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经济效应分析
［通讯地址］刘艺卓，周晓剑，尹文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北京1007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由于民族地区①远离消费中心，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低，仍然存在与全国市场脱节的现象，不利于全国经济同步发展。促进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市场整合问题一直以来是学界探讨的重点，近年来热度愈加凸显。关于商品市场一体化测度，早期的方法有“贸易流法”［1］和经济周期法［2］等，“相对价格法”在近年的研究中普遍为学界所接受。桂琦寒［3］等利用各地商品价格指数测度了相邻省份的市场整合程度；陆军［4］和于新东［5］等在我国都市圈协同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也使用了相对价格法。在研究市场一体化与经济的增长关系方面，盛斌和毛其淋［6］使用省际面板数据检验贸易开放和一体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陈昭和吴小霞［7］利用CPI指数测度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周正柱和李瑶瑶［8］27-28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析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认为一体化水平提升能显著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陈朴［9］等使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刘军和陈亚欣［10］53、廖信林和张棋飞［11］12分别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和安徽省各地市面板数据分析市场一体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均支持市场一体化能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此外，也有学者关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面临的障碍和困境。刘志彪［12］分析了影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因素，并提出策略选择。
总体上看，现有有关市场一体化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主要以全国或者长三角、珠三角等较为发达的地区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主要聚焦在区域内的市场一体化研究居多，对于特定区域融入全国市场的探讨较少。民族地区融入全国市场是建设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环节，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但由于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发达地区相比，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人力资本质量偏低，经济发展的软硬件基础均相对薄弱［13］165，其融入全国市场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与其他地区不尽相同。本文在测度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程度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其融入全国市场水平对提升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一、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现状
（一）市场基础设施逐步改善，但硬联通条件仍存在比较劣势
近年来，民族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有明显改善。以公路为例，2010年以来，民族地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提升，由2010年的91.9万千米增至2020年的129.1万千米，增幅超过40%。但与全国，特别是东中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市场和物流基础设施仍存在较大差距，加之缺乏大型的物流中转基地，对市场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以等级公路为例，2010—2020年，民族地区等级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比重由71.8%提升至91.2%，但仍低于95.1%的全国平均水平，与北京、上海等发达省市（100%）相比差距更大，尤其是，公路等级差的问题在沿边民族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的市场主体规模不断扩大。2010—2020年，民族地区连锁经营批发和零售业门店总数从1.32万个提高到2.54万个，年均增长6.8%。但与此同时，民族地区批发零售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缺乏具有较强辐射力和带动力的龙头企业。2020年，民族地区限额以上零售业法人单位数量不足1.1万个，约占全国的9.8%，而同期仅江苏一地就达到近1万个，占全国的约9.2%；限额以上零售业就业人数和商品销售额所占比例分别为8.7%和7.8%，而同期江苏省为7.4%和9.2%。
从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来看，与东中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无论是市场数量还是市场规模都明显落后。2020年，民族地区市场数量仅占全国的8.3%，摊位数占10.1%，营业面积和成交额分别仅占11.2%和5.9%。从民族地区内部来看，新疆的市场数量、摊位数和成交额居于领先位置，商品市场发育情况最好，西藏的市场发育最迟缓，各项指标落后明显。
（三）生产要素素质逐步提高，但市场流动性有待提升
近年来，民族地区要素素质不断提升，但与东中部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且生产要素市场发育较为滞后。通常，当两地间技术水平、劳动者素质和资本回报率存在差异时，不同市场将被无形隔离。以劳动力要素流动为例，由于民族地区群众受教育程度偏低，无法满足发达地区用工需求，制约其进入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流入民族地区的意愿也不强。2020年，民族地区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机构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广西为2360人，刚刚达到全国2326人的平均水平；最低的西藏仅为1055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民族地区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不具有优势，高层次人力资源匮乏。与此同时，民族地区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普遍较低，使得素质较高的高层次人才流入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20年，除西藏外，其他7个民族省区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均工资水平为82715元，是全国的85%，仅为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排名第一的北京的46.4%。
（四）流通新业态不断涌现，但市场发展模式创新不足
当前，民族地区的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态不断创新。2015—2020年，民族地区网上销售额从575.4亿元增长至3501.6亿元，年均增长43.5%。但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市场流通仍以传统业态为主，新型业态比重相对较低，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发育不充分。2020年民族地区网上销售额，占其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仅为9.7%，远低于全国31.6%的平均水平；占全国网上销售额的3%，仅为网上销售额排名第一的广东省的13.6%。以宁夏为例，其大部分地区仍以零散农户沿用传统的现货交易方式为主，期货交易与电商交易的量都比较小，无法形成规范化、规模化的物流运输与金融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后疫情时代，信息消费已成为有效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电子商务成为市场规模扩大的重要渠道，但民族地区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刚起步，冷链物流等服务设施不足，特别是适应新型消费的线上线下融合的供应链体系尚不健全，制约了民族地区融入全国市场。2020年，民族地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总计18378.9万户，占全国的12.6%，而同期仅广东一地为14160.4万户，占全国的10.5%。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地区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信息技术应用意识和技能较为匮乏，为电商发展带来了较大障碍。
二、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水平测度
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是提升民族地区与全国其他省区市的开放互容和要素自由流通水平，关键在于打破市场分割壁垒，促进市场准入标准互认，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生态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自由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由于商品价格是综合反映市场交易情况的表现指标，因此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直接表现为民族地区商品与全国其他地区商品的价格趋同。基于此，本文采用商品相对价格法，建立我国31个省区市商品价格变动的方差模型，测度民族地区融入全国市场的水平。
（一）数据选取及模型测度
综合考虑数据的可靠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采用2003—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商品价格数据，通过构建商品价格方差测度模型，对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水平进行测度，相关分析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通过对全国31个省区市进行逐一配对，测算出每个省区市融入全国市场的水平，通过均值法测算出民族地区融入全国市场的水平，并与其他地区进行对比分析。模型构建过程如下：
（二）测度结果分析
测度结果显示（见表3），整体上看，2003年以来，民族地区融入全国市场的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11年以后上升趋势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2019—2020年两年间，受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变化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和全国其他省区市融入全国市场的水平均呈小幅下滑趋势。
与此同时，与上文描述分析相同，尽管总体上民族地区融入全国市场的水平不断上升，但仍与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说明，民族地区的商品市场调节弹性弱于其他地区。这与上文分析的民族地区远离消费市场、经济规模和消费水平低、要素流动限制多、市场发展模式创新不足等问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分省区看（见图1），民族地区各省区融入全国市场的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广西、贵州融入水平波动上升趋势显著；云南、西藏和青海融入水平总体保持相对较为平缓的上升势头；内蒙古、宁夏和新疆融入水平震荡幅度较大，且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均出现明显下滑。
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将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缩短产业空间集聚到扩散阶段的阵痛期，有效促进东部沿海地区部分传统制造业向民族地区有规律地转移和集聚，进而带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一）模型构建
（二）变量的选取
综合考虑数据的完整性和样本的充分性，本文选取2003—2020年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8个民族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其中，lngdp为GDP规模的对数；lninteg为各省区融入全国市场指数。控制变量方面，选取各省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lncons）、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对数（lnex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invest_g）以及对外贸易额的对数（lntrade）用以分别控制消费水平、政府采购及转移支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以及对外贸易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1.模型形式选择。为选择恰当的估计方法，本文通过F检验对模型是否存在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进行检验。如表6所示，模型（1）为混合OLS回归，模型（2）和（3）为单因素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模型的个性效应和时间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的结果显示，模型（2）F检验的伴随概率为0.0000，模型个体效应显著；模型（3）F检验的伴随概率为0.0669，模型时间效应不显著。同时，比较3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个体效应进行控制的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更具显著性。根据固定效应模型的机理，未纳入观测范围的解释变量作为固定参数进行处理，可有效避免因为遗漏变量而引起的估计值偏差。我国各民族省区地区差异显著，极有可能存在不随时间变量的个体效应变量，同时考虑到部分解决面板数据存在的序列自相关、截面相关及异方差等问题，本文采用聚类标准误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模拟。
2.回归分析。表7列示了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1）为基准模型，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民族地区融入全国市场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显著。模型（2）-（6）加入了民族地区融入全国市场水平的平方项lninteg2，并依次加入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对外贸易水平、消费水平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二次项lninteg2的系数始终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模型（6）lninteg2的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且系数为正。这说明非线性模型拟合结果显著优于线性拟合，民族地区市场融入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这与部分学者针对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相似，但区别在于，陈昭和吴晓霞等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因此一体化水平指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多为倒U型。这说明，民族地区多位于我国相对落后地区，硬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市场主体发育不完善、要素质量偏低，这在前述研究中已有分析，因此在融入全国统一市场之初，中东部发达地区可能会对其资源形成虹吸效应，因而经济发展会受到暂时的负向影响，但随着民族地区融入全国市场水平不断提升，当这一指标达到拐点时，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通过计算拐点tp=-β1/2β2，拐点值约为2.53，即当小于2.53时，民族地区融入全国市场水平对地区经济发展存在负向作用，而当这一指标通过拐点后，对经济发展存在正向拉动作用。在观测样本中，民族地区融入全国市场指数中有44个观察值大于2.53，占比30.6%，说明多数民族省区融入全国市场水平仍处于拐点的左侧。
3.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三种方式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一是采用变量替换法，借鉴张青睿等［14］156和向玉冰［15］175替换被解释变量，用人均GDP替代变量（lnp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结果如表8模型（1）所示。二是采用补充变量法，增加劳动力供给水平（lnlabor）和高等教育水平（edul）两个解释变量，分别为就业人员总量的对数和每千人中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占比，回归结果如模型（2）所示。三是调整样本时间和样本范围，对2008—2020年的数据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模型（3）所示。结果表明，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指标的系数显著性和符号与前述结果一致，结果稳健。
四、促进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议
在当前国内生产分工不断深化、地区间互动日渐频繁的背景下，民族地区应结合促进形成国内强大市场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要求，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实现共同富裕。
（一）完善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
在争取将转移支付更多向民族地区倾斜的同时，推动转移支付的结构调整，使其兼顾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避免依赖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建议转移支付更多地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均等化和促进区域间分工体系的优化为目标，优先支持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基本教育、健康保健、水和环境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尤其对落后民族地区内部的“两新一重”建设给予更多的支持，力争在民族地区培育出更多新的中心市场。
（二）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环境
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围绕提高科学施政、民主施政、依法施政水平，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制度挂钩的社会保障、工资、教育、住房等一系列与个人收入和福利相关的制度改革，降低人员在地区间流动的制度约束。建立民族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和工资增长保障机制和符合民族地区发展需求的绩效评价体系及人才激励机制，激励高素质人才到民族地区发展。探索在民族地区区域内建立市场一体化发展合作机制，加强市场规则体系共建、创新模式共推、市场监管共治、流通设施互联、市场信息互通和信用体系互认等方面的区域合作，建设民族地区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三）加强市场硬件联通设施建设
积极争取国家在制定兴边富民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和项目布局时，纳入民族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尤其是普通国省干线升级改造、农村公路路网完善和沿边地区口岸建设等项目，为后续争取国家政策和补助资金支持创造条件。鼓励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等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民族省区全力投入通道建设，争取规划上马一批机场、铁路、高等级公路及能源通道、水利、通信设施项目。重视航空、铁路、公路、水运一体化联运的标准化建设、物流中心建设和冷链物流建设，着重打通目前各省区间的“断头路”，实现对内畅通无阻、对外东通西达，使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无缝对接、全面嵌入。
（四）培育民族特色产业和市场主体
一方面，构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体系。围绕脱贫攻坚的后续巩固，重点提升民族地区的产能，构建能源资源加工、农业种植及加工、旅游以及商贸物流等特色产业链，形成多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鼓励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培育生物医药和大健康等在全国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新产业。另一方面，提升民族地区市场主体活力。以市场为导向，支持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地区龙头企业，引导企业优化资源、品牌和营销渠道。发挥行业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及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探索分行业组建民族地区企业发展联盟，搭建资源和信息共享平台，促进中小企业深度融入供应链，提升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水平。
（五）促进市场流通新业态发展
探索建立以大型批发市场、物流企业、行业协会为主体的分行业产销战略联盟，先期以民族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为示范，按照物流企业提供农产品产地收购、分拣发货供应链保障、各联盟成员单位协同营销的组织方式，推动民族地区特色农产品走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支持民族地区企业利用线上展会、电商平台等渠道开展线上推介、在线洽谈和线上签约等。鼓励产业基础较好的民族地区优先探索使用区块链技术，通过重塑信任机制，降低信息、资金、人才等资源在城市间的流通难度，从而保障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有序高效流动。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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