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今天是2022年5月2日，我的小区被封的第七天，按照防控区的一般规则，今天似乎应该解封了，但是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只有居委会催作核酸检测的电话依旧，问什么时候能出去，则都说不知道，还要等上面通知。
说一个观感，过去一提居委会，总会联想到“大妈”这个后缀，好像那是个热心老年人发挥余热的地方，但这几天因为封控跟他们接触多了，发现现在居委会里干活的其实都是年龄跟我相近，甚至比我还小的年轻人。你跟他反映什么小区里具体问题他其实都不太清楚，他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为了机械性的传达指令……总之说话做事的风格，越来越打官腔，仿佛公务员了——似乎也就是。
其实，想想也难怪，光我们一个小区，就有几万人，而我们这个居委会管着附近好几个小区，十几万人的一个街道，放在国外都相当于一个市了，指望这些工作人员能真的像街坊邻里一样，体会你自己生活中疾苦其实很难了。刚看了呦呦鹿鸣老师的一篇文章，吐槽下基层已经用到了区干部的身上，说这很滑稽。
我觉得不滑稽，这是正常现象。就是不知道有一天，媒体会不会也要报道居委会干部“下基层”什么的，那个场面，想想还是蛮有喜感的。
被封控这几天，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 主要生活作息被完全打乱了，加上被封后小区总是很吵，白天夜里都不太能睡得着觉。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一个犯人被关到牢里以后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暴怒，火气大，做各种行为挣脱牢笼。第二阶段是绝望，作息紊乱，茶饭不思，水米不进。第三阶段才是适应，该吃吃该睡睡，彻底顺从了被囚禁、被管教的生活。以这个三段论而言，眼下的我应该处在第二阶段。难受的不得了。
吃不好睡不好，自然也难写出好文章。这段时间文辞若有疏漏，请大家见谅吧。
今天也是，早点把文章写完，了了每天必发一稿的心思，下午我就休息一下。
但我觉得梁启超这辈子若说办过什么最让他后悔的事儿，可能就是拜了他的“康师傅”为师，让后人一提他总是“康梁并称”了。——他俩其实根本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学界一直有一种观点（或者说确证），认为康有为的欺世盗名不是他跑到海外以后才开始的，想当年他在广东办万木草堂的时候就这个德行。那本让他一炮成名的《新学伪经考》，后来很多人指出其实是一本剽窃之作，史学家钱穆就曾经说此书不仅穿凿附会、胡说八道，“有不可通者二十八端”，而且“亦非康自创，乃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也。”（具体可看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中有史学界的骂人爽文一篇，把康有为底裤都扒了。）但康有为的幸运在于他赶上了一个技术革新的好时候，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引入了更为先进的西洋印刷技术，各大城市还都新开了很多报馆。这正是文化传播效率上了一个新台阶，正是需要文化、意见领袖的时候。站在风口上，猪不想飞也会飞，于是康有为就凭着那本抄来的著作，不知怎么的就混成了轰动一时的文化大咖，其后又什么公车上书、主持维新运动、逃往海外、离岸爱国，这一辈子过得跟中彩票一样，宛如梦幻。而梁启超拜入康有为门下，其实是在康有为暴得大名以后。与大他整整16岁，蹉跎科场半生而不得志的康有为不同，梁启超12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16岁时又中举人，是广东当地特别有名的神童才子。如果不是后来毕竟年少、见事不明，第一次见面就稀里糊涂的被康有为忽悠住了（光绪含泪点赞），拜在了其门下，按照古代中国他这个级别神童才子的一般仕途路数，梁启超这辈子做到李鸿章、张之洞那个品级，督抚一方、做点实事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其实，从1890年拜了康师傅，到1895年一起搞公车上书，梁启超与康有为当师徒也就只有五年，这五年当中梁到底跟康学了什么东西，非常可疑，反正后来两人闹翻了以后，梁启超曾经公开说：“启超之所学，实无一字出自南海（康有为）”。这话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角度而论……反正就挺欺师灭祖的吧。以梁启超早年所受的那种传统儒家的教育，若不是实在被逼到了某个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的份儿上，我想他应该说不出这种话来。而康梁两人的关系破裂，是戊戌变法一失败，到了海外就体现出来了。梁启超这人学东西学的特别快，据说曾在做轮船去日本期间就“粗通”了日文（也不是什么特难的事儿，反正当时的日文一大半都是中国字）。而真到了海外以后，他很快就看明白他的“康师傅”过去讲的那些“西洋新法”有多方便面了。但由于师徒名分已定，他又不敢公开反他老师，所以有段时间梁的文章也写的特别曲里拐弯、牵强附会，为后世不忍卒读。但好在很快梁启超就悟了，与康有为分道扬镳。逐渐提出了很多自己独到的思想和见解。其中最有价值的我觉得应该是他的“新民说”。1902年的时候梁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并以“新民说”为栏目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首次系统的提出了中国无法自新自强的原因在于“国民性”假说，并认为中国国民性的缺点：如果你对他的这些说法听着特别耳熟，那就对了，梁的这些观点，极大的启发了一个正好在同年来到日本求学的年轻人，那就是鲁迅。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是梁启超的“抄袭者”，鲁迅后来写小说的很多思路，梁启超在这一时期都提过，他对“看客”的批判，来自梁启超对“旁观者”的批评。他的“铁屋子”之喻来自梁的“暗室”之喻。他“也许孩子还有希望，救救孩子”的呼唤，来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理想……
就连他批判民族性、写小说救国的整体思路，也是梁启超最先提出的。梁启超启发了鲁迅，而鲁迅又启发了中国后来更多的中左派文人。从1902到2022，中国文学界这两个甲子以来对“国民性”的反思，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跳出过梁启超在当年“新民说”中划定的那个框架范围。所以梁启超堪称是中国近现代救国文学的蓝图设计师了。如果给梁启超这人做一下如今比较时兴的十六种人格测试，我觉得他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辩论家（ENTP）人格，这种人往往才华横溢，无论论证什么观点，都能雄辩的将文章写的花团锦簇，让人振奋（你看梁启超的文章，这种感觉会特别明显）。但这个观点到底是否真的对，他的思路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其实是存疑的。辩论家人格的最大缺点就是容易脱离实际，追求空对空逻辑的自洽，而忽略了可实践性——读梁的文章，你会非常鲜明的感觉到这一点，他的辞藻很华丽，雄辩很精彩，洞见很深刻，情感很充沛。但就是冥冥中感觉，好像太理想主义了。比如他的《少年中国说》说好了要说理，结果后半段全是排比抒情。最后还是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的那个味儿。具体到梁通过改造国民性而让中国“自新”的理论也是如此。——就像胡适先生等人所批评指出的，梁所想的其实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思路：一个民族的气质与个性，其实是被它所长期生活的政治环境所决定，而不是反过来。一个被迫当久了奴隶的人，必然会产生奴性才能借此苟活下去，而不是反过来，先在精神上变为奴隶，而后才被套上枷锁。所以解放民众，让他们成为梁所企盼的“新民”，先要做的也必然是打碎枷锁，让他们先生活在另一种更理想、更现代的环境中（胡适所谓“民主幼稚园”），而后自然而然的养成现代公民的气质。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胡适所以120年来，梁启超带着鲁迅，也带着后来中国很多文人，把这个问题给想歪了、想复杂了。甚至从本质上讲，梁启超说提倡的须先“新民”、而后才能“新国”的理论，其实跟他的“康师傅”在支持张勋复辟时所鼓吹的“中国民智未开，需要皇上替老百姓做主”的理论，是有逻辑上的同一性的。可叹梁启超“出师”以后，跟斗翻了半天，其实还是没有翻出传统中式思维如来佛的手掌心，最终跟他的“康师傅”有点殊途同归了。
当然，对这位“饮冰室主人”，我们其实也不好过度苛责，与他那一心靠着“救国”招牌牟取暴利、发家致富的“师父”不同，梁启超毕竟是一个真的愿意认真思考、反思自己民族所遭遇的问题的人，是一个力求给当时的中国指出出路的思想者。就像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他说的那句话：“卓如啊，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是的，梁启超作为他那一代人，做了他能做的反思与探索，后辈们若沉在他的一些思维窠臼里打转，那是后辈的问题，与梁任公是无干的。其实以其所受早年教育形成的思维结构论，我觉得梁启超最适合做的，不是思想者、不是小说家、而是那种传统中国诗人。他写过一首《水调歌头》，文意俱佳，是我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一首词。我将它敬录如下：
“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这几天，被禁足在家中，我常常莫名的想起这几句话。是的，其实我们并不害怕年华的流逝，我只是担心，这样的流逝，这样的经历，没有意义，留下不了什么记录。一个民族和一个人，有时候是一样的：最幸福的民族，也许是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自然也没有痛彻灵魂的记忆与反思，无需被记录。不幸一点的民族，是经历了一些苦难，也留下了相应的深刻反思，在人类文学、思想史上留下了一片璀璨的群星。而最不幸的民族，是明明经历了苦难，却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称道的作品与反思，就那么让年华逝去。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会说，“我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我们明日的生活，能否对得起我们今日所承受的苦难。”
说一件很重要的事，很多朋友打赏并获得了我的联系方式，我的本意，本来是想跟所有加我好友的朋友都能有一些互动，至少您发文留言，我能回个感谢之类的，这样比较礼貌。但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好友加的是在太多，我的两个微信号都快满了，加之最近状态比较差，很多朋友的问候、提问、咨询、分享，我连看的时间都没有，更别提回复了。实在实在是不好意思，在此向所有给我留言的朋友致歉。以后我的微信私号，我想主要是防失联、防走散用，大家有想交流的依然可以留言给我，我看到了一定尽量回，可是我不能保证每条都看到了，因为精力实在有限，万望大家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