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键 | 跨境融资扩容下境内银行的矛与盾

作者 | 薛键   

来源 | 《中国外汇》2020年第7期

3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的通知》（银发〔2020〕 64号），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由1上调至1.25。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相应的提高，有助于市场主体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蔓延，全球央行陆续启动降息行动。3月15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0至0.25%这一超低水平；而我国在境内贷款市场报价的一年期利率（LPR）为4%左右，境内外基准利率水平差异明显。

跨境融资主要有间接融资及直接融资两种方式。间接融资主要是从海外银行借款，直接融资则包括了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发债或上市（IPO）等安排。而国内商业银行给境内企业跨境融资提供的金融服务，主要体现在安排、增信及担保等方面。常见的如安排海外直接贷款（“海外直贷”），以及为境外发债提供增信（“内保外债”）等。对境内的企业及银行来说，跨境融资的推动因素主要有二：一是海内外的资金成本差别，也就是当海外资金更为便宜时，国内的企业当然更希望能从境外融资；二是国内银行由于额度不足，转而为客户介绍境外融资渠道，并通过开具保函，将表内贷款表外化，以实现为客户融资需求服务。后者在前两年我国去杠杆期间较为常见。

综上不难看出，跨境融资并非市场的一贯热选产品，只有当大环境有利于跨境融资时，境内企业及银行才会积极叙做。201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银发〔2016〕132号），首次提出了跨境融资的“全口径”概念。但之后，全口径跨境融资的规模并非呈直线发展。近年来随着境内外资金市场的价格变动，也随着国内信贷宏观政策的不断调整，跨境融资总是在持续寻找市场机会，解决各类问题，并保持有序发展。笔者就跨境融资扩容后，境内银行面对目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及信贷环境，在银行业务发展中面临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应对之道。

银行业务问题一：资产荒与跨境融资的矛盾

一段时间以来，境内商业银行普遍遭遇了资产投放不足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资产荒”。一方面由于前两年去杠杆过程中以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等为代表的授信风险事件使银行放贷愈加谨慎；另一方面，资质较好、行业内有前途的公司成为众多银行在公司业务中争抢的目标，也加大了单个银行的放贷难度。这使得国内商业银行的公司信贷业务拓展难度大增，造成境内银行信贷投放的普遍不足。

跨境融资扩容与境内银行做大表内信贷业务，解决资产荒问题相矛盾。在当下环境中，从银行自身角度看，第一选择一定是自行发放流动资金或中长期贷款，而非将业务拱手让给海外金融机构。

在银行业务操作中，跨境融资需破解“自己做”和“介绍别人做”这一表面上的矛盾。银行应认识到两项业务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通过支持企业开展跨境融资，进一步扩大银行与企业的合作深度，并可借助交叉销售，实现中间业务收入的提升。有时，因为价格、期限等要素谈不拢，客户不一定必然从某家境内银行提用授信，此时跨境融资是境内银行较好的金融替代服务手段，可以借此将客户继续留在自己的服务范围之内。就银行内部来讲，境外融资虽然使公司银行部无法直接发放表内贷款，但国际业务部或交易银行部则可通过开立保函，继续服务客户，并扩大国际业务量。如今年年初某国有大行苏州分行为江苏的一家钢铁集团企业提供了内保外债融资性保函业务，担保金额高达2亿美元，期限三年。在这一跨境融资业务中，境内银行实现了增信债券项下内保外债的突破，深化了和企业的合作关系，拓展了中间业务收入，更体现了国有大行做好民营企业服务的担当；而企业则有效争取到了境外的长期资金支持，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银行业务问题二：海外融资渠道建设

在境内外存在较大利差时，能为客户提供跨境融资服务，是一项彰显竞争力的金融服务，并非所有的境内银行都可以为企业客户提供这一服务。由于大都已进行了国际布局，国有大行、大型股份制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可通过其境内机构与本行海外机构的直接协同，为企业提供跨境融资服务；而境内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及城商行、农商行，则可通过与境外银行、证券等机构的合作，以代理合作等方式，开展跨境融资金融合作。

虽然目前由于市场动荡造成流动性短缺，导致美元中期拆借利率不降反升；但因美元等货币降息，未来一段时间，境外融资利率将可能较长时间保持低价状态。因此，尚未建立海外跨境融资渠道或渠道不足的境内银行，应抓紧时间，尽快建立海外合作渠道，以补足资本项下跨境业务的短板，使自身的国际业务更趋完备。

在跨境融资合作中，境内银行的瓶颈是海外机构给予的金融机构额度。假设以内保直贷为合作方式，则境内银行能为企业客户提供境外融资担保的上限就是该行在海外银行的金融机构额度。因此，境内商业银行应未雨绸缪，看到跨境融资业务机会之后，加速与代理行的沟通和交流。如在2020年银行财务年报出来后，主动向海外提供财务报表，加强与海外机构的沟通，以保持或扩大在境外合作方的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以支持后续业务的开展。

当主要合作方为中资银行境外分行时，还需加强和其国内总部的沟通。因为国内银行一般的管理方式均为境内总行将金融机构额度切分至其海外分行，所以进行海外融资担保时，要确保能从海外机构的国内总行切分到额度才行。

总之，在境内银行的跨境融资业务中，海外合作渠道是业务开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如想利用好此次跨境融资扩容机会，境内银行需进一步开拓海外渠道，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的额度，为提供跨境融资服务打好基础。

银行业务问题三：汇率风险

从借款利率的绝对值来说，欧元已经接近于零，美元将来随着降息也可能接近于零。以跨境融资中的欧元海外直贷为例，即使加上海外合作机构的利差，整体的跨境融资的利息成本也可控制在2%以下。但跨境融资除了利息支出之外，还必须要考虑汇率风险。

规避汇率风险，稳妥的做法是运用避险工具锁定汇率，固定成本。如在借入境外欧元或美元的同时，叙做近端结汇、远端购汇的掉期业务，以固定汇率成本。但现实中个别企业也有另外的处理方式，即企业有一定的判断依据，且整体融资金额较为有限，企业选择留下一定的汇率敞口。如某企业判断续借期间内人民币升值，选择不做对冲安排，在境外借款到期时，再购汇归还海外借款。这样，如果届时人民币果然升值，就能享受借款期间低利率及所借债务货币贬值带来的双重好处。

在银行实务中，由于欧元趋近于零的低利率已维持数年，因此近年来市场上已有不少企业在利用欧元融资，以享受境外欧元低利率带来的成本优势。

理论上，将海外直贷业务加上外币掉期业务锁定汇率风险，是最为稳妥的处理方式；但实务中，由于欧元及美元锁汇成本不低，若锁定汇率，跨境融资的低成本优势可能也基本损失殆尽。鉴此，较为可行的方法是，对于未来有欧元等外币收入，或虽无外币收入但跨境融资在其整体融资金额中占比不大的企业，可以适当留下部分汇率敞口。具体而言，即在借入境外资金时先不做汇率锁定，待进行跨境融资后，再在后期债务持续期间择期进行锁汇。笔者了解到，市场上一些中型股份制银行已将此业务作为近两年其国际业务的主打产品之一，加大力度推广，且已经叙做了相当体量的此类跨境欧元融资业务，为实体经济企业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支持了企业客户的发展。

银行业务问题四：海外流动性

跨境融资另一个不可规避的决定性因素是海外流动性。我国虽然修改了扩大融入外债的政策，但前提是海外要有资金可以提供，也就是境外合作方有足够的流动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跨境融资政策的落地。

假设未来海外资本市场在遭受疫情进一步扩展和可能的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下，也因金融资产的无序抛售而导致其流动性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则显然会给跨境融资带来流动性困难。因此，境内商业银行在跨境融资中，特别是在融资发放时点和归还时点，要注意避免时点的流动性风险。由于自身流动性的波动，跨境融资的海外合作机构，也有可能会临时推迟或终止对国内企业的跨境融资服务；或因海外资金市场价格的剧烈变化，出现临时改变融资价格等情况。笔者曾在欧洲工作时经历过美国次贷危机后雷曼兄弟倒掉的历史性时刻。当时，由于市场遭到重大惊吓，欧美市场流动性几乎枯竭，包括跨境融资在内的几乎所有业务全部暂停；之后，业务虽逐步恢复，但跨境融资价格一度高达Libor加300个基点以上，致跨境融资举步维艰。

目前看，海外市场同样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应对跨境融资的海外流动性问题，有三个着力点：一是海外合作金融机构要尽量选择规模较大、稳定性相对较好的大中型机构。相对来说，大中型机构抗冲击能力相对较强，也更能提供较为充分的流动性安排。二是扩大海外合作机构的数量，而且要将合作方多样化。如合作机构中既要有海外中资机构，也要有一些欧美机构，还可以有一些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机构，以此来分散区域风险。三是要尽量选择好叙做跨境融资的资本市场时点。这在跨境融资以发债等形式进行时，显得更为重要。

银行业务问题五：合规问题

跨境融资由于涉及资金境内外流动，最终会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的稳定，因此我国对此一贯有着严格的合规要求。此次适度扩大外债流入规模，恰逢美元大幅降息，国际市场的资金价格未来可以预见终将走低，进而会形成较大的业务量。因此，随之而来的合规问题需得到银行的足够重视。

近十年间，跨境融资之前曾有两次较为集中的合规风险暴露：一次是在跨境贸易结算背景下大量叙做海外代付、贸易融资等套利性质的业务，由此引发转口贸易等虚假跨境贸易背景问题；另一次主要体现为内保外贷少量履约，因对海外还款能力调查不够，造成资本外流的合规问题。上述合规风险随着监管部门的深入整顿得以纠正，涉及这两类交易的相关跨境融资业务量也大幅降低。

从新一轮跨境融资看，大方向是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其主要形式，如海外直贷，是先有一笔资金从境外流入，之后还款时再有一笔资金流出，国际收支的角度相对平衡，因此在这点上的合规风险相对较低。因此，只要国内商业银行在实务中把握好本轮跨境融资的大方向，不参与资金空转等套利行为，严格按照“了解你的客户，了解客户的业务，尽职调查”的展业三原则开展业务，并严格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及时做好外债登记，数据报送等细节性操作，相信能有效规避合规风险，大力推进跨境融资业务。

此外，近日上海和北京均对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提高了便利化手段。如上海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可试点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中按便利化新规操作，包括与跨境融资相关的如外债资金、境外上市调回等安排；北京则在包括开展境内银行信贷资产对外转让、非金融企业可以从“投注差”外债管理模式调整为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模式、取消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境内股权投资限制、放宽资本项目外汇资金结汇使用范围等方面提供了进一步的便利措施。上述这些措施拓展了便利化的业务范围，有助于市场主体真实合规办理外汇业务；也有利于提高跨境融资的处理效率，助推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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