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原玉路到草原丝路——万年玉路踏查的理论创新意义
顾名思义，“中国道路”的历史溯源，应该聚焦早期中国出现的文化传播路线和重要物资运输路线。“君子温润如玉”“化干戈为玉帛”，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善用玉来比喻真善美的事物和天下和平的理想？儒家以美玉喻君子，道家称圣人的标志是被褐怀玉。为什么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多次走访中国后提出的“丝绸之路”路径上，从西域通往中原的最重要关口叫“玉门关”？研究丝路和草原丝路的专家们都会发现，原来在中国向外输出丝绸的交通路线在西汉以前，本来就存在非丝绸运输的中西交通路线，因为有一种对华夏文明而言比丝绸更加重要的稀有物资需要向中原地区不断输送，它就是西域特产的玉石。今日更流行的俗称叫新疆和田玉。
自从2014年内蒙古社科院启动草原玉石之路调研项目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联合高校与科研院所专家在西部七个省区展开细致的实地考察和玉石标本采样工作，迄今已经先后积累到十五次考察，出版了三套相关丛书共计16部①。玉路如何发展为丝路的这方面历史情况，从以前朦胧的认知，到如今逐渐清晰起来。本文基于在兰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多次讲座内容修订而成。笔者从国内的新学派文学人类学对中国道路的深度调研视角，评述有关玉路与丝路的学术争论，提出对路网认识的新成果，凸显中国话语产生的实际过程和条件，阐释了周穆王西征昆仑的采玉实践和汉武帝时代命名昆仑山和玉门关的文化史意义，对上古时期的华夏文明神话地理观“河出昆仑”做出原因论的具体诠释，并揭示丝路中国段的万年发生史的主要脉络，由此凸显草原玉路在这万年脉络中的重要意义。
概括言之，草原玉路是指在中原华夏国家的北部和西部广大草原地区曾经发生过的玉文化传播路线。其中包括两条路径：其一是玉文化中玉器生产传统的传播路径（北玉南传）；其二是玉矿资源输入中原地区的路径（西玉东输）。20世纪后期学界对“玉路”的探索和发现，曾经聚焦后一条路径，即从新疆南疆于阗国地区向东经罗布泊地区而进入河西走廊，再进而通往中原的路线。大致吻合今人所熟知的丝路的中国段。研究者认定的这条玉路的存在历史是三千多年，以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存在众多的和田玉材料制成的产品为实证［1-2］。
文学人类学派的十余次实地调研结果认为，中国西部存在一个总面积达到200万平方公里的玉矿资源区：玉矿资源的存在范围远比常识中的新疆和田玉要广泛和多样。因此西玉东输的玉路也不会是单一性的直线或曲线，而是在河西走廊两侧由多种路径所编织成的路网。玉路开启的时代也大大早于商代，早至仰韶文化时代。欧亚大陆的史前玉文化之起源与传播，则始于距今两万年以上的西伯利亚到贝加尔湖地区（以贝加尔湖畔山区特产的透闪石玉为原料），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经过蒙古高原进入我国东北地区，再一路向南传播，先后催生吉林白城双塔遗址、黑龙江的小南山遗址的玉礼器，随后的传播又催生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以及赤峰地区到辽宁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等系列史前玉文化。
从万年之前到五千年前，在这大约持续50个世纪的早期玉文化传播中，从贝加尔湖地区到我国东北的基本传播途径，无疑是在大草原地区完成的［3］。可以用“北玉南传”四个字加以概括。过去学界不大了解东亚洲玉文化源流和传播等方面的情况，因此以往数十年间所提出和讨论的玉石之路，一般都按照古人所说的“玉出昆冈”的常识，仅指西部新疆玉矿资源的东输之路而已，并不包括玉文化在北亚地区起源后一路向南的传播路线。从知识更新换代和学术思想与时俱进的意义上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草原玉石之路，可以明确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段和不同层面的观念：
其一，有关玉石资源的进入中原文明的传播运输之路，是五千多年的中原与西部的交通路线，也是丝路中国段的前身和雏形；正是这个雏形中的中西交通路线，而在其较晚的派生性运输物资中，附带增加了向外传播的丝绸织物，于是才会有所谓的丝路或草原丝路②。
其二，有关欧亚大陆史前玉文化源流方面的自北亚起源地进入国内东北地区的传播路线，是近万年来的草原文化传播路网，那时全球也还没有出现养蚕缫丝技术，所以肯定无关于运送丝绸的丝路或草原丝路。这后一种意义上的万年玉路的存在，属于21世纪学界新兴的知识领域，而在过去是闻所未闻的，更加值得我们重视和探索。理由在于，没有这条万年前的玉文化传播之路，就不会有后来的五千多年前开启的西玉东输之路，也就不会有丝路之前身。简言之，万年玉路这个全新观念下的两个层次的传播路线，既包括中华玉文化的起源之路，也是充分奠定后世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建构之现实物质基础之路，对整个五千年华夏文明发生起到奠基性的作用，堪称重要的文化基因孕育摇篮，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非同一般的。
北亚地区的史前玉文化源于旧石器时代后期。它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经过蒙古高原进入我国东北，再一路向南传播，引出随后“玉成中国”的波澜壮阔之文化潮流。其在古文献中留下的国家记忆之代表，见于《管子》一书中所述“尧舜北用禺氏之玉而王天下”。距今一万年之际，恰逢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重要时段。东亚农业文明古国赖以孕育的主要农作物——小米和大米（水稻），其人工培育和规模生产也是在距今万年之际分别在我国北方黄土地生态和南方长三角地区开启的。据此可以提示一种前所未有的“万年中国观”［4］，将传统习惯的措辞“上下五千年”，落实到第四重证据即物证所开启的新知识探索求证方面。
参照具有国际前沿性的大历史学派的观点，一万年的超长时段是从当代新知识观出发研究文明史的有效范式。开启大历史学派的生物学专家贾里德·戴蒙德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第一章开篇第一句话就给出了很好的提示：“用以比较不同大陆的历史发展的合适起点是公元前11000年左右。”［5］笔者确信这个自新石器时代开端的时代来研究人类文明史的视野，将是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从新石器革命发生，终结旧石器时代的数百万年历史，到文明古国的诞生，仅仅用了约50个世纪的时间。这个上五千年的文化进化奥秘难道不是非常诱人的探索目标吗？美国史学家格雷戈里·柯克伦和亨利·哈本丁，干脆将这个一万年视为人类文化加速度大爆发期。二位合著《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一书，从农业起源、基因流和扩张导致的文化传播三方面论证文化大爆发的具体动力要素［6］，而本文所论玉文化跨地域传播现象，恰好在万年前传入中国地界，并由此催生出中国独有的纵横皆有数千公里的玉石之路。
草原丝路或玉路的话题，与当下国家的主流话语非常契合。“一带一路”的“一带”主要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尽管为丝路命名的人是19世纪一位来华的德国人李希霍芬，我们仍然需要站在中国本土的立场上来看待这条道路的历史，根据客观事实来弄清丝绸外运之路的所以然。这就需要首先明确如下问题：这条中西交通的要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通的，在这条路径上最初交流和贸易的货物真是丝绸吗，在这条路上自开始到当今依然在运输的最重要的物资究竟是什么。
问题的这样问法就意味着对常识的反思和对流行观念的质疑。既然如今人人都知道这就是丝绸之路，为什么还要问自始至终运输的是何物资呢？
根据哲学家提示的熟知非真知的原理，需要我们对这条中外交通的早期路线的具体内容做出系统梳理，从而透过丝路的话语，看到实际的真相：是自西向东输入中国的玉、马、佛像，与自东向西从中国输出的布与帛［7］。当然还有输入中国的黄金白银等冶金产品，玛瑙珠和琉璃珠一类外来的玉石替代品，胡桃、胡椒、胡萝卜、胡琴和香料等外来的土特产品，但是绝不会有比玉、马、佛这三样更重要的。
“玉、马、佛”，是对中国文化至关重要的，并且全部是从西向东传播和输送的③。若要究其输送路线，那除了河西走廊作为主线以外，就要算草原路线了。草原路线的主要所在，是在我国长城以北到中亚和东欧之间的广大地域，即联通着欧亚大陆东部与中西部的大草原地区。中原文明向外输出的货物主要是布匹和丝绸，后者古汉语称为“帛”，而且通常与玉组成词组叫“玉帛”。考虑到丝路一直有大量外运的布匹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将此两类纺织物组合起来，统称为布帛类纺织品。于是，我们将布、帛和玉、马、佛放在一起，是希望做出某种提示，让大家明确认识到：当一般人效法李希霍芬，人云亦云地说到丝路时，其实并没有经过实际调研和科学求证：货物输入与输出在这条路上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因此需要首先聚焦：五种物质的输入输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五种物质彼此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我们经过长期的系列考察调研后认定：必须将由西域向内地输入的玉石放在首屈一指的地位，因为从因果关系看，没有运玉的需求和行为，就不会有这条中原通向西域的通路。那么玉石的东输之路，怎么又变成了向中原国家输送马匹和佛像的路呢？原因就在于最早向东输送的物质成为引出后续其他物质的多米诺头牌！五种物质的交流不是同时发生的，是由首发的通关货物所逐渐引发的连锁性的过程。
用当今流行的话说，这是进口和出口的关系，也包括先进口和后进口的关系。不同地域或国族间的物资要以交换的方式实现互通有无。那么，华夏这边有的是什么？我国是东方著名的养蚕缫丝的大国，在这里丝绸生产并不稀罕，但是对西方和中亚、西亚的人来说，他们都没有养蚕制丝的本土传统。因为不善于养蚕，肯定没有丝绸可用。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理，丝绸在古罗马市场上的售价比黄金要贵10倍。那怎么办？那便要依靠远距离的贸易交流，得到东亚特产的丝绸。所以这条路，它的意义就在于商业贸易的机制驱动——互通有无。你那儿有什么，我这儿有什么，彼此交换以实现互利互惠。需要强调一点：丝绸的外传并不是由国家政府出面来组织要外贸。古代没有这个创汇的需求，这全部是由中间商拉动的贸易行为。正是在市场交换的利益驱动下，丝绸才一批一批地向外出口，并非国家来组织。早期的跨地域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市场自发行为。欧亚大陆上出现的茶马古道、香料之道［8］，琉璃或玻璃之路［9］，青铜或金属之路［10-11］，以及陆地加海洋的陶瓷之路［12］，基本遵循这样的形成原理。而主要的运送力量都是中间者（即今天所称的中间商）。就玉路或丝路而言，这条线路毕竟太过遥远漫长了，从东亚经过中亚到地中海，直线距离约7000公里，走陆路至少10000多公里，古代没有多少商队能像如今的中欧班列那样自始至终走完全程，基本上是靠一站站的转口贸易，接力式的一段段运输。其贸易的商业利益也是这样叠加上去的。
丝路也好，草原丝路也罢，此类流行的说法全都属于当代人文学所称的“话语”。话语，首先是一种人为的观念建构。相比而言，玉路或草原玉路的提法，才更加趋近该道路的历史本源和真相。在讲从玉路到丝路的发生过程之前，提示一下“话语与真相”的问题是必要的。话语问题是20世纪后期全球文科方面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学者福柯提出的。如今的学界人士都知道。如今我们强调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就因为这一个多世纪或者近两个世纪以来，是西学东渐的天下。过去学界和高校课堂上流行的是什么话语呢？几乎全部是西学输入到我们国内的外来话语。大学里开的数理化生，哪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几乎就没有。可以说过去基本上是外来话语。同样，把中西交通的这条命脉之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显然也是外国人所做的事，完全属于外来话语。当下的文学人类学一派大力倡导玉石之路的再认识。要讲玉路，实际上就是回到中国本土的立场上来审视、重新看待这个中外交通问题。需要从话语的背后去揭示：它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真相。
真相是在科考调研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世界上约有99%的人是习惯于生活在话语之中的。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大部分人根本分不清哪个是话语，哪个是真相。因为99%的人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去反思话语与真相。媒体上说什么就信什么，如此而已。哲学家说的“孰知非真知”，就是希望有思想者突破话语的蒙蔽性，有选择地追求真实性。话语一旦形成气候，就有附带的政治背景、有利益、有偏见。所以当我们跟随西方学者称呼中西交通路线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更重要的东西给忘记了。
如今的文学人类学，是一个形成中的交叉学科，其基础是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以文化整体为核心对象。但在我国的高校，恰恰没有整合性和总体性的“文化”这个学科。就总体与局部的关系而言，文化人类学提供的文化视野，足以为文学、艺术、音乐、绘画、政治、教育等学科都找到一个整合的大背景。换个说法，在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基本上每一个学科的对象都要和文化人类学交叉，由此产生出新学科。
原来的历史学家做什么？通过研读史书而梳理历史，以国学的二十五史作为重要的材料，那是文献史学。如今的历史学家不光读书，还要下到村落或部落里去调研，就是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地调研所获信息补充文献之不足，这就走向历史人类学。实地调研所获都是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古代的历史都是正史，都是皇家来编撰，哪能覆盖到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呢！所以当今的历史人类学家做的事，是过去的历史学家无法做也不想做的。
如果通盘考虑的话，文科中还没有哪个学科跟文化人类学不发生交叉的。如果你学的是政治学，就能看到有政治人类学；你是学教育的，就有教育人类学。甚至医学方面，也有医学人类学，或称民族医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所有的学科对象都只是树木而已，唯有文化才是森林。这就引出整体和局部的必然关联。以前各个学科都只研究自己的，实际上造成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文化的整合性视野出现，便能够将这单一的学科还原到整体背景中。从总体的系统关联中研究局部，肯定比单纯的局部视野要高明。各种新兴交叉学科的不断涌现，就是要满足学术纠偏功能，突破过去那种见木不见林、盲人摸象般视野的局限性。
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论与当下新文科的交叉学科思路吻合，先后命名为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距今约有30年。而对玉石之路这样一条中国独有的文化命脉之路的调查，就是贯彻实施此类新创理论与方法论的结果。
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之焦点，是把过去笼统而言的文化传统重新一分为二：一个叫大传统，一个叫小传统。过去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界也有这样的术语划分，不过以往流行的划分是成问题的，是把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定义弄颠倒了：将城市的、精英的文化叫大传统；文学人类学则把时间的长短作为判断大小的客观性尺度，把口传的没有文字的文化、史前的文化叫大传统。把凡是进入书写的、文字记录的，如二十四史的、经史子集的等等，都叫小传统。因为它只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只能是小的。这样一来，新的理论把文化传统分成两部分，意在推进当代知识创新，以及知识观的根本性变革。作为读书人，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东西，大部分都在大传统里。你要了解中国小传统，从司马迁、班固的书开始学习就太晚了。因为文字记录的东西是挂一漏万的，而且是权力的书写，话语权支配着知识观。无文字的少数民族根本没有书写的话语权，谁为他们去书写历史？如今学者需要做的，就是还原文字没有记下来的东西，那些被文字和史书的权力筛子所筛丢的，才是失落的真相，大都在文字记录以外。三星堆就是一个最好的活例子。把文化传统分成两半之后，重新进入历史，重新理解文化传承的真相，其中必然包括延续和断裂两个方面。
关于中西交通之路的由来，我们不必效法德国人李希霍芬的说法，可以按照古汉语习惯，称之为玉路。如果兼顾早期向内地输入的玉石和后来向外输出的丝绸，也可以用古汉语“玉帛”连称的本土习惯，称之为玉帛之路。那么，上古时期的华夏统治者为什么要把一种石头当成是高价值的东西，从几千公里之外，不惜一切代价运送过来？过去讲中国史，基本上没有把玉石和运玉之路当回事，好像人们都以为那就是商人为牟利而炒作的稀缺资源。现在看来，路的出现，背后应该有驱动力，是什么驱动力？笔者采用一个很庄重的名称，叫“中国信仰之根：玉石神话”。这一部分主要指的是什么呢？要从所以然层面说明中国文明的两大特征：其一是历史悠久。到底有多悠久，这是个时间问题，过去说不太清楚，跟着司马迁的观念说就是从五帝开始讲，黄帝到底在哪儿建国建都，到现在根本无从考证。没有文字的时代，那些戎马征战和兴邦立国的蛛丝马迹早已烟消云散。所以现在需要将问题聚焦到中国信仰之根方面，追溯到比甲骨文出现的时代还要早许多的史前玉石神话观，找到具有实证效果的出土文物，借助于此类第四重证据的物质符号解码作用，这个历史时间就可以大大延伸开来。
从何时何地出现玉礼器生产和使用（目前国内最早的玉礼器出现在万年之前的东北地区），这肯定是由思想观念所驱动的特殊性行为。因为玉器没有实用价值，必有精神信仰方面的价值。从全世界范围看，五大洲中只有我们东亚这里繁荣发展出玉礼器的不中断的历史，这明显的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共同信仰之根。当初生产和使用玉礼器，不会像今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为了装饰人体，为了美观好看。最初都是信仰因素在发挥作用。因为玉代表神，也代表天。只要看秦始皇发明的统一国家象征圣物的名称，就容易领会了：传国玉玺的意义就在于“受命于天”。用玉石制成独一无二的玺印，代表天神恩赐给人间的最高统治权力。这行为背后不全都是信仰吗！玉代表着天神和天命，这说起来完全像神话。但对古人而言不是文学的神话，而是神话信仰。你今天可以不信，因为你接受的教育是现代无神论教育。但是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肯定虔诚地信奉玉代表天神和天命的原理。这个原理从秦朝，一直传到1911年末代清朝皇帝走出故宫的时候：象征华夏国家最高权力的东西，居然两千多年都没有变，还是一枚玉玺！
这就是相对华夏文明而言一整套独有的神话符号物——玉礼器。这就是文学人类学独家倡导的四重证据之四。故宫的珍宝馆之玉器馆中有明清两代留下的珍贵皇家玉玺群，很多人以前看就是一种物质——中国独有而外国没有的符号物，如同华夏社会中人人都有的图章，而如今则可以思考这物质背后是什么样的持久信仰？其信仰之根特别深厚，足以大大超出我们所知的最早的汉字系统——商代甲骨文。这样看，玉礼器所能讲述的真实历史脉络，比咱们一般所说的中华三千年或五千年都要深厚得多。我们就这样从中国文化的命脉之路的问题，顺理成章地找到了文明信仰之根所在。这个文明要是五千年的话，其玉文化基因至少是一万年。这是过去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时间差。其差距不是一点点，是在一倍上下。这个时间差能够带给我们更丰富的深度思考。换言之，是要学习从“上五千年”的新知识，反观和理解“下五千年”的所以然。这是古代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当代知识条件。
重新思考丝路起源，需要把五种物质玉、马、佛像、丝，布，按照其多米诺的连锁反应情况，把整个的关联性过程梳理清楚。这样就能间接回答中国文明的第二大特征，实际上就相当于解释世界五大古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唯有中国版图最大：国土空间的大小，主要跟国家所能掌控的物资调配距离有关，和这个文明国家的特殊资源依赖有关。这也是文学人类学方面独家提出的一种理论认识：华夏文明特有的资源依赖。既然这个文明将玉石奉为至高无上的物质，而最优质的玉石资源只储藏在新疆南疆地区，那么地处中原的国家统治者就需要源源不断地从西域输入这种资源，这就是催生出玉路和丝路的简单道理。既然中原地区以北和以西的广大地域以草原和戈壁为主要环境条件，那么从西部和北部向中原国家输送玉石的路径，当然可视为草原之路。
如今在我国高校里做教学和研究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中国文科学术缺乏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方法论。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很少有人去反思为什么。文学人类学派今天执意要做的项目是调查一条路线，十多年如一日地在西部大地上跑路、下到各县各镇去做考察，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多跑路，是要尝试去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论，揭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基因。理论问题也就是话语问题，先要打破外来话语的遮蔽，引导大家正视事情的真相，然后一整套理论才有可能从现实的材料中建构出来。
常年坚持科考的宗旨，就是告别本土理论的匮乏和思想范式的焦虑，走出文字的牢房。如何有效走出牢房呢？既然文化传统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了，凡是用文字写下来的，我们都叫小传统，就是图书馆大楼里面的一切信息编码，在我们看来全是小传统，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书本知识出现得比较晚。秦始皇还干了一件事——焚书。先秦的书基本上被他烧完了。今天传世的所有的书本都是汉代以后重新笔录下来的，主要是西汉知识分子重新根据记忆整理出来的，那就是两千年上下的文字记录。你要根据两千年的书本研究两千年的文化，还算比较靠谱；用两千年的书本研究三千年的文化怎么样呢，靠不靠谱？就像你们现在想要研究唐代，你编写一个唐代的文献，谁会信——相差一千年；如果用两千年的书本研究四千年的文化又该如何？如果用这两千年的书本说五千年、六千年的文化，又会怎样？可信度是个大问题，因为时间相差三四千年，一切早已时过境迁，灰飞烟灭。在这儿特别强调要走出文字牢房，原因在于此。
当代知识人从学前班开始，从认识每一个字开始，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早已形成：那就是，所有的知识学问都在书本里、都在文字记录之中。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被文字的东西蒙蔽住了。文字和书本里当然有知识，但这只是被筛选出的一种知识而已。更多的知识在书本中没有记录，所以有必要将不同文明古国的比较还原到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这就是要明确地审视：文明之根在哪里？文明之根一定处在文字出现以前的时代，不探索不研究，肯定是不知道的，或者虽知道一些却是似是而非的。如果认知囿于文字和书本知识的范围以内，是难以洞悉到深埋在地下的根须的。根须结构，潜藏在先于文字而发展的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既然每一个文明都有一种备受推崇的核心物质和核心精神，唯有把这种关键性的要素找出来，你对这个文明国家的总体把握，才有可能做到深度理解④。
参照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奠基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中国文明起源重新确认一个理论起点，就叫做“玉教伦理与华夏文明信仰之根”。这是我们从考察玉石之路、草原玉石之路的实际出发，得出的有关华夏文明起源的系统认识⑤。没有一个古老文明的发生是没有信仰支配的。如果说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是由基督教新教革命所带来的伦理观念所驱动的，那么催生华夏文明的信仰和神话，就是前金属时代的玉石崇拜之拜物教。
与西方文明的宗教最大的不同在于，以玉石为神的拜物教信仰者们根本不需要教堂，也不需要文字书写的圣经。这些标志性的宗教现象在华夏初期都没有，但信仰和神话观念一定不会缺席。在玉礼器崇拜的文化发展中，一切都按照潜规则进行。什么是潜规则？前面已经说道：秦始皇并没有召开一个讨论会或听证会，让大家集思广益，选择要用什么东西来象征他所创立的大一统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就确立下传国玉玺制度。原因何在？因为在秦始皇以前的玉文化传承已经有七八千年之久。他看似没有选择，也不用选择，因为没有比玉文化更深厚的文明之根。完璧归赵的故事还有楚国的传奇故事——卞和献璞玉，这些故事的思想内涵在过去是难以理解的。看了此类近似疯狂和离奇的历史事件，今人会觉得这些人都属于偏执狂一般的人。像秦昭王，为巴掌大一块玉璧（和氏璧），“硬”是要拿出自己国土中的十五座城池，包括其土地和人民，去换人家这巴掌大一块玉石。后来不是有什么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吗？整个叙事都这么清楚了，这到底是中国历史叙事呢，还是传奇文学的虚构？现在看来都是信仰支配下的历史叙事，并不是虚构文学。一块玉璧，号称和氏璧，只要往那儿一放，一个字不用写，一句话也不用说，就代表无与伦比的价值。玉礼器能够代表天命，代表神在人间的恩赐，给秦昭王带来的这种神圣联想，今人不会再有。
今天我们都是无神论教育出来的知识人，如果没有宗教伦理这方面的考量，如何能读懂先秦史的此类事件呢？说白了，《春秋》写鲁国242年的历史，全都是为了表现“化干戈为玉帛”的儒家理念。过去我们写作文也用到这个成语，但是根本理解不到其中的深意。因为这个成语也是出于信仰的措辞，不是哪个文学家个人的发明创造。这就是几千年的玉石神话信仰的潜规则的体现吧。唯其如此，中国人不用圣经、不用教堂，只要看贾宝玉身上佩戴的这一块玉器，一切有关超自然的信念都明白了。古希腊人要在神庙中完成的事情，贾宝玉只需通过自己的佩玉就能全部完成。通灵宝玉上镌刻的三行汉字其中写的就是神玉圣玉所特有的宗教功能：第一就是辟邪，第二是祛病：让一切疾病狂魔都侵害不了我身！第三是预知未来、预测祸福。这通灵宝玉所隐喻表达的信息，不是宗教信仰是什么？这是曹雪芹凭空虚构出来的吗？听起来好像是的，但是要知道曹雪芹是在非常精心地借助于小说人物和细节，来表现玉文化的编码作用：看似随意虚构的东西，其实是有意为之的意义编码。大观园里的宝玉、黛玉、妙玉、红玉……光玉的名字就一连串，还有按照玉字偏旁编码的人物名系列：贾珍，贾瑞、贾琏……一看全部是玉文化编码的写法⑥，和21世纪以来最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的写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不懂一些中国文明特有的玉文化编码知识，根本无法理解曹雪芹给他的人物命名是什么用意。一旦意识到东方文明本身就是玉石神话信仰及伦理所驱动的，那么曹雪芹作为清代小说家，在他之前早就有过八九千年的玉文化传承和积淀，你就会恍然大悟文化编码和再编码的原理：是无文字的文化大传统开启信仰支配下的符号原编码，规定着和支配着文字书写的文明小传统，包括其历史叙事和文学构思的基本方向。从文化基因的意义看，唯有在先的大传统决定在后的小传统，这种因果关系绝不可能颠倒过来。找到一个古老文明中的核心信念之根源，就等于找出理解和进入该文化的不二法门。玉石神话观驱动华夏文明史的道理，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字：玉成中国。
这个提法听起来比较新颖，旨在凸显中国文明的特质。这里面既包含物质方面的因素，也包含精神方面的因素。就玉文化总体而言，物质和精神是相互作用的。问题是要进一步明确其因果关联：玉作为物质如果躺在新疆南疆的山沟里，它永远只是自然状态的一种石头而已，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历史大国至高无上的宝贝！中原人有谁会不远万里到西域去找它并运它来中原呢？就中原人而言，唯有以玉为神的信仰要素，才会催生出早期的以它为宝物的观念。
以玉为神的信仰，最先投射到甘肃武山县特产的蛇纹石玉（当地称鸳鸯玉），其时间在5500年前。墨绿色为主的蛇纹石玉是中原地区玉文化开启的主要物质条件。这在古籍记录中已经被神话化和神圣化。《楚辞》《山海经》称之为玄玉［13-14］；《礼记》称之为山玄玉。玄玉之后，崇拜宝玉的观念随着新输入的玉种而变化：又投射到甘肃临洮的马衔山玉（以青黄色为主），其时间在齐家文化时期，即4000年前。随后再投射到祁连山玉，包括酒泉玉和敦煌三危山旱峡玉矿［15］，以及肃北的马鬃山玉矿，其时间约在4000至3000多年前。最后才轮到更西端的新疆特产和田玉。后世的国人只知道新疆玉，忘却了甘肃四五个地方的玉矿资源，造成历史记忆的全断裂。若不是科考调研，真相将永远被深埋地下。中国人历史上以和田玉为天下至宝，由此可以看出，到底是物质决定价值还是观念决定价值？
当我们再去看当今缅甸出产的翡翠，就更明白这里的因果关系。在我国清朝以前，缅甸北部山区的地下全是翡翠，但是当地人从来不开采不利用，那就是自然状态的石头而已。只有带着宝玉观念的中国人去到那里时，发现这石头颜色绿得鲜艳，这类玉石才被开发出来，先作为贡品进入紫禁城，王公贵族的妻妾妃子们非常喜欢，才流行起来。这种缅甸特产的石头全是靠中国人的玉文化观念驱动才成为宝物的。中国的历史是一个玉石神话观念驱动的历史，没有这种观念驱动，中原国家的人就不会到四千公里以外的新疆和田去开采和运输那里的白玉。今天所讲的这条路，就是由神话观念驱动的资源依赖的特殊供求关系格局所催生出的一条路，根本不是因为要对外输出丝绸，才有这条路的。要到遥远的新疆南疆去开采那里的玉石，要运到哪里呢？一定要运到新疆以东和河西走廊以东去，因为那时候的新疆当地人（不论什么民族）和新疆以西地区的人，都没有消费这种石头的文化需求。若再追问那些非华夏的族群为什么没有对玉石的消费需求，就因为他们不把石头看成天神的化身，替代玉石的是贵金属：黄金或白银。换言之，人家的文明不是玉石神话驱动的，而是金属神话驱动的，所以才信奉什么黄金时代、金苹果或金羊毛之类。
为了说清这种神话信仰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行为造成资源依赖的特殊性供求关系，从而驱动和塑造一个文明古国特质的文化编码规则，我们在2013年陕西榆林召开“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出版论文集《玉成中国》（中华书局，2015年）。世界五大文明古国，四个都始于面食加黄金崇拜，唯有我华夏文明始于米食（小米和大米）加玉石崇拜。当然，如果有某种玉石在物理特征上类似黄金，如青金石（青色石质中闪烁着金色斑点），也会被崇拜黄金的那四大文明古国奉为至宝，让这种产于阿富汗北部山区的特殊石头能够在西亚和北非几大文明中享有贵金属一般的价值。相应的，古埃及文明的代表性女神伊西斯外号叫“青金石与绿松石女神”。她和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的女神一样，如果身上有项链之类饰品，若不是金属的，就是青金石一类的。她们绝不会佩戴什么羊脂白玉的项链或手镯。这种散发着油脂光泽的半透明的白色石头，只有我们东亚洲地区国家的统治者才会当成至高无上的神物。笔者在调研玉石之路十年之后，终于明白这个道理，理解《穆天子传》所述穆天子拜见西王母时的神圣信物——白圭玄璧。玉石崇拜的终极原因，原来是从万年前就开启的一种信仰。需要强调，走出文字和文献的束缚，到山河大地中去探索，才能找出“大传统视角的丝路发生史”原理。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从玉路看丝路；从草原玉路出发，理解草原丝路的由来奥秘。没有玉石资源的远距离运输需求的话，大概率不会有这样的路，甚至也不会有汉武帝时代将西汉国家海关设立在濒临新疆罗布泊沙漠的玉门关事件。没有玉门关和阳关，我们的唐诗宋词中就会缺少一个重要的边塞题材。
回归本土话语立场，反思中国道路的万年原型：一是上五千年发生的北玉南传，将史前玉文化的星星之火，从贝加尔湖畔引入我国东北和西辽河流域，随后再南传到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包括港台地区和越南北部地区。二是下五千年发生的早期西玉东输运动，将甘肃地方玉资源引进中原，开启整个西部玉矿资源区的多米诺式连锁发现，最终确立新疆和田玉的至高无上地位。早期中国与西域交通要道上的命名，一直影响到两千年后末代王朝——清朝。读一下清代西域地理学家徐松（1781-1848）《西域水道记》一书，或能帮助今人超越李希霍芬的命名，恢复本土话语的文化记忆功能。仅从古代西域地理的汉语名称来看，该书的成书年代恰在李希霍芬来访中国之前。书中所记山名可以称玉山（密尔岱山和白玉山）［16］53-54，431，水名可以称玉河（叶尔羌河、和田河）［16］58，63，70，71，216，297，527，关塞则并称多名：玉关、玉门、玉门关。而且玉门一名，还同时兼指玉门县和玉门关［16］8，123，129，132，137，153，389，400，407,433,463,479,500,508,519，557。既然丝路上的本土话语地名屡屡见“玉”而未见丝帛，这符号现象难道不启人深思吗？语言现象的流行一般遵照约定俗成的原理。不过这里当然也有话语权之争的问题：西学东渐以来的西方话语作为强势话语，肯定会压抑和遮蔽弱势的本土话语。福柯和葛兰西提示的“权力话语”和“霸权话语”概念，言简意赅地昭示出本土文化自觉的要求。文化大传统视角的丝路发生史让我们能够看清中国版图之大的原因和后发过程，既然玉山、玉河、白玉河、墨玉县、喀什喀什，作为地名是维吾尔语的音译，意思是“玉石码头”。、玉门县、玉门镇、玉门关和玉门军冯玉雷《玉华帛彩》，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十篇“玉门军道，最早玉门关和火烧沟”，第87-92页。一类本土话语的名目是谁也无法更改的，那么文化再自觉的希望就依然存在。当我们基于万年草原玉路的全新知识观，并学习思考“玉成中国”理论的创新意义，再度吟诵阳关三叠或“春风不度玉门关”诗句时，便能有完全不同以往的深切感受。
如何恢复并激活本土文化记忆？推荐阅读：丝路联合申遗成功的地方功臣——甘肃瓜州博物馆馆长李宏伟编的《瓜州历代诗歌选》。其中所录晚唐诗人胡曾的《玉门关》诗如下：
西戎不敢过天山，定远功成白马闲。
半夜帐中停烛坐，唯思生入玉门关。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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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强.妇好墓玉器材质检测研究［C］//杜金鹏.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66-179.
［3］邓聪，科米萨罗夫，吉平，刘国祥.贝加尔——岫岩史前玉器交流［C］//吉平,邓聪.哈民玉器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172-213.
［4］叶舒宪.玉石里的中国［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43-68.
［5］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M］.谢延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3.
［6］柯克伦，哈本丁.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M］.彭李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7］叶舒宪.玉、马、佛、丝——试论丝路中国段的文化传播多米诺效应［J］.人文杂志,2016(5).
［8］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世界商贸之路探寻：香料之路［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9］干福喜.玻璃和玉石之路——兼论先秦前硅酸盐质文物的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4).
［10］杨建华.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1］刘学堂.青铜之路的历史贡献［M］//青铜长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164-175.
［12］三上次男.陶瓷之路［M］.李锡经,高喜美,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3］叶舒宪.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14］叶舒宪.作为新文科方法论探索的四重证据法——以策展咸阳博物院“仰韶玉韵”展为例［J］.社会科学家,2022(3).
［15］叶舒宪.玉出三危——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敦煌道）考察简报［J］.丝绸之路,2018,(1).
［16］徐松.西域水道记［M］.朱玉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