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媒介与诗集编修——查慎行《陪猎笔记》中的文学生活及其文本价值阐释
［摘要］《陪猎笔记》是清代诗人查慎行著录的扈从行程日记。《陪猎笔记》在其文本表层体现为“润色鸿业”之作，在其文本潜层却是查慎行纪恩心态的表达书写，具有标记查慎行人生节点的文本意义。出于查慎行“翰林诗人”视角的记事选择，《陪猎笔记》通过实录笔调，详细记写扈从行旅中的君臣诗文酬和活动、翰林集体编书过程，呈现出皇室文学生活与官修书籍生产活动的多元样态及丰富具象。《陪猎笔记》的记事内容兼有历史记实与文学叙事的复合意义，具有珍贵的“诗史互证”“书史互证”的文本价值。《陪猎笔记》的文本细读及其文献价值的阐释，对于重新认知清代扈从笔记具有典型个案意义。
《陪猎笔记》是清代著名诗人查慎行著录的扈从行程日记①，也是近年整理出版的查慎行稀见文献之一种。《陪猎笔记》记载查慎行仕臣生涯中首次随驾康熙皇帝巡幸避暑山庄的所见所感。笔记内容纷繁博杂，涉及巡行路线轨迹、驻跸行宫地点、山川地理形势、珍奇物产资源、政治历史事件与权重人物言行，对于清代历史研究具有多重文献价值。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笔记详细记载了康熙皇帝的日常诗书生活、皇室与翰林之间的诗文酬和交往以及皇帝与翰林共同编修诗集的过程，呈现出了皇权场域中的文学生活具象。故《陪猎笔记》是深度理解皇帝精神世界、皇室文学风气与官修书籍生产的珍贵文献。
学界对于查慎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较为成熟，已经取得丰富成果。然而对于《陪猎笔记》仍然停留在文献整理的初级层面，有关笔记的文本细读、价值阐释以及学术利用的讨论尚待补阙。本文以文本学的路径和文献学的方法对《陪猎笔记》进行解读与阐释，从文本生成的路径，探究影响笔记形成的著录意图、写作心态和编辑方式等基本问题，以文献学的方法，整理笔记诗人记事选择所著录的皇室诗文生活、官修书籍生产活动，并将其放置在文学生活、书籍史与阅读史的理论框架中予以观照，进而阐释笔记具有的独特文本价值。从《陪猎笔记》的文本个案观察，可以作为通向清代扈从笔记研究深广领域的探照之镜。
《陪猎笔记》在文本生成的过程中，著录意图与写作心态是决定其文本样貌的根本因素。可以说，《陪猎笔记》蕴藏着解读查慎行心态的密码。《陪猎笔记》在其文本表层可被视为文学侍臣“润色鸿业”的作品，然而探进文本潜层，却是查慎行特定时期人生心态的书写标记。概括而言，《陪猎笔记》是查慎行处于感念眷遇心态下的“纪恩书写”。
（一）专为巡猎而作的扈从日记
《陪猎笔记》是为记录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查慎行奉旨随驾康熙皇帝巡幸避暑山庄而作。这次巡幸有三个目的：避暑、行猎、抚慰蒙古。笔记开篇即有交待著录缘起：
［癸未五月］皇上将幸山庄避暑。初四日于畅春园，奉旨：“查升、陈壮履、励廷仪、汪灏、查慎行、蒋廷锡六人俱着随驾。”臣钱名世自请行，奉旨亦允所请。［1］
以上共有七位南书房翰林词臣奉旨陪驾。另据《清实录》记载，还有六位皇子奉旨随驾：
［四十二年五月］上巡幸塞外。命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禔、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允禵、皇十五子允禑、皇十六子允禄随驾。［2］
六位皇子与七位翰林共同组成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巡猎的随行主体。作为其中成员，查慎行获得生平第一次最近距离接触皇权中心的机遇，并借此契机记写“我者视角”中的巡猎见闻，载诸笔端形成扈从笔记。可见，《陪猎笔记》是专为记写帝王巡猎而作，带有明确的文本著录意图。
（二）“以纪恩荣”的写作心态
从文本内容上看，《陪猎笔记》具备扈从性质笔记的典型特征，即以“帝王言行”作为记事中心。然而透过语辞书写的表层，《陪猎笔记》显现出的却是蕴藏在文本深层的著者的“感恩心态”。对于这种编织进文本的感恩基调，只有通过了解查慎行的人生境遇才能予以深刻的“了解之同情”。
查慎行出身海宁名门望族。青年时期享名诗坛，但是闱场多舛，屡试不弟。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由于牵涉国恤期间观演《长生殿》的“大不敬”案，查慎行又被削除监生籍。“长生殿事件”使查慎行遭受极大打击，对于官场倾轧有了切身体会，导致心态发生深刻变化，从此言行敛芒藏锋，年已四十，改名慎行，字悔余。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查慎行顺天乡试中举，后又三次参加春闱皆不中第。直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通过陈廷敬、李光地、张玉书等人举荐，查慎行得到康熙皇帝赏识，入值南书房②。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已经五十四岁的查慎行名列进士，殿试二甲第二，钦授翰林院庶吉士，晋编修职③。同年五月，获命随驾巡幸避暑山庄。
正是由于经历数十年的科考盘桓以及人生的祸福起伏，查慎行在其晚年得到恩遇入侍的转机时期，情感表现上充满浓郁的感恩戴德色调，正是“在登第以至入直南书房时，非无得意之色和感戴之情”［3］。查慎行表达感戴之情直白而显明，“臣慎行仰瞻天日之光，洵有生之奇遇，人世所罕睹者也”“臣一介微贱，遭逢盛事，千载一时，舞蹈讴吟，自不能已”［4］。专为首次奉旨随驾著录的《陪猎笔记》，自然成为查慎行书写感戴情感的文本载体。《陪猎笔记》作为“感戴文本”的具体表现方式是：设置“皇帝中心”的记事策略，通过曲意谨慎的笔法，铺设无处不感恩的情感表达基调。如笔记记载查慎行称叹康熙抄写《大学经传》：
皇上圣不自圣，犹孜孜学问，永垂修齐治平之大法，真子孙黎民万世之福也。［1］237
又有查慎行评价康熙御制《古戍》诗七绝三首：
民生其际，敢忘帝力哉！［1］239
对于康熙提到查慎行儿子为官清廉，查慎行谦恭跪奏：
臣父子俱荷主知，图报无地。臣子克建年纪尚小，臣每每教他做官要勤慎清廉。上不负朝廷，下不负家学。……今荷蒙皇上褒奖，臣当即寄家信，令其益自勉励，仰赴皇上爱民至意。［1］244
康熙行狩射虎，查慎行也会赞其勇猛：
皇上声灵震竦，剪除凶暴，以大勇而寓深仁。从来史册所载帝王射虎，以为仅事，未有如是之多者。臣等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有生之幸也。［1］244
可见查慎行每与康熙皇帝有所交集，都会记写他以谦卑谨慎姿态称颂皇帝的语辞，使得笔记作为表达感念文本的书写意图得到明确显现。“皇帝记事中心”的书写策略使得笔记带有天然的“颂圣”性质，皇帝既是笔记书写的主角，同时也是笔记的读者④，由此笔记在客观上又成为“向君表心”的文本媒介。笔记载有一言能够提供“表心”证明：
［六月二十六日］直郡王以笺命作皇上御书跋语，别书随驾近思以进。［1］239
虽然查慎行并未陈述“别书近思以进”的具体内容，但是“别书以进”的行为方式体现以文字为表达媒介的意图。这种主动的行为方式还表现为查慎行“或应制有所撰述，立即呈稿”［1］239：
［五月二十九日］连进日所作诗，奉旨留览。［1］237
［六月十四日］午后潜斋、紫沧、亮功、扬孙及余五人，各录出口以来诗进呈御览。［1］242
［六月十九日］ 以钓鱼诗折进呈御览。［1］243
［七月十七日］ 作《双塔峰歌》一首。今日扬孙绘成一图，余辈各题一诗进呈御览。［1］250
［七月二十三日］午后与同僚进诗折。［1］251
［九月初三日］写连日所作诗折进呈御览。［1］264
［九月十五日］写诗折进呈御览。［1］268
“别书近思”“进呈诗折”行为意义的解读并不在于书写内容的差异，而是行为背后呈现出的一致意图：一方面体现查慎行初为翰林文臣“以笔尽职”的勤谨，另一方面体现欲使皇帝知其“以文记恩”的心迹。特别是“进呈诗折”，不仅具有解读心态的表层行为涵义，所呈诗折内容更从思想内部提供解读心态的直接注释。同样是在查慎行第一次随驾行程中所著的诗集——《随辇集》，集中诗作的产生时间、内容主题，正与《陪猎笔记》所记诗歌事例契合，诗能证史，史能解诗，构成呈现同一记事的“互文文本”。例如：
《陪猎笔记》：［六月十九日］以钓鱼诗折进呈御览。［1］243
《随辇集》：《十八日驾幸钓台召臣等随行赐膳钓鱼恭纪七言绝句八首》［4］670
《陪猎笔记》：［七月十八日］余辈各题一诗进呈御览。［1］250
《随辇集》：《塞田双穗嘉榖恭纪》［4］671
《随辇集》中题作“蒙恩”“纪恩”“谢赐”“恭和”“奉和”的歌颂主题诗作共有五十四首，虽然这类“恭和”诗文被评价为“固然俗谀”，但是也被肯定“却也是全身心投入制作的，不得不说是别一种‘苦用心’”⑤。正如查慎行自言：“譬诸秋虫春鸟，生覆载之内，亦知鸣天地之恩。恭赋……，以纪荣遇。”［4］637清代藏书家吴骞⑥在《查悔余先生陪猎笔记序》中这样评述《陪猎笔记》与《随辇集》：
予读乡先辈查悔余先生《陪猎笔记》三卷，不第叙述羽林七萃之雍容，并以见当日九重眷遇之隆。而先生夙夜在公，黾勉供职，视诸公为独勤也。盖先生受圣祖仁皇帝特达之知，康熙癸未，召入翰林，备顾问。是夏即命随蒐滦阳。……乙酉、丙戌二岁，皆随驾至口外，朝夕在属车豹尾中。其纪恩应制诸作，则见于《随辇》《考牧》《甘雨》三集。而此乃杂记道里山川及承对诏旨之事。总三集与笔记以观，几合夫载笔载言而一之［5］。
可见两个文本存在意图、内容的双向重合。作为历史记事文本的《陪猎笔记》以及文学诗歌文本的《随辇集》，集合构成查慎行表达纪恩书写意图的文本群。反向观之，两个文本也是留存体察查慎行感恩心态的书写依据。
综上而言，从文本生成的历史时空，“以纪荣遇”文本群呈现的是得遇皇恩之“晚”与文学侍臣生涯之“初”矛盾的人生境际交叠。从文本生成的主观意图，展现的是时空交叠中查慎行“以文纪恩”的心态轨迹，而这正是驱动查慎行著录《陪猎笔记》的直接意图。通过《陪猎笔记》，查慎行实现了他的纪恩文本建构。因此，《陪猎笔记》在查慎行的整个著述体系中，是标记其文学侍从生涯初期心态的文本，具有体察其感恩心态的典型文本意义。
《陪猎笔记》的语辞风格、文本结构显示出其著录成书应当存在“日常记写”和“回忆补写”两种书写方式。两种方式的叠合显示出查慎行对于笔记文本内在书写秩序的追求。从手稿本到标点本，《陪猎笔记》经历了三种版本形态的传播。
（一）著录方式
《陪猎笔记》的成书存在两种著录方式：日常记写和回忆补写。
“日常记写”是指随驾行程中的每日记录，也是笔记主体内容形成的基本著录方式。《陪猎笔记》按日记事，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初四日，止于九月二十三日，共计一百二十日。笔记所详细记写的每日行经路程、天气节候、驻跸地点、御馔赐食、当日发生事件以及人物言行等细枝末节，应是著录形成于行程之中。毕竟长达四个月的每日路程以及事件细节，仅凭回忆难以准确记录。
“回忆补写”是指随驾结束之后，根据回忆进行的文本记事梳理，或者是对文本进行的文献补释。这是笔记建构完整记事的著录方式。《查他山先生年谱》有载：“康熙四十二年，秋，自口外还都中，著《陪猎笔记》凡三卷。”［6］《年谱》所言返回京都著录《陪猎笔记》，即是指对笔记基础文本进行的事件梳理、文字加工及文献完善。回忆补写的方式在笔记中表现为：一是某些日期记事语言带有明显的回忆追述风格，体现出著者较为强烈的回忆心态。二是对于地理地名、山川物产的考释，采用按语形式注出，征引文献繁富，包括地方志、史书及地理志、文人游记与文集等等，并非一时一地所能完成，当是后期文献补注。
《陪猎笔记》的著录结合“日常记写”和“回忆补写”两种方式，使其文本具有记事详细准确、征引文献丰富的特征，体现出了笔记“以文存史”的著录意图及文献价值。
（二）版本形态
《陪猎笔记》的存世及其流播经历了三个版本形态：手稿本、传抄本以及整理本。《陪猎笔记》原有手稿本传世。根据吴骞序云：
（《陪猎笔记》）自来传本绝少，予求之有年，犹子昂驹从海盐陶氏爱吾庐借得先生手稿，予乃获寓目，亟令传录其副而藏之。［5］22
据此可知手稿本是由浙江海盐陶氏爱吾庐收藏。海盐陶氏爱吾庐，未能考其详处。查慎行手稿本今存何处，亦无从确考。
传抄本则是由吴骞的侄子吴昂驹访求陶氏爱吾庐手稿本抄录而得的副本，并由吴骞作序收藏，标识抄录时间为“乾隆五十有七年岁在壬子夏五月”。由此，《陪猎笔记》得以抄本的形式流存于世。吴骞抄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本游记丛刊》［7］《历代日记丛钞》［8］所收《陪猎笔记》均是根据吴抄副本影印出版。
《陪猎笔记》最早的标点本是在一九九六年第二期《文献》刊出的由权儒学整理的标点本［9］。近年出版的查慎行集，有《新辑查慎行文集》［10］《查慎行集》［11］，都有对《陪猎笔记》重新进行文字校对及标点勘误，纳入集中。
出于查慎行“诗人”与“翰林”身份叠合的记事选择，《陪猎笔记》侧重记写巡猎途中的文学活动，从而使其在清代扈从笔记中带有鲜明的个体记事特征⑦。笔记所载的文学生活主要包括君臣诗歌交往、书籍编修校对，呈现出“皇帝中心”建构的文学权力空间的具体面相。
（一）情感价值与实用功能兼备的诗歌活动
《陪猎笔记》记写的诗歌活动涉及两个维度：皇室成员的诗歌生活、皇帝与翰林的诗歌交往。根据文献统计，即使是在流动的巡猎行程之中，康熙皇帝下发翰林御诗阅览十次、东宫太子下发翰林诗歌阅览六次、翰林恭和作诗八次、翰林进呈诗作御览十二次，诗歌活动仍然保持较高的频次。这两个维度从笔记所载的诗歌活动可以看到。
首先，诗歌活动在皇室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是君臣交往和情感沟通的媒介。帝王诗歌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一是康熙皇帝每有作诗，即刻下发南书房翰林集体阅览，并且君臣之间互有评点往来：
［癸未五月二十六日］傍晚，内侍传示圣制七言律诗，第五句中用“末垂”二字，臣等未详出处，捧读毕仍缴进。［1］236
［五月二十八日］午后，发下御制《将之山庄》五言绝句四首，捧读毕，仍缴进。最后颁御札一行，示臣等以“末垂”两字之义。御札云：“《文选》诗‘朱明送末垂’，注云：‘朱明，夏也，末垂，六月也。’”臣等资性驽钝，读书不能记忆，蒙圣明开诲，前迷顿解。［1］237
［五月二十九日］与紫沧检阅《文选》，始知“南陆迎修暑，朱明送末垂”乃潘岳《怀县》诗中句也。午前回寓，内侍传示御制五律一首，捧读毕，仍缴进。移时，上复手改数字以示臣等。东宫传示《密云行宫雨霁志喜》七言律一首，余以《谢赐扇》诗从内侍转呈。是日周秉节进呈诗册发余辈同阅。傍晚发下进呈诗折，御笔批臣慎行《汤山》诗后云：“此汤非旧有，康熙二、三年间辅臣时始知之，与病人甚有益，昌平州西北二十五里汤峪之泉自在，非志误也。”［1］243
［六月二十日］ 午刻，上御行宫正殿，召臣等五人入，问有习《春秋》者否。陈壮履习《尚书》，臣慎行等四人习《毛诗》，俱回奏毕。时东宫亦侍上侧，奉旨与臣等共征钓鱼故实数十条。上又令臣等于汉宫中有学问渊深、博闻强记者各举所知以对。回奏云：臣等到衙门未久，未曾深知，不敢妄举。……东宫举杜诗拈题分韵，余赋得“远色有诸岭”，限二萧韵，作七律一首。东宫赋得“高山四面同”，限一东韵，余不悉记。甫呈稿，奉旨召回直房，传示御制《题秋山行旅图》七绝一首，末二句云：“行旅莫愁尘土重，而今万里是晴天”。臣等俯伏赞叹，不能仰和。［1］243
［五月二十六日］是日召海、满两讲官，御诗赋得“绿树阴浓夏日长”七律一首，命臣等同作。［1］236
［六月初五日］ 是日发下御制咏笔四绝句（尖、齐、圆、健），又命各拟对联以进。［1］240
［六月十七日］后发下御制楹帖十四联五言六对，七言八对，并命臣等各拟对句呈览。［1］240
［七月初十日］ 奉旨作《扬州高旻寺碑记》一篇。午后发下御制裕亲王挽诗五律二首，并命臣等同作。［1］248
以上无论是翰林讨论康熙御诗所用“末垂”两字的释义，或康熙评点纠正查慎行诗中地名讹误，又或谕命翰林恭和对诗，还是东宫太子召集翰林分韵作诗，频繁的诗歌往来使得皇室文学活动趋向日常化，诗歌活动成为皇室日常生活的重要环节，并且借此建立政治沟通、艺文交流乃至情谊往来的交往模式。
其次，“诗文取仕”成为人才选拔以及官员考核的重要方式。“命臣同作”，除了表达自我、人际交往的意义，更有功利的实用价值。笔记就有记载发生在巡猎途中的两次诗文考核事件：
［五月二十七日］有桐乡监生夏荀慈于途中献诗赋。奉旨着翰林官出题考试，随与陈、励两前辈拟诗题二：赋得“荷净纳凉时”“山雨欲来风满楼”，令作五、七言律各一首。傍晚进呈，不甚称旨，复传问尚有何技能，荀慈回奏善画花卉。时天色已暝，明日着再画扇纸以进。［1］236
［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尔等即传旨与陈廷敬同王鸿绪，将部院督抚提镇内外文武，以及闲散年老官员等类，比照从前之例，分别门类，每类各拟对联四十副，查考书籍，从容拟撰，俟回宫日进呈。钦此。［1］245
诗文考核是清代常科考试之外人才选拔的一种制度。自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学鸿词”科恢复诗赋制度，此后便主要运用在翰林系的考试考核之中，达到“分别次弟，以示惩劝”的目的，牵涉翰林官员的选任迁转。笔记所载桐乡监生进献诗赋、谕命督府提镇文武官员并含老年官员拟进对联，都是清代诗文取士的具象表现，由此亦可体现诗赋能力是进入统治序列、融入上层生活、建立人际交往的重要通道和媒介。诗歌具有特定的政治功能。
《陪猎笔记》不仅采用实录笔法逐日逐事记写日常文学活动，而且运用细描手法呈现文学活动的时空语境、进程情节与人物言行。借助查慎行“诗人视角”观照的记事选择，展示出了宫室文学生活真实而生动的日常具象。
（二）文献继承与文本重组的书籍编修
《陪猎笔记》对于一部官修诗集生产流程与编选细节的完整记录，展现出了清代继承前朝文献以及重组文献编修新籍的情况，同时间接呈现出了皇帝与翰林文士的阅读世界。
康熙皇帝与翰林文士在巡猎期间共同编纂的诗集正是《佩文斋咏物诗选》，共有四百八十六卷，以吟咏物象作为划分，遵照“天、地、人、事、物”的秩序，收选起自上古、终于明末的历代咏物诗作一万四千六百首⑧。缀合《陪猎笔记》所载编选咏物诗选的内容，从中首先可以了解清代官修书籍的编选流程及其编辑细节。从下图中可以看到清代御制书籍的基本编修程序：在皇帝意志统摄之下，经由商定凡例、分工类编、选诗抄录的流程，同时书籍在其编修进度的不同阶段，需要呈览样本或者初本以供皇帝审阅修正。笔记所载《佩文斋咏物诗选》的编修内容则体现出更多书籍生产的细节：通过抓阄的形式确定编选诗类分工，首先编选花卉诗歌，每位翰林试编一种诗歌，以此统合诗选体例与选诗标准，每日至少能够完成一类诗歌的选录抄写⑨。
［（六月）初五日］行笈无书。内府发下《万首唐人绝句》一部、《唐诗类苑》一部、《诗隽类函》一部。［1］240
［康熙四十二年六月初六日］此地凉爽，朕欲同翰林等编书。着赫世亨⑩照此单找寻，遣尔家人，作速送来。其中并无难找寻之书，又恐借故拖延：古诗纪、唐诗纪、汉魏百三名家、合璧事类、锦绣万花谷、唐诗纪事、宋诗钞、元诗选、明列朝诗选、苏东坡全集、黄山谷全集、倪云林集、赵松雪集、中州集、元遗山集。［12］［（六月）初十日］收到内府《东坡集》一部（四套）、《宋诗钞》一部（三套）、《元诗选》四套、《中州集》四套、《列朝诗选》四套。［1］241
对比《佩文斋咏物诗选》一万六千首的收诗数量，上列书目应是选编文献中的一部分。从诗作而言，咏物诗选是从总集与别集之中择选历代诗作。从体例而言，咏物诗选“以物象类分”的编排体例是受到类书的影响。
《陪猎笔记》所载皇室与翰林诗文生活、编修书籍的日常细节，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文学史、书籍史、阅读史材料，正是笔记最为珍贵的文献价值的体现。笔记揭示出宫室文学生活与诗歌选集编纂之间具有紧密互渗性。在诗集编选过程中，时常受到帝王诗歌态度、审美品趣的影响。反之，诗集通过選选诗作彰显官方文学倾向，又对诗歌风气发生导向作用。清代選选、编排与重组已有诗集文本制作新的全集的方式，不仅包含文学批评的目的，而且蕴含建构诗歌秩序、树立文学权威的意图，是皇权渗进文学领域的表现，标志清朝皇权控制的深度扩张。
清代扈从笔记因其“帝王中心”的记事特征而具有特殊文献价值。与一般行记相比，扈从笔记的记事内容紧紧围绕皇权中心，致使其文本书写空间跨越个人经历，同时呈现皇权领域的诸多面相，为探进清代皇室文化提供微观而细致的文献材料。
《陪猎笔记》作为典型的文人扈从笔记，其文本就体现出了“私域”与“公域”交叉书写的特征。纪恩心态、诗人视角，属于查慎行私人写作的文本表达。而其“帝王中心”的文本书写特质以及君臣诗歌交往、集体编书活动的内容，呈现上层文学生活的公共空间。超越传统文献学的阐释路径，转向观照笔记所描述和展示的文学空间，由此进入清代皇室诗歌教育与修养⑪、诗歌审美态度等的观念世界，并且在理解书籍生产过程中皇权渗入的现象，体察上层文学生活中的权力场域以及生存空间的建构。
《陪猎笔记》记载描述的文学生活，既有“诗史互证”的文献价值，亦有“书史互证”的文献价值。从文学史的角度，《陪猎笔记》实录记写诗歌产生的历史情境、话语场域、起因缘由，并与同一时期形成的其他文本构成互文文本群，提供理解诗歌所必不可少的时空背景、情感心态的微观文献。从书籍史的角度，笔记记载一部官修咏物诗集从定例到编选的生动细节，补遗中国书籍史由于文献匮乏而造成的研究难以深化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陪猎笔记》作为书籍史微观文献的典型文本，指示出笔记文献是中国书籍史获取细致文献的主体路径的事实。由此，《陪猎笔记》的文本细读及其文献价值的深度阐释，具有重要的模式探索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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