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翻译中学会“对话”

作者：陈越瓯

吉林大学2018级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写在前面

2015年10月至2020年5月，吉林大学法学院侯学宾教授主持的JRG小组（Jurisprudence Reading Group）利用105个晚上，每次2小时，翻译、讨论了澳大利亚Macquarie University 教授 Denise Meyerson所著的Jurisprudence一书。经统计，共有52名小组成员参与该书的翻译、讨论，其中28名同学已经毕业。

即日起，“咸鱼法学”微信公众号将不定期推送小组成员的心得体会，以记录这段奇妙的学术旅程。

合上jurisprudence一书的最后一页，意味着长达五年的翻译时光短暂地划上了句号。然而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的“惊喜”或者“自豪”，反而有些恍惚。回想起2015年上半年（大一下）我加入侯学宾教授主持的JRG小组时的种种，似乎仍是不久之前。

五年来，我逐步适应了一种JRG式的生活：每周一个晚上两小时的活动结束之后，我在自习室重新回看活动时的讨论记录修订自己的翻译并查找资料解决讨论时的遗留问题；之后抽一个半天对下周的翻译文本进行“毫无感情”地“盲翻”，也就是凭读英文的第一直觉形成中译初稿；再之后另选一个半天对照英文逐字逐句校对初稿，将仍不能形成确定中文翻译的地方标红；最后仍是选一个半天，通过参考各类字典、查找原始文献、阅读二手文献确定最后的翻译文本，并在脚注处附上相关的资料，同时总结各段的段落大意以及段与段之间的联系。然后便是静待新一次活动的到来。

这样的生活周而复始，一直从本科阶段延续到研究生阶段：从一开始有很大兴趣，但却因功底不够耽于发言，到之后逐渐掌握技巧，不断融入讨论，再到“热烈后的冰冷”，认为活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最后则是归于平淡，当JRG和翻译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时，我才隐约发现自己已经被JRG和翻译改变了许多。

这样一种没有任何功利用途的“无用功”生活究竟带给了我什么?回头反思这段经历，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一种“似乎做了什么，但又好像什么也没做”的感觉。如果硬要是总结这些年的经历，我觉得最可能的是JRG教会了我如何进行“对话”。

2014年11月，我向侯学宾老师申请加入JRG小组（当时小组尚未改名，名称是LRR）。有趣的是，根据邮件内容，我的名字看来有一种“女性”色彩。

- 和作者对话 -

一是和作者对话。翻译中最重要的读懂作者究竟在说什么，然而做到真正的理解却是很难的。

首先是语言问题。英文由于其语言特点相比中文更加精确。一方面，就单个语词而言，常常多个英文单词对应一个中文词汇，例如“duty”、“obligation”甚至“responsibility”中文都有“义务”的含义，然而这些英文单词在具体学术场景中时常有不同的意义；另一方面，就句法来说，英文可以通过多种语法结构使得论述“精确化”，如各种形式的定语、从句等，由此造就的复杂句虽然信息含量丰富，但却给中文翻译带来极大的困扰。但凡句序和词语的微调都可能扭曲作者的原有意思；

其次是表达问题。外文学术作品具有较强的学术规范，表述时追求条理清晰，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都有各种逻辑关系，如果不能发现这些逻辑关系或者错误理解这些关系，就会影响我们对作者论述策略和所意图表达内容的准确把握。

最后是理论背景问题。学术翻译区别于一般翻译的关键一点是许多语词的理解要放置在特定理论脉络中观察。相关的理论储备为中文译文的“遣词造句”起着指向作用。

为了顺利实现与作者的对话，只能反过来要求自身在翻译时不局限于纯粹的文字对译。五年来，我形成了一种“笨拙”的、程式化的应对方式。

首先是在语法上厘清英文句法的结构，用铅笔标注出复杂句中的不同成分，方便在翻译为中文时知道该复杂句有哪些“部件”，这些“部件”之间的修饰、连接关系，为中文调整语序甚至拆分句子打下基础。

其次是分析难词译法。为了照顾到单个难词可能具有的一般含义、学术含义、习惯翻译，我一般是进行“三查”：一查普通词典，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朗文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等，而且以关注英文释义为主，中文释义为辅。同时由于jurisprudence一书的作者为澳大利人，有时还需要注意英式英语中个别语词的特别含义与用法。一查的目的在于了解该难词的普通含义，同时也是对可能的“意译”的一种约束，防止过分偏离语词的基本含义；二查专业学术词典，如《牛津法律理论词典》、《布莱克维尔西方哲学辞典》，了解难词在学术上可能具有的特定理论含义；三查学界译法，如“cnki翻译助手”、“搜狗微信搜索”（键入“难词+相关理论概念”，如“gender+女权主义”）等，了解中文学者对该难词的各种译法以及他们对这些不同译法之间的辨析。

再次是将难词或复杂句置于整体英文文本之中进行考察，根据前后文的逻辑关系推导出合适的译法。通常我会在初稿完成后将中文文本静置几天，然后再重新审视之前标红的难处，这会防止一直陷入某种理解误区的死胡同而无法自拔，从而让时间带来全新的理解。

复次，对于仍然无法处理的翻译，我会通过查找难词、难句的原始引文出处以及原始引文的相关中文译本，以及通过中国知网、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Wikipedia等阅读、下载二手研究文献，从理论脉络中确定难词、难句的具体含义。同时，我会在中文翻译终稿中以脚注的方式注明相关的印证资料，方便之后的讨论。

最后，我会总结每段的段落大意以及段与段之间的逻辑关联，标出每段中的关键句，形成对全文的融贯理解，并根据这一总体性理解进一步校正具体译文。

只有这样一番繁琐的功夫下来，我才会稍觉心安地将翻译文本发送到老师的邮箱。

本学期JRG小组翻译作业截录。

- 和他人对话 -

二是和他人对话。JRG小组每次的活动流程是，按照顺时针或逆时针顺序由组员依次逐句或逐段（根据英文文本难度）朗读自己的中文翻译，读毕后要要说明该部分的核心要义。如果是段落，还需要介绍作者的论述逻辑，并指出关键句。在这之后其它组员针对具体翻译、文本理解提出不同的看法，并由老师组织讨论，最后确定合适的译法与理解。这样的活动流程，倒逼参与的学生不仅要在脑中理解作者在讲什么，还需要和他人讲明白作者在表达什么，这里牵涉到两方面内容。

首先，文本上的中文表达。学术翻译不仅考察英文水平，更考察中文表达水平。如何准确用中文准确表述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有时比理解英文语法结构和语词含义更难。五年来，我时常因为中文句式表达“欧化”，不符合中文语言习惯，以及存在缺漏主语等句子成分这样的中文语病而遭到批评。甚至有时会将翻译时养成的毛病沿袭到中文论文写作中。后来经过老师指导与同学指正，我才深刻认识到自己缺乏一种“读者意识”，没有设想未阅读过英文原文以及不具备特定专门领域理论背景知识的人在接触中文译本时的感受。学术翻译与学术写作应当是个双向交流的过程，而不能只是敝帚自珍。

其次，讨论时的口头表达。即使时学术性的口头表达，也需要让互动的对象有一种亲和感。这种亲和感一方面建立在自己对作者意图的准确把握之上，一方面也和表达规范密切相关。这种表达规范不仅局限于通过举例子使得所述内容更加具有生动性这样的表达技巧，更重要的是还指向一种学术讨论的伦理规范，即在进行口头表达时要清楚双方是在何种“意义”上、何种理论背景下或何种语境内进行对话，防止“驴头不对马嘴”。在举例子时也要明晰这些例子在何种意义上是关联于所要分析的文本的，而不能过于发散的思维，“天马行空”。在表达具体观点时要有所援引，指出相关的权威文献，不盲从但更不忽视既有研究文献对翻译的指引作用。同时分要点清晰展现自身理解的逻辑。

可以说，JRG小组的活动流程确保了一种规范的公共讨论的可能，使得对话、学习更加有效，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在日常讨论中避免人云亦云、偏听偏信。

2018年上半年侯学宾教授在台湾地区访学期间，JRG小组活动仍然通过QQ群以线上方式进行，并未中断。

- 和自己对话 -

三是和自己对话。五年来JRG式生活愈发让我感觉到，与作者对话以及与他人对话，最终是要与自己对话，与那个时常思维倦怠的自己对话，与那个理论储备有限的自己对话，与那个封闭僵化的自己对话。

首先，与那个时常思维倦怠的自己对话。虽然我“口口声声”说自己贯彻了一套“笨拙”的、程式化的翻译策略，但是实践起来却常常让人感到“烦恼”甚至“痛苦”。这一翻译策略看似流程分明，但在具体运用过程中通常却不能一步到位。“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两难译法的选择、资料搜集的“大海捞针”等等，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自我“折磨”的过程，如同“缺了一角的圆”在使劲寻找那“失落的一角”，然而却常常“郁郁不得”。我时常嫌麻烦，颇受精神上的痛苦，但又对当前的文本不满，想偷懒但面对材料时又会心有不甘、心有不安，幸亏通常情况是“坚持”的那个小人击倒了“放弃”的那个小人，如同一个“受虐狂”一样完成最终稿，“一切只求俯仰无愧，便自心安理得”。

其次，与那个理论储备有限的自己对话。五年前初来乍到时，前辈组员在交流时的从容让我钦羡，特别是他们能够自如地找到与当下翻译内容相关的理论脉络，并在理论脉络中以及从经典文本出发分析此时此刻的翻译问题。那时我时常感到自己的无知，不敢参与讨论，只能活动后默默查找相关资料加以参照阅读。我经常觉得自己书读了老忘，也无法在书与书、文与文之间建立起关联。时至今日，我也很难说达到了前辈组员的那个程度。但是在那套“笨拙”的、程式化的翻译策略的不断规训后，我逐渐认识到理论储备的积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颇具偶然性的过程。阅读学习的过程如同傍晚时分的夜空，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阅读、特别是关联性阅读将星星一颗颗点亮，同时理论学习又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有时候书与书、文与文之间的关联一时间没办法立法建立，此时要将结果交给时间，甚至可以说交给运气，总有不经意的那一瞬间，当不同区域的星星一颗颗点亮后，星连成斗、繁星满天。

最后，与那个封闭僵化的自己对话。五年的翻译过程时时拷问着我曾经具有的那些固执的理论“前见”。在与理论大师的对话中，在与老师同学的讨论中，自己之前那些深以为然、沾沾自喜的、敝帚自珍的见解愈发显得粗糙，甚至有推翻的必要。特别是在jurisprudence一书“边缘”法理学部分，如女性主义、批判种族主义等的翻译过程中，我愈发能够理解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更加愿意去承认、欣赏不同意义世界存在的意义。同时，JRG小组也在现实中缓和了我的“社交恐惧症”。JRG小组的习惯是每学期活动结束后都会抽时间坐在一起聚餐，聊美食、聊家乡、做游戏，而平时晚上小组活动结束后，也有机会和几个小组好友一起出去吃夜宵、打牙祭。在这里，我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这个“不合群者”有了“合群”的感觉。

这是JRG小组第二期成员的合影，拍摄于2015年。

- 结语 -

现在回想五年的JRG小组活动经历，除了其中一学期因升学和实验班叠加而短暂退出，我都坚持了下来，并且每学期能无理由请假两次的小组规定也很少动用。JRG小组已然在我的日程安排中处于优先地位。为什么？JRG小组在许多一流法学院校中或许很常见，但对我而言却有别样的意义：一方面是JRG的小组的讨论模式区别于吉大传统的大班授课制度，更加具有思辨性与互动性；另一方面，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参与JRG小组的每个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是真诚地在进行“对话”。在这里，大家不用拐弯抹角，也没有急功近利，有的只是一种“慢慢走，欣赏啊！”的心态。我宁愿将JRG小组当作一场学术旅行，每周的活动都是一次诚挚的邀请，邀请这样一群纯粹的年轻人，“慢慢走，欣赏啊！”

Jurisprudence一书译毕，意味着JRG小组一段旅程的结束和新一段旅程的开始。相信JRG小组会带着自己的初心，继续坚定的走下去，看繁花漫天、陪细水长流。

  阅读不止 生活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