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那些年,我们的高考 ——“党报人”的高考记忆

离退休干部局 金台唱晚 2021-12-21


点击“金台唱晚”关注



那些年,我们的高考

——“党报人”的高考记忆


高考 —— 一个改变无数中国人命运的字眼,是一段汗水挥洒的记忆,是一个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更是一个时代难以磨灭的符号印记。
自1952年中国建立高考制度以来,高考已走过64年的光阴。岁月封尘,历史积淀,中国高考为社会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推动了时代的进步;岁月的洪流中,每个人既是一粒尘,也是一颗星,无数的知识分子跨过高考这座桥,展开人生的新篇章。
今天是2016年高考第一天,940万考生于今明两天“同台竞技”。“金台唱晚”特策划《那些年,我们的高考——“金台报人”的高考记忆》一文,让10名人民日报“党报人”讲述他们的高考故事,共同回顾新中国成立后高考的历史沿革。

第一阶段:1949年—1966年 
新中国高考制度的建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高校仍沿袭民国时期的做法,实行单独招考。为进一步改变各校自行招生所产生的混乱状况,减少人力、物力及时间上的浪费,1952年6月12日,高教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高教部批准外,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1952年8月15、16、17日3天,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举行。
20世纪50年代

人民日报社海外版原副总编辑1959年高考进入复旦大学
1959年夏天,我参加高考,完全是匆忙上阵。头一年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我们功课几乎都停了,整天参加户外劳动。我们曾几次到山上砍树挖窑烧木炭,到过80多里外的地方挑石灰石,还到过30里外的山溪里捡铁矿石。我们自砌炼铁炉,烧了一炉又一炉的废铁……
我们的功课荒废了,无心于课堂,都以为不会有高考了。高三的第二学期开学时,县里通知,说高考照常举行。我们于是匆忙复课,要把落了的课都补上。我们日夜加班,老师补课跃进式,简而不详,我们听课似懂非懂,囫囵吞枣。
学期结束不放假,我们留校复习功课。这时正是大饥之时。经历了大跃进,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饱饭”,三个月全县粮食基本吃空。县里于是号召勒紧裤带过日子。我们学生的定量,每人每天减到10小两(1斤16两制)。
出于我们意料的是,这次高考的卷子,竟是不太难。尤其是作文,题为《记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因为参加过大炼钢铁,我写了炼铁故事和班里曾被表扬的人物。照实写来,自认没有远离要求。
8月中旬某日,我赶到学校取通知,我考上复旦!学校给我15块钱路费补助。我姐夫几乎倾其所有,给了我15元。父亲把家里唯一能卖的旧挂钟卖了三块钱,算是对我的唯一现金支持。堂兄给了20元,勉强凑够了路费。
我们没有庆贺。只在我离家的那天,堂姐送来一只鸡,姐姐做了汤圆,算是给我饯行。
这年的高考考风良好,不见考场作弊。录取原则,看重阶级成分,面向工农子弟。我欣逢其时,深得其益,洗掉两腿泥,跨进了大学校门。
▲郑荣来高中照片

20世纪60年代
原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主任1961年高考进入复旦大学
我的家乡在涟江之畔的广东揭阳普宁市占陇镇东西南村,享有“潮汕抗日救亡摇篮”之誉的潮汕名校普宁兴文中学就坐落于斯,她就是我的中学母校。
自从我作为优秀生被保送进普宁兴文中学高中部起,我就有了一个要考进大学的梦想。高三时期,那是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学习的时段。为了高考,就连清晨放牛去牧场、傍晚牵牛回归的时间都不舍放过。我以细小的竹枝为笔,无边的空间为纸,默默地比划着,写着一个又一个的英语单词和句子。我们的英语老师业务精也抓得紧,几乎天天有听写,阶段考、大考也是家常饭。自然,我也下功夫学语文,勤读、多思、多练作文;背历史,分朝代和专题背;背政治,尽量理清答题的因果、逻辑关系记忆。心想“做个会思考的书呆子又何妨?值得!”
磨练是召唤成功、实现梦想的力量。1961年高考,我顺利“跳过了龙门”,考上了有“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记得当年我是在田地里干活时接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当时我在地里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喊,一抬头,只见邻居的伙伴边跑边嚷:“你考上大学啦!真棒!”记得当年入学后上第一堂英语课时,老师在开始讲课之前就兴冲冲地问:“哪一位叫陈特安?”这突如其来的发问顿时使我心里有点惊讶,但我还是恭恭正正地站起来回答说:“是我,老师。”“哦,祝贺你!你的英语入学考试成绩位列本校文科各系录取新生第一。”老师微笑着说。这一场景令我暗暗高兴,也让我进一步懂得,从来只有拼出来的成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大学时期的陈特安

人民日报社原北京记者站站长1962年高考进入南京师范大学
1962年是国家三年大饥荒的最后一年,也是教育收缩、大学减招的一年。记得大跃进中的1960年,高中毕业生人数不够大学招生,就让高二学生提前毕业。到了1962年,国家政策大调整,高校招生人数锐减,从原来的几十万减少到10万左右。全国高考录取率只有12.5%,是历年高考录取率最低的一年。
我的高中三年都是在国家的饥荒中度过的。那时我最发愁的,就是交不起每月的7块钱伙食费,常常为此苦恼。再就是不能专心致志的学习,注意力经常被分散。因为,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有政治运动,一有劳动,就得参加。
临近高考,我拼命复习,由于吃不饱,也顾不得休息,结果得了头痛病,只得回家休养。三个月后,回校与同学们一起乘船,到百里外的盐城参加高考。我们县没有考场。记得这是1962年7月20日,我是带着头痛病走进考场的。
50多年过去了,至今想起,我还是心颤胆寒。如果不是高考,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对于我这个穷苦的农村人来说,就没有今天的一切。我从内心里感激高考。
▲1962年,后排左三为颜世贵▲颜世贵大学毕业照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培训部主任1962年高考进入复旦大学
1962年夏,我在上海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1962年的情况和现在比有许多不同。
家长不紧张——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知道我高考前在用功,但从来不问我备考如何。考试前,我的朋友何兄的母亲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明明,考试时不要粗心”。而我的父母几乎没关照什么。考场门前没有警察维持秩序,也见不到家长的面,都是考生自己走到考场去的。每场考试结束时,也没有家长迎接。
没有营养品——那时三年困难时期接近尾声,粮食定量,肉、蛋很少吃到,更无营养品。那时在家唯一的优待,就是考试前可以少干一些家务活。
没有补习班——那时备考,没有任何补习班,也没有其他参考书,只有学校发的少量油印的练习卷子。大家都坐在教室里自习,看教科书,做练习题,看笔记和作业本。
文具随便带——那时考试时可以带一个文具盒,自备文具。据说为了掌握时间,我的朋友何兄还把家中挂在墙上当钟用的挂表带到考场,放在桌子上。
考题不刁难——那时考题基本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来。作文题是《雨后》和《说不怕鬼》,任选一个。后来听过一个笑话,说是有位考生把作文题“说不怕鬼”看成了“说不怕兔”,大写特写兔子怎么可爱、不可怕,结果得了零分。数理化题的难度是:常识题约占40%,中等难度的题约占40%,较难的题约占20%。
外语很容易——那时我是学俄语。考外语时,我很快就做完了题,总觉得不能内容这么少,以为有一两张卷子掉地下或在抽屉里面没看见。现在考外语,据说题量都很大,做不完或没时间检查的考生比例很大。
志愿自己填——那时家长管得很少,学生更多的是听老师的建议,结合自己的水平,选自己喜欢的专业。结果,我和朋友何兄都考上了第一志愿复旦大学化学系。
▲姚赣南与同学在高考前到西郊公园郊游▲姚赣南(左)与同窗何兄在复旦大学宿舍内下围棋

第二阶段:1966年—1976年 
文革时期,高考制度废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制度被废除。
1970开始一部分高校才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及下乡知青做学生。这三年的高、初中毕业生被称为“老三届”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出现高考特定名词:工农兵大学生

第三阶段:1977年—1979年 
恢复高考
1977年8月、10月,北京先后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实行新的招生制度。1977年12月11日、13日,进行了高考恢复后第一次招生考试。1978年7月,有610万考生进入考场。有人把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的大学生称为“新三届”
20世纪70年代
人民日报社原编委委员兼海外版总编辑1978年高考进入复旦大学
1977年,一个似乎寻常的日子,正在金沙江边农村“搞中心”的我,傍晚无事,独自在江边散步,一边慢慢走着,一边听收音机。突然,一个声音,让我浑身一机灵,热血沸腾!声音里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凡符合条件者,均可参加。……果然,录取通知书!深黄的马粪纸信封,下面,印着红红的四个大字:复旦大学。
颤抖着将信封撕开,一看,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通知!说了声谢谢谢谢,立即飞快往家里赶。进了门,一桌子菜,原封未动,大家一看我这兴奋劲儿,啥也甭说了,齐声祝贺,干杯干杯!——《难忘的高考岁月》(刊登于2016年6月6日“金台唱晚”)(点击蓝字即可查看全文)
▲高考前两年,詹国枢和妻子杨乔抱着刚一岁的儿子,在公社电站出水口前留影。▲1978年从上海回家探亲,詹国枢一家人在宿舍前合影。

第三阶段:1980年至今
高考改革,从统一招生走向多元化招生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1985年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20世纪90年代
现就职于人民日报社离退休干部局1992年高考进入空军飞行学院

我的高考比同期高三同学提前半年就知道了结果:因为参加的是1992年空军招收飞行员考试
在高三上半年一个紧张学习的日子,突然接到学校通知,所有高三男生参加空军战斗机飞行员选拔,非常严格,大家别抱希望,完成政治任务。同学们难得放松一次就都相伴着嘻嘻哈哈的去了,结果有五个同学通过了市里的初检。对于一个少年能有机会在蓝天上翱翔、为国家奉献自己一份力量,保卫祖国,是非常神圣光荣的事,我抓紧锻炼身体、继续备战高考,春节后再到军区体检中心经过长达一周多严格的复检、心理品质测试、飞行潜质评估、政审:每一名学生的检测结果都要经过科室主任、主检组、专家组的三重审核,避免误淘和漏淘,最终我所在的城市只剩下两个人,绝大部分人抱憾而归。
之后的高考对于在重点高中的我简直是太轻松了,顺利通过、提前第一批录取。带着兴奋、紧张和期待的心情进入空军飞行学院,开始了从军奋斗的征程。
▲李彦明在军校时期

现就职于人民日报社总编室1992年高考进入复旦大学
1992年,我在河南省参加高考,考的是全国统一卷。记得当年是考完先预估分数,再填报志愿。我估分时保守了点,比最终成绩少了20分。
之所以一心想读新闻系,是因为父亲的工作,我接触过市里报社、电视台不少记者,高二时还跟着一个报社的叔叔学过摄影,向往着能和他们一样“一支笔走天涯”,但北大当时没有这个院系,就转报了复旦。河南是人口大省,每年都有数十万考生,记得那年北大、复旦两校在省里招的文科生加在一起才10个人,我又在志愿后面注明了“不同意调剂”,现在想想也是年轻冒进。幸好成绩比我预估的要好,得知自己居然考了文科全省第一名,我的第一反应是有点懵,觉得搞错人了吧,第二才是开心。推开高考这扇门,我也终于开启了自己的新闻理想的大门。
▲高中时期的刘莉莉

▲大学刚入学,在南昌陆军学院军训的刘莉莉
1999年,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并揭开了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序幕。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
2001年,江苏省3所高校率先实行了“自主招生”的试点工作。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同年,实施了20多年的7月高考制度终于迎来变革,高考时间固定安排在每年6月的7、8日
2007年,山东、宁夏、广东、海南4省区作为全国高中新课程改革的首批实验区,迎来课程改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如今,高考改革仍在继续,探索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成为高考发展中不可回避的话题。
21世纪
现就职于人民日报社人事局2008年高考进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7岁那年,为了能够考上一所好大学,我转学到了一百公里外的临川二中。临川是王安石、汤显祖的故乡,自古文风鼎盛,临川学校“魔鬼训练营”式的教学方法和超高的高考录取率同样有名。 高考复习是枯燥的,一天一小考,三天一大考。那年寒假来临前,南方遭遇罕见冻雨。有一天早晨,当我下楼准备去学校上早自习,惊讶地发现路旁的樟树枝残叶落,一地狼藉。除了地理老师趁机给我们上了一堂冻雨形成原因的课,能不能及时赶回家过年成了让我担忧的事。转眼间到了高考,因为高考考场被分在了温泉镇的十中,考试前几天,学校专门安排了大巴车送我们去看考场。时隔多年,我依然能够记得,车行在高大的树荫里,抬头望去是无边的田野,鼻往深吸是稻花的香气,侧耳倾听是青蛙的高鸣。高考结束后,本想读南方的重点大学,但班主任跟我说,应该到远方看一看,于是我就来到了北京。
▲朱卫禄的大学毕业照


现就职于人民日报社国际部2008年高考进入清华大学
2008年1月份,参加完清华大学组织的自主招生考试,父亲带着我沿着京九线南下回家,沿途的电线上都是冰凌,到了九江,火车停运,高速封闭,天上下着冰雨,黑压压的人群滞留在客运站。等到第二天,天空终于放晴,高速恢复通车,我们也踏上了回家的路。5月份,正在进行最后一轮复习的高三学生听到了四川发生地震的消息。消息不断传来,事情变得越来越严重,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电视和报纸的主题也从备战奥运转到了地震报道。十七八岁的我们还不太明白生死的意义,只记得整个国家都染上了悲痛的色彩,并且学会了一个新词叫“多难兴邦”。对冰灾和地震的体会,对奥运和北京的憧憬,都成了高考前后最深的记忆。
我家在江西婺源,这是一个人口只有三十万的小县城,读的中学叫天佑中学,是以铁路先驱詹天佑的名字命名的。从2007年开始,学校获得了清华、北大的自主招生推荐资格,我有幸也成了清华自主招生的候选人。经过一轮笔试面试,我获得了清华大学加分20分的优惠政策,这给我备战高考提供了很大的信心。说来也巧,在自主招生面试的时候,我回答的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对时事新闻的看法,最终我也进入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此后历经四年新闻学本科、三年国际新闻方向的研究生,直至我毕业进入人民日报社,都和“新闻”二字有了不解之缘。
▲刚进入大学的孙超
现就职于人民日报社文艺部2008年高考进入吉林大学
回想起2008年,相信在很多人心中这都是不平凡的一年。“5.12”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这一悲一喜的事情足以让国人对这一年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对于我,这一年却有着多一层的意义,那就是高考。
高中时选择了文科,就是因为对文学与历史的偏爱。高中三年,感觉恍若青葱的梦,倏然而过就走到高考的“门前”。当年的辽宁省实行平行志愿报名,可同时填报三高校作为第一志愿。但是在第一志愿之前有一项“提前批次”录取志愿。当时这栏本没想填,但在翻看学校名录时赫然发现了吉林大学的“人文科学实验班”,仔细了解后发现是中文和历史双学位的专业,所学的内容与我的长久以来的阅读兴趣不谋而合。将自己的兴趣发展成专业,用四年的时将兴趣培养成系统的知识构成,这对我而言实在魅力非凡。于是我毫不犹豫的填报了这个专业。2008年,我顺利考入了这所大学、这门专业。而这门中文与历史的双学位专业使自己成为地道的“文科生”,也让我与文字有了更多结缘的可能 。
之后的四年本科学习与三年是研究生生涯都是在吉林大学度过,而七年的大学“文科”生涯让我对文字有了深的热爱与关注,也成为了我选择新闻行业、考入人民日报的意愿基础。回头看待这每一步,似乎都与当年高考的专业抉择有着某种联系,但更深的原因却也是高考让我认清了自己的兴趣和发展的方向,无形中指引了我未来,走到了今天。
▲王子潇的大学毕业照

改变整整几代人命运的“高考”,如今仍在改革中前进,相信它也将继续影响并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金台唱晚”推荐阅读:

恢复高考 39年前那不能忘却的记忆


詹国枢:难忘的高考岁月


大智大勇好记者:刘时平


《人民日报》为什么能成为党中央机关报?



微信ID:rmrbjtcw
“金台唱晚”期待您的关注!长按上方二维码识别关注
: . Video Mini Program Like ,轻点两下取消赞 Wow ,轻点两下取消在看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