、进行家庭资源整合等，通过此途径来助力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协助实现乡村振兴。2021年10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通过，其中第二十七条提到鼓励社会工作者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这也为社会工作通过对提升贫困家庭整体性功能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这一转向，提供了正当性。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贫困具有区域性的特点。因此，国家的扶贫主要是在区域性贫困的基础上开展区域整体性扶贫，根据贫困区域的贫困特点实施产业、教育、金融、基础设施等的整体改善，以此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社会工作在区域整体性扶贫过程中主要任务是协助政府进行扶贫，以政府设计的模式为主导，依托各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针对个体贫困者开展的专业服务。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大规模扶贫，相继出台了1994年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2001年的《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2011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2014年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政策性文件，我国的扶贫开发也先后经历了大规模扶贫开发、扶贫攻坚行动以及精准扶贫等几个重要阶段。经过40多年大规模的扶贫，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根据不同时期的扶贫政策、扶贫方式、扶贫内容、扶贫过程，国家以往的扶贫主要是在区域性贫困基础上开展的区域整体性扶贫，针对某一个贫困县、某一个贫困乡镇、某一个贫困村实施基础设施的改善、文化的提升、产业的发展、各类型组织的扶持等具体扶贫措施。以精准扶贫为例，笔者选取了我国的西部、中部、东部等地区的部分省份，对这些省份近年来的精准扶贫的相关政策进行了梳理，发现各省的扶贫主要以某一贫困区域的特定贫困情况开展不同类型的扶贫。陕西省2016年-2020年的主要扶贫方式：“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广电扶贫·宽带乡村”，光伏扶贫工程，“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环境保护脱贫，教育扶贫，水利扶贫行动，电商扶贫，健康扶贫，科技扶贫脱贫攻坚专项行动，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行动，关于推进残疾人脱贫攻坚示范县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2016年）；贫困村发展集体经济，小额信贷扶贫（2018年）；2019年、2020年主要为扶贫的推进、贫困退出认定，防止返贫致贫监测预警和帮扶机制①。宁夏回族自治区2016年-2020年的扶贫方式主要为：电子商务筑梦计划，保险助推精准扶贫（2016年）；产业扶贫（建设100个产业扶贫示范村、培育100家扶贫龙头企业、培育1000家扶贫产业合作社、发展10000名致富带头人），健康扶贫（2017年）；春风行动（促进转移就业、支持返乡创业、助力增收脱贫），光伏扶贫项目（2018年）；2019年、2020年主要为扶贫政策的规范、调整、推进，建立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防止返贫预警机制②。四川省2018年-2020年的主要扶贫方式：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光伏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百城万村”家政扶贫，金融扶贫（2018年）；消费扶贫，央视“广告精准扶贫”（2019年）；产业扶贫（2020年）③。安徽省2016年-2020年的主要扶贫方式：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林业精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金融扶贫，健康脱贫，电商精准扶贫（2016年）；企业参与脱贫攻坚，油茶产业扶贫，就业扶贫（2017年）；生态扶贫，网络扶贫，构树扶贫（2018年）；消费扶贫（2019年）；就业扶贫，智慧广电转向扶贫行动（2020年）④。黑龙江省2016年-2020年的主要扶贫方式：社会事业扶贫，财政扶贫（2016年）；产业扶贫，电子商务扶贫（2017年）；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光伏扶贫，万企帮万村（2018年）；消费扶贫（2019年）；2020年主要为扶贫内容的规范与扶贫的考核⑤。广东省2016年-2020年的主要扶贫方式：教育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就业扶贫，健康扶贫（2016年）；社会工作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社会保险扶贫（2017年）；旅游扶贫，扶贫扶志行动（2018年）；2019年、2020年主要为扶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管理、扶贫内容的规范和进一步完善与推进⑥。以上6个省份的扶贫方式可概括为：教育扶贫、光伏扶贫、就业扶贫、旅游扶贫、金融扶贫、电商扶贫、万企帮万村、消费扶贫、异地搬迁扶贫、危房改造、修路供水等，这些扶贫方式主要依据某一特定贫困区域的特定情况开展的扶贫，即根据贫困区域的贫困特点对某一个贫困地区的产业、教育、金融及基础设施进行整体改善来实现整体脱贫，是在区域性贫困基础上实施的具体扶贫方式，目的也是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社会工作参与扶贫工作，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纲要》中提到要鼓励志愿服务及社会工作等社会组织加入扶贫工作；2017年6月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了《民政部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民发〔2017〕119号，以下简称《意见》），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工作。随后，各省市出台了关于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的文件，支持和引导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基于国家及各省市的政策，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的实践形式主要为：一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三区”计划。2012年民政部出台了《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项计划实施方案》（民发〔2012〕170号），从2012年-2020年，民政部每年选派100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国家确定的中部和西部地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覆盖的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重大自然灾害受灾地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困难团场，以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受灾人员为重点，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同时为这些困难地区培养50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10］。各省市相继出台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三区”计划的方案，开展了为困难老人、留守妇女、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群体的专业社工服务。二是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该计划2017年-2020年实施，主要分为跨省帮扶和省内帮扶，实行社会工作机构一对一帮扶，在一个帮扶贫困区发展1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培养3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困难群众提供一个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重点工作是进行专业督导、项目指导、项目示范、人员培训、资源链接。全国牵手计划共分两批实施，共有332对牵手帮扶机构参与了脱贫攻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三是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计划。2017年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联合启动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百校对口扶贫计划”，113所高校对口援助了77个国家级贫困县，主要形式为：链接资源增强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为贫困群体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形成互助合力；改变留守儿童自我认知、提高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为贫困老人及残疾老人提供日常服务及心理疏导；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线上教学辅导；高校教师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督导及人才的培训等。因此，社会工作在以往国家主导的区域整体性扶贫过程中主要任务是协助政府进行扶贫，以政府设计的模式为主导，依托各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针对个体贫困者，如困难老年人、残疾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提供心理疏导、医疗康复、提升自我认知、链接资源、自我支持网络的构建等服务，助力改变贫困个体，以此协助国家脱贫攻坚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扶贫的转向逻辑：由区域整体性扶贫至提升家庭整体功能助力脱贫成果的巩固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全面完成，贫困特点发生了转变，过去以区域性贫困为主的贫困模式，已转变为以一些家庭贫困为主的贫困模式。因此，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阶段需要将工作重点转向贫困家庭。马克思主义家庭观认为家庭的本质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家庭成员之间有特定的责任与义务，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根本上要发挥家庭的整体功能。贫困是伴随着人类的问题，回顾我国的扶贫历程，由全面扶贫到精准扶贫，由精准扶贫到全面脱贫，主要是行政主导式的针对区域性贫困的区域整体性扶贫。行政主导式扶贫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在较宏观层面对我国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进行改善、对贫困人口提供物质帮助，当然在这种行政主导式扶贫机制之下的区域整体性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但这并不意味贫困的彻底消除、扶贫工作的圆满结束，而是扶贫工作的方式、主要任务的转变。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将“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提升脱贫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脱贫后需要转变扶贫思路即转向对脱贫成果的巩固，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将成为今后一个阶段扶贫工作的主要任务。那么脱贫后的成果该如何巩固，需要再次审视“贫”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贫困，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也包含着精神的匮乏，贫困是源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个人的努力，可将之概括为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基于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的区域整体性扶贫使得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得到很好的改善，社会环境得以部分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10.8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960多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11］看病有了保障、住房有了保障、教育有了保障、交通有了保障、用电有了保障、通信有了保障，下一步扶贫内容就需要涉及对贫困个体进行关照的问题，重点是对贫困家庭的关注，不断提升家庭的发展能力。再者结合我国经济的转向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需要重新考量整体贫困现状的转向是什么，贫困现状的转向是由集体转向家庭，即由区域性贫困转向家庭贫困，这由我国的经济性质决定。在我国全面实现脱贫攻坚之后，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家庭的整体发展是关键，需要重点通过家庭即对家庭文化的塑造、家庭的规划、家庭成员责任感的提升、家庭资源的整合来促进家庭整体性的发展，助力家庭经济的发展，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 真正的脱贫是经济和精神的双重脱贫，经济的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解决，后续面临的是如何巩固的问题，精神的脱贫任重而道远，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精神脱贫相辅相成、一脉相承，对精神层面的脱贫可促进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实现精神脱贫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应转向家庭层面，需要家庭成员一起协同治理，实现精神脱贫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中的基本观点对当代社会家庭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12］。马克思主义家庭观认为家庭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爱情与婚姻是产生家庭的基础；在家庭关系中，教育和培养孩子是父母应尽的义务；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应是平等、和谐的，家庭的本质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然关系即血缘关系、夫妻关系、子女关系，社会关系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父母有义务扶养子女，子女有义务赡养父母等。要很好地履行这个社会关系，需要回归到家庭的主要功能即合作经济生产功能和文化功能，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中尤其强调了家庭成员中有共同劳作的经济生产责任，“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13］。那么意味着家庭当中的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有其特定的责任与义务，对家庭成员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这就和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不谋而合。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根本上要发挥家庭的文化功能与经济功能，同时通过对家庭成员责任感的提升、家庭的规划、家庭资源的丰富，使贫困家庭成为一个整体：责任的整体、生产的整体、资源的整体，进而促进家庭经济的提升与巩固。要实现家庭的整体性发展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技术实现由贫困者个人的改变到贫困家庭整体的改变，恢复贫困者个人功能和贫困家庭的功能，促进贫困家庭的全面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四、社会工作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的进路：助力家庭整体功能的提升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服务传递系统之一，在扶贫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后脱贫时代社会工作是解决相对贫困不可或缺的专业力量，应将社会工作纳入反贫困长效机制，具体措施为社会工作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阶段可根据特困、低保、无业、困境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残疾人等不同的贫困人群，在社会救助、就业支持、心理疏导、关爱保护、社会支持、增强权能等方面提供个性化的专业服务［14］。尽管学界已经对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进行了研究，但大多是从贫困者个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贫困者个体进行增能赋权、心理疏导、认知转变、社会支持等方面的改变来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鲜有研究从贫困家庭的整体角度出发来思考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家庭观，家庭是一个关系的整体，因此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阶段，可依托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打造“家庭项目”，具体包括“家庭书屋项目”“我的家庭我做主项目”“家庭成员榜样示范项目”“家社连接一家亲项目”，以项目的形式实现社会工作者与家庭一对一服务，促进家庭整体功能的提升，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马克思主义家庭观认为家庭是由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构成，尤其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家庭从群体走向个体，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良好的家庭文化是社会关系正向发展的关键。要促进贫困家庭的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首要的是重新塑造贫困家庭的文化，补足贫困家庭的精神财富，促进贫困家庭的精神财富自然的过渡为贫困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要以“家庭项目”为依托，科学地为贫困家庭打造“家庭书屋”项目，由社会工作者对每个贫困家庭的生活方式、行为态度、价值取向、家庭规范等方面进行评估，针对不同家庭的情况，打造个性化的家庭书屋，使得贫困家庭有专门的学习场所、配备学习书桌、购买与家庭文化相关的书籍，并由专职社会工作者负责某一个区域的贫困家庭文化建设。具体如下：一是由社会工作者带领家庭成员定期阅读书籍；二是针对不识字的家庭由社会工作者以讲授或者以讨论的方式带领家庭成员理解书籍内容；三是社会工作者制定家庭学习交流表，定期组织不同家庭进行交流学习，分享心得体会；四是联系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对学习优秀的家庭成员给予奖励并组织村、社区群众进行公开表扬。通过这样的方式培养家庭成员良好的行为习惯，塑造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家庭成员行为的改变，打造正向的家庭文化，推动家庭经济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二） 通过“我的家庭我做主项目”协同制定整体性家庭规划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贫困家庭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有推动作用。由于贫困家庭具有复杂性，其中有残疾家庭、单亲家庭、隔代抚养家庭等，很多贫困家庭没有家庭规划，表现为：一是父母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职业没有清晰的目标，缺乏奋斗的动力；二是很多贫困家庭由于父母的缺位，对子女的教育与职业生涯也没有正确的认识与引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可通过“我的家庭我做主项目”与贫困家庭成员协同制定整体性家庭规划，社会工作者作为贫困家庭的外在补位者，可协助贫困家庭做好规划。首先，社会工作者评估贫困家庭的人口结构、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现状等基本情况；其次，根据初期评估协助贫困家庭制定家庭的短期计划、中期计划和长远发展规划，尤其要加强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认识，张永丽,梁顺强（2018）通过对甘肃省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入户调查数据的测算，得出随着家庭平均教育年限的提高农户家庭年均教育收益率递增，因此把教育作为反贫困的主要方式能给贫困家庭带来较高的教育回报［15］；第三，帮助贫困者重新规划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对土地的规划、对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等；最后，根据每位家庭成员不同的教育背景、性格、兴趣爱好、特长为他们制定职业规划，培养积极的学习观、劳动价值观。通过社会工作者对贫困者家庭的教育、生产、生活、个人职业生涯等方面的整体规划，使贫困者认识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整体性，对个人发展与整个家庭发展关系的认识等，提升家庭发展的整体氛围，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三）以“优秀家庭成员榜样示范项目”促进家庭成员责任返场 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着重强调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的责任与义务，尤其是家庭成员中要有共同劳作的经济生产责任。家庭成员具备了共同为家庭的生计努力奋斗的意识，家庭经济才能发展，倘若家庭成员的责任意识弱,会影响家庭经济的收入。杜为公,王静（2017）指出从个体层面致贫的主要原因是贫困个体的主观脱贫意识不强，对外部资源依赖性太强，自身努力奋斗的意愿较差［16］。也正如贫穷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贫穷与个人自身有关且多源于懒惰，治疗贫穷就应该激励贫穷人士，使他们对自己负责。据此，要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最基础的环节是让贫困家庭成员有主动提升自我发展的意愿，从思想上认识到责任感的重要性。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就曾指出，要经由精神性的自我发展，来促进自己福祉的能力，通过人格的觉醒来促进其发展。因此，社会工作者可依托“优秀家庭成员榜样示范项目”提升贫困家庭成员的责任感。一是社会工作者通过访谈的方法了解贫困家庭成员的家庭责任感现状，如对家庭的认识、对家庭责任的认识、对子女的认识、对个人责任的认识等，厘清贫困家庭成员最主要的责任感问题；二是社会工作者根据贫困者责任感方面的问题，寻找一些相关的古今中外优秀家庭成员故事，在村、社区做成故事墙来宣传；三是社会工作者联系部分本村、社区以及全国优秀的家庭成员做宣讲；四是邀请部分优秀的典型家庭成员与贫困家庭成员建立网络联系，给予贫困家庭成员精神层面的指导与鼓励。通过该项目唤醒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他们有责任、有担当、勤俭持家、自力更生，形成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家庭氛围，提升贫困者的责任感，使得贫困者有志气、有底气去改变，进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个人和社会关联得更紧密，个人才能发展得更快。关信平（2021）指出很多困难群众具备一定的就业、创业能力，但由于社会资本不足，缺乏发展机会，主要是就业机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17］。贫穷文化论认为，穷人有如下特征：他们长期失业，对社会及社会事件无兴趣，知之甚少，受到社会排斥，他们需要帮助，自我效能感弱。那么，对于贫困家庭在家庭发展及家庭成员发展层面所面临的层层困境，将会影响家庭的经济以及家庭的整体发展。社会工作者可利用“家社连接一家亲项目”发展家庭资源。一是社会工作者通过社会调查法了解贫困家庭成员社会排斥的原因、失业的原因、创业的意愿、子女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医疗资源的需求、农产品销售的现状、自我发展的意愿等；二是社会工作者根据贫困户对不同资源的需求，如自我发展的需求、就业机会的不足、子女教育资源的短缺，可在家族、同村、同社区中利用天然的血缘、地缘的亲近关系来获取资源；三是联系社会中热心的个人、企业为贫困户提供教育、医疗、创业、培训等方面的资源；四是社会工作者利用该项目建立起资源共享平台，形成家社衔接的长效机制。通过项目的实施，社会工作者为贫困家庭不断搭建平台，协助贫困者链接资源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各类资源的提供，改变他们的身心状态，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促进贫困家庭整体向上发展，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社会工作在由行业性社会工作到专业性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关于反贫困问题的经验，在我国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在后续的贫困治理当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我国40多年的扶贫过程中，以政府为主导，以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为目的，对贫困地区整体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改善为主的扶贫方式中社会工作主要扮演了协助者的角色。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我国很长一个阶段扶贫的主要议题将是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及实施乡村振兴，根据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分析，认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阶段应将扶贫的对象转向家庭。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他们在贫困家庭发展方面可发挥的作用有限，可利用社会工作的优势协助完成此项艰巨的任务。具体为以各地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为载体，以“家庭项目”为依托，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以贫困家庭为对象，为贫困家庭塑造家庭文化、制定家庭规划、提升家庭责任感、发展家庭资源，该模式具有针对性、具体性、可行性，是微观层面的帮扶，能实现对贫困家庭一对一的帮扶，改变贫困家庭，从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可有效弥补宏观层面行政主导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方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需要考虑如何推进乡村振兴，本研究关于推进贫困家庭整体性发展的同时如何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容涉及很少，后续研究将关注社会工作在通过提升家庭整体功能，助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同时如何实现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①资料整理来源于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2016年-2020年的扶贫相关文件，网址：http://fpb.shaanxi.gov.cn/newstyle/pub_newschannel.asp?chid=100772。
②资料整理来源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2016年-2020年的扶贫相关文件，网址：http://fpb.nx.gov.cn/xxgk/fdzdgknr/fgwj/bmwj/zzqtpgjwj。③资料整理来源于四川省扶贫开发局2018年-2020年的扶贫相关文件，网址：http://fpkfj.sc.gov.cn/scfpkfj/zcwj/zhengcewenjian_list_2.shtml。④资料整理来源于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网站2016年-2020年的扶贫相关文件，网址：http://fpb.ah.gov.cn/public/column/6595771?type=4&catId=6716341&action=list。⑤资料整理来源于黑龙江省扶贫办2016年-2020年的扶贫相关文件，网址：http://www.heilongjiangfupin.gov.cn/zcfg/index.html。⑥资料整理来源于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2016年-2020年的扶贫相关文件，网址：http://www.gdfp.gov.cn/zcfg/zyzc/201901/t20190110_985686.htm。［1］张苏辉.社会工作介入长沙低保对象扶贫［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7):121-123.［2］陈美招.试论教育扶贫的社工介入机制:一种国际民间组织的分析视角［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33-37.［3］向德平,姚霞.社会工作介入我国反贫困实践的空间与途径［J］.教学与研究,2009(6):22-26.［4］李文祥,郑树柏.社会工作介入与农村扶贫模式创新——基于中国村寨扶贫实践的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3(4):198-203.［5］王思斌.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J］.社会工作,2016(3):3-9.［6］李迎生,徐向文.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J］.学海,2016(4):114-123.［7］席晓丽.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的“嵌入”和“浸润”路径［J］.贵州社会科学,2018（5）：164-168.［8］庞飞,陈友华.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何以可能又如何可能？［J］.学海,2019(6):82-85.［9］袁小平,姜春燕.专业性与实践性:社会工作协同精准扶贫的策略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21(1):82-88.［10］民政部选派1000名专业社工下月赴“三区”［EB/OL］.（2013-03-21）.https://hope.huanqiu.com/article/9CaKrnJzKSx.［11］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20-03-06）.http://www.gov.cn/xinwen/2020-03/06/content_5488175.htm.［12］陈旸.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及其当代价值［J］.理论月刊,2013(8):24-28.［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14］郭思源.构建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社会工作的实践［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8(4):83-96.［15］张永丽,梁顺强.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3):83-92.［16］杜为公,王静.转型期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及治理［J］.当代经济管理,2017,39(6):23-30.［17］关信平.我国城市相对贫困呈现的新特点及治理对策［J］.人民论坛,2021(18):5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