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怀念曾与我“对线”过的第一个教师——我爷爷

老师就是这样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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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教师节，我看很多朋友都在朋友圈里发一些“感念老师”、“师恩难忘”之类的话。每每遇到这种场景，我总是会有点不怀好意的猜测，这帮人里有多少是真心的。因为说的刻薄一些，如果说每个人在童年时代能第一次认真的“恨”上什么职业的话，那一定非“老师”这行当莫属。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儿童的天性是喜欢玩乐的，而老师则是把我们抓回课堂的那些人。人的本能是向往自由的，可老师的职责却是管束我们，施加一些我们不愿意听从的纪律。我们大脑的思维天然喜欢在自己熟悉的知识结构中呆着，但老师的授课，却强迫性的把我们带离舒适区，要求我们接受、并反复练习那些我们不熟悉的知识……

这样一来，教师这个职业被缔造出来，简直就是被上帝造出来刻意与孩子为敌的。我怀疑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有学生能在被启蒙的第一时间就喜欢上他的老师，领悟“师恩深重”、“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高义。因为孩子的天性就是喜欢自由，厌烦受到拘束的。应该不存在这样生而知之、深明大义的孩子。

老师，尤其是启蒙老师们，必然是被孩子们惧怕甚至讨厌的，这是他们的宿命。

而如果以遭遇老师的先后，来衡量一个孩子的倒霉程度，那我简直应该算非酋附体、倒霉透顶，因为我就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里。我的爷爷就是一位中学老师。

小的时候父母忙于工作，我被长期寄养在祖父母家里。所以早在普通孩子还没上托儿所的时候，我就领教了老师们的厉害——很不幸，还是高三带毕业班的那种老师。

请想象一下，在我祖父的眼中，我不仅是他的孙子，而且还是他退休之后收的最后一个“关门弟子”，家庭就是他的课堂，每天一日三餐的用餐时间就是这个班级的班会课。学生一人，老师一人，旁听者一人（我祖母），时长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一拿起筷子，对面的老师就开讲了：今天你纪律如何、表现如何、在校学习成绩怎样、什么该表扬、什么该批评，以后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努力学习、艰苦奋斗、再接再厉、勇攀新高……

若干年以后我看《大话西游》，看罗家英演的那个唐僧，说真的，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唐僧念经有多枯燥。你看他为了给牛魔王的小喽啰普及作妖的道理，至少还会举一些例子，像什么“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所以说做妖就象做人一样，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了，是人妖……”。

其实以一个老师而论，这已经很深入浅出、幽默动听了。现实中，很多老师讲课，哪有那么生动？就一个道理，给你反复干讲，讲完了看你没反应，怕你听不懂，再从另一个角度，再空对空的重讲一遍。

我祖父就是这么一个认真负责的老师，所以一年365天、一天三顿饭、每年1095次的这么给我上课……

所以我觉得牛魔王小喽啰听唐僧念叨两遍就要自尽这种事情，纯属艺术的夸张——就这么点心理承受能力，你也敢绑架人民教师？

这种教育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青少年时代的我几乎毁灭性的“不会聊天”，大学的时候我初恋，女友是我从初中起就追了多年的“白月光”，按说这么一个女神总算到手，我应该好好捧着才是。但是每次约会，我发现自己说来说去，都仿若祖父附体，围绕一个中心思想，在那儿空对空的给我女友开“私人班会”。

人家女孩本来就跟喜欢听一些有趣有料的八卦趣事，听我这么尬聊实在是一种煎熬，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宝贝儿，咱聊几点别的吧”。

在切换了无数个“聊天频道”发现我还是这么一套之后。我们之间的那种刚发芽的彼此好感，很快就消磨光了。

这个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让我曾无比痛恨这种“教师爷”腔调，大学很长时间，在公共场合里我都把聊天戒了，变得特别“遗世独立”，很多同级的同学可能直到毕业都不知道班上还有我这么一号人。

因为我当时真的怕了，我总担心自己一开口，就会被爷爷附体，搞“唐僧式聊天”。而我这人那时虽然不一心向佛，好歹有懂我佛慈悲，甭管对面坐的是紫霞仙子还是至尊宝、牛魔王，我都不太想再伤及无辜了。

2

若干年后，当我再回想起这段往事时，我明白爷爷的那种性格，其实也是他为了教书育人而付出的一种代价。是教师们经常要承受的一种“工伤”。

是的，就像挖矿的工人容易得矽肺病、熬夜996的程序猿、编辑们容易“聪明绝顶”一样，老师也有属于他们的“职业病”。只不过这种职业病是心理上，且往往会让很多老师们和他们最亲近的人承受很大的伤害。

表面上看，教师讲课和普通平常聊天，好像都是说话。但两者实际的区别，可能就像奥迪与奥拓之间一样大。老师站在讲台上是为了宣讲知识，当一个知识点他觉得没有成功传授给学生时，职业天职要求他必须重复、反复的该论点阐述，直到对方接受为止。

在课堂上。这种交流方式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老师们不这样做，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但如果你将这种交流方式应用在日常人际交往中，结果则将是灾难性的。

因为人际交往不是以传授知识为第一目的的，让人感到愉悦、保持双方身心健康的交往，首先必须做到平等。对于自己观点的单方面、反复、执拗的灌输，不管是否出于善意，也不管双方是家人还是朋友，都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因为但凡是个人，其实都讨厌“你在教我做事”的感觉。

所以教师这个职业天然就是“反交际”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课堂上的好老师，虽然人品能在邻里中有口皆碑，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过的并不开心，也让他周围的人很难开心缘故。

这方面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刚刚因为弑母而被宣判的前北大学霸吴谢宇，我最近看了很多对吴谢宇案的心理分析，但我觉得很多分析者都忽略了一点，从吴在法庭上的供述来看，他母亲是一个有典型教师性格的人。她在被儿子杀害之前，她可能首先已经是一个教师职业病的患者，并把这种职业病的次生影响传播给了她的儿子，导致母子关系很不正常。于是才酿造了之后的悲剧。

所以与很多人印象中不同，教师真的未必是最理想的父母、家长。出身教师之家、“书香门第”，也未必真的那么值得羡慕，至少据我的观察，很多教师子女，其实都是不太善于构建真正能让双方舒适的家庭或朋友关系的——他们把父母、祖父母那里的“工伤”继承了下来。

所以，在教师节，作为一个也算“教师子弟”的人，我想恳请大家不要因为单纯的对老师的赞誉忽视了这种风险，老师们也一定要做好劳动保护。——教书育人是一项伟大而辛苦的事业，老师们更应该保护好自己，不要被潜移默化的职业病伤害了自己和最亲近的人。

虽然这其实很难做到，性格上的不讨喜，可能正是成为一个好老师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3

当然，职业也给予了老师们特殊的可爱之处，比如他们特爱讲理。

我爷爷是个物理教师。物理学萌芽于古希腊，而希腊人的哲学思想非常特别，比如柏拉图就认为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两部分，理念世界是理想的、完美的、纯粹的，而现实世界不过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和投影。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老师的观点，才写出了《物理学》一书。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物理学者们会说“在理想状态下，什么什么物体会受什么什么力，做什么什么运动。”——其实你稍微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所谓的“理想状态”就是柏拉图硬说有的那个“理念世界”。现实中，压根不存在一个无摩擦力的水平面，让滑块在受力之后做永恒的匀速直线运动。还有什么绝对黑体、质点、完全弹性碰撞……

所有这些，在现实中都从未存在，也永远不可能发生。物理学家们其实是先在理念世界中“硬猜”了一套理论，然后再拿到现实中做实验验证它，即便实验与理论并不完全相符，物理学家们也不会立刻抛弃理论，而是会找出种种理由来“拯救现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理念世界”其实高于“现实世界”的。所以物理学者特别喜欢讲理，动不动就会说：这个事儿，理论上讲应该是怎样怎样的。仿佛错的不是理论，而是世界。

在欧洲的启蒙时代，物理学先于所有科学起步，所以物理学者的这种气质，经由牛顿传播给了所有知识分子，成为了知识分子的共有气质。然后知识分子在大众眼中就变成了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特别喜欢逢人就讲理，甭管理讲不讲的通、说不说的明，他们都跟你讲，这在有些情景下就变得让普通人感到厌烦——毕竟所有蒙昧的孩子都讨厌教师爷。

而在这种摩擦中冲在第一线的人，往往就是教师。

科幻作家刘慈欣早年写过一本短篇小说叫《乡村教师》，里面就详细描写了一个热爱“无摩擦”的理念世界的乡村教师，怎么在有摩擦的现实中碰的头破血流却不改其志的故事。

我在读过那篇文章之后，觉得我祖父跟故事中这个人真的非常像，他心目中坚持的某些道理，比如知识改变命运，凡事认理不认人等等都比现实更为重要。所以甭管现实中这些道理的摩擦力有多大，他都按照他的理论执着的活着。

这可能也是一种教师的本性吧，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不管什么时候都喜欢讲理。但这种性格，不管在现实中遭遇多少磨难，我都不忍心将其称作一种“职业病”，因为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认死理”的教师，在执着的教育中帮我们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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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爷爷那种爱讲理的性格，也并不完全是教师这个职业本身赋予的，也与时代有关系。

按今天的话说，我祖父其实属于最后一批“老知识分子”，49年解放的时候，他当时正好在学校里读书，上的是当时浙江杭州的一所教会大学：之江大学。

这所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1952年解放后第一次院系大调整，包括该校在内的旧中国13所教会大学都被拆分掉了，之江大学的院系被拆分到了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多个院校里——从这个意义上说，爷爷跟我倒还算某种意义上的“校友”。

但他其实也没有等到学校正式“亡校”，在此之间，他那一批学生就已经提前毕业，被安排到山东来教书。爷爷的家庭成分很不好，所以能到这么一个工作安排，其实在当时来说已经算是优待了。可能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他的发言——按他自己的话说——一直“在讲原则的基础上把握好了分寸”。顶着“黑五类的狗崽子”和“臭老九”这两顶帽子，居然历经历次运动而没有太受批斗，这在他那一批人当中，已经算非常难得的奇遇了。

但跟他的同辈朋友当中，很多人就没有他这么“谨慎”。他经常给我讲的一个往事，说他有一位同学、同事兼朋友，在1957年时候特别喜欢读《光明日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些人每有什么新文章，他就直接拿着报纸在教师们的办公室里一边踱步，一边替大家大声朗读，偶尔还加一句自己的解释和点评，仿若在给学生上课一般。

我爷爷一个纯理工男，第一次听说什么“政治设计院”什么“平反委员会”之类的，都是从这些朗读里听说的。

爷爷当时在大开眼界之余，就感觉这位朋友的做法很有风险，劝过人家几次，对方都不听，后来果不其然，运动一来，那朋友就因为这个给大家读报的习惯、被打成了极右，后来的遭遇惨不忍睹。他后来每次在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感叹说对方吃亏就亏在教师职业病实在太厉害了——你爱看报纸看报纸就是了，有观点你赞同，那你心里赞同也就是了，干嘛一定要公开念出来呢？教研组里的其他人，又不是不识字。

但他其实不知道的是，其实在我们这些人看来，自认为已经十分谨言慎行、不说话的他，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爱讲理、并且一定要把道理讲到明面上的人了。他这一辈子为了论理、为了坚持原则，得罪了非常多不应得罪的人，让他的人生遭遇了不少本没必要遭遇的波折。

他们这一代教师的苦日子，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开始重新重视教育，才逐渐到头。如今的教师节是那时候设立的，爷爷的工资也是那个时候慢慢涨起来的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在此之前，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当了那么多年“臭老九”、教书匠。想来想去，大约就是他们那种凡事都好与人讲理的性格吧。

归根结底，我觉得他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教书先生的脑中，似乎真有那么一个毫无摩擦力、所有物体都很存粹的“理想世界”，他们坚信只要给个第一推动，世间万物就会像古希腊先哲们构想中的那些完美天球一般，平滑而优美的运行起来。

但在现实当中，那些被他们忽略的“摩擦力”总是太巨大了。有些公理，他们耗尽一生之力，也完成不了那一次第一推动。最后他们自己也不得不耗尽动能，慢慢的停下来。

我爷爷停下他这一辈子“万物皆有理”的宣讲与奔波，是在去年10月，而《海边的西塞罗》这个号，是我11月回家参加完丧事之后开始写的。

有的时候，我会想，我在这里每天啪啪的码字，是不是也算一种对他精神的继承呢？

当然，因为小时候受了他“宣教”的“荼毒”，我总是尽量把文字写的更加生动有趣一些。但这些文字内核的方法论与世界观是与他们当年一脉相承的——我们都是先观察这个世界，然后总结出了一些我们认为正确的这个世界一些道理，再把这些道理阐述给大家听，希望更多的人能明白，这个世界，“从理论上”讲，应该是怎样的。

归根结底，也许我跟他一样，都是执着于理念世界，而不怎么喜欢计算现实中那“摩擦力”的人。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很多人在多年后感谢老师，赞颂老师，似乎是因为老师的教育让他们考上了好的大学、找到了好的工作，解了惑，授了业。

但在我看来，教师这个群体之所以可敬，恰恰是因为老师们最执着于的是“传道”——这些曾经让我们厌烦、畏惧的老师们，最可尊敬之处，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证明了知识本身就是美的。

传播知识、普及共识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可敬的。不管“摩擦力”让现实距离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授的“理想状态”有多远，他们的教育好歹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那样一个“理想状态”存在，并值得为之生活的。

我想，这就是老师真正可敬之处吧。我感谢我的祖父，也感谢我生命中所有以正道教我的老师们，谢谢你们向我展现的知识之美与常识之力——它们未必总合时宜，但却瑰丽如斯，值得我们一生去推动，追寻。

全文完

 文末，想引用一下电影《老师·好》的一首诗，我看过片子之后觉得，虽然电影不算特别的佳作，还有点烂尾。但于谦老师在电影里塑造的那个角色，还真有点我爷爷那种老派老师的味道：严肃难亲、让人畏惧，认死理，但的确是个值得尊敬的好老师——

我坚信

青春不会消亡

它只是躲在某片绿荫下

慢慢疗伤

岁月，凝成一颗珍珠

却无法拥有

丢在地上，冰凉

握在手里，滚烫

我想拥抱它，却扑了一个空

它化作一片杂物，散落在桌上

泛黄的日记本

气数已尽的铅笔

褪色的发卡

还有一个，空空的背囊

那年，铅笔在日记本上写道

真好，我没有去打搅你的暗自芬芳

真好，你也没有戳穿我的刻意坚强

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

夹杂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

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中遇见了你们

而是

遇见了你们

才给了我这段最好的时光

本文6000字，感谢读完，谨以此文，祝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