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大v的“日本危在旦夕”和柳教授“跨省采访违法”，算盘打的一样精。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的时候，有个地方官名叫邓绾，有一次回京述职，神宗皇帝跟他对谈，说你认识王安石么，这人真是“今之古人”啊。
在北宋那个语境下，“今之古人”这个赞誉大体上跟今天官方夸一个人“正能量满满”差不多。邓绾虽然此前对朝廷正在进行的变法毫无理解，但精明的他立刻就摸准了皇上的心态，于是连上数十条奏陈，大赞王安石的变法在地方实施效果大大滴好，老百姓安居乐业、官府仓廪充实的，官民两便云云。
神宗皇帝听了一高兴，当然大赞邓绾是好官。可是邓绾这种没下限的阿谀，把周围的同僚、乡里却都激怒了。说你这小子怎么不说实话呢？你管的那个宁州，现在因为穷折腾被闹得民生凋敝你没看见吗？你是眼睛瞎了还是良心黑了？
但这些指责，邓绾都不在意，人家风轻云淡的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是的，稍加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邓绾和“笑骂”他的人，压根不在一个频道上说话。他的“笑骂”者说的是你小子当官却不秉持公心，不说实话，上欺君下虐民，良心大大滴坏了。可是邓绾的思维却是典型实用主义的、也参破了中国大一统王朝为“好官”真谛——只要说的话能哄皇上开心，是不是实话其实无所谓么！
你看历朝历代，那么多臣子，天天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可从来没有个皇帝真的活个千年万年的岁数，也没见谁真要办他们的欺君之罪。司马迁倒是实诚，李陵投降匈奴，朝廷上一片骂李陵汉奸的时候，他梗着脖子非出来说一句李陵能孤守那么久才投了也不容易，说的是实话吧？可后来怎么样呢？他倒是被汉武帝以“欺君之罪”一刀了断是非根了。
所以信息真假与否这个东西，在咱们的文化里，重要性从来是要让位于“能量”正负有否的。如果你说的话被认为是善意的、“正能量”的、那你话无论说的多假多蠢，都不会有人秋后算账。相反，如果是“负能量”的，那你可就要小心了，你的话里但凡掺杂半点瑕疵，都会有人揪出来告你造谣生事、欺君罔上、不怀好意。
讲正能量假话的假话、蠢话的门槛太低，讲负能量的真话、实话的风险又太高，所以后世很多邓绾附体者，为了为“好官”，什么假话、蠢话都不吝说，放飞自我到连脸都不要了。
让我有这点新感触的，是今天看到的两则奇闻——“大V”卢克文说日本“危在旦夕”和教授柳倩月说记者“跨省采访”被扣活该。卢“大v”和柳教授这两通发言，虽然一个“攘外”、一个“安内”，彼此指向性不同。但有一丝气味我总感觉是相似的，那就是他们为了追求“好官我自为之”，已经到了不惜不顾常识，瞪着眼说瞎话的程度了。先说卢大v那篇《日本危在旦夕》的雄文吧。他上嘴皮一碰下嘴皮，直接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说的快完蛋了，这么大的口气，文中总应该列一点数据，详尽分析、条分缕析、抽丝剥茧的给大家讲讲为什么吧？没有，人家就开篇说了一句“在刚刚过去的 5 月，日本出现了2.38 万亿日元的逆差，合 1192 亿人民币，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大逆差，仅比 2014 年 1 月的 2.79 万亿日元逆差略低。”然后就铁口直断，说日本要玩完了。而且不是一般的玩完，是“立刻会爆发大饥荒、大停电、人一批一批的死，比朝鲜还惨”的那种玩完。且不论卢大V这么类比，他曾称之为“东亚经济双雄”的我国友好邻邦朝鲜会不会高兴。单说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贸易逆差就一定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危在旦夕”么？好像连19世纪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也不敢武断的这么说吧？卢大v在文章中，用“卖韭菜、买黄瓜”这种“朴素”的故事向他的受众科普啥叫贸易逆差，可是真实国际经贸往来，好像没有卢老师的韭菜黄瓜那么简单。我们就以日本而论，众所周知，日本经济增长最迅速，达成“日本奇迹”的时代，是上世纪60年代，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贸易恰恰是长期维持贸易逆差（或称“入超”）。工厂设备迭代、基础设施翻新和东京奥运会的举办，都让日本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以维持发展。连续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入超在当时都有过，怎么日本经济当时非但没有“危在旦夕”、“一批一批的死人”，反而腾飞崛起了呢？再问一句，卢大v自己在文中刚说了，此次日本创造的贸易逆差，“仅比 2014 年 1 月的 2.79 万亿日元逆差略低。”那么照这样说来，八年前的日本破纪录入超的时候，应该早就“危在旦夕”了才对。怎么日本列岛上的人到今天还没死绝，还要进口那么多商品供卢大师一本正经的担心他们的生死存亡呢？而且2014年，那还正好是所谓“安倍经济学”最生龙活虎的时期。当然，我这样问，也不是说日本现在维持入超是个好现象，甚至经济重新起飞啥的。但我觉得仅以一个入超就断言一个国家不仅经济要完，还要“一批一批死人”，这个脑回路实在是过于清奇。但凡你在正经大学上过两节宏观经济学的课，你都不好意思张这个嘴。因为这个无常识程度几乎就相当于你写篇千把字的文章，说自己论证了地球是平的。可是这样经济学上的“地平说”，卢大v发出来之后，却获得了十万加的阅读，几百人的打赏。只能说，卢大V的圈粉术，真是个比“日本居然还能撑下来”更让人拍案叫绝的奇迹。而这样的奇迹，卢老师也不是第一次展现了。去年他写本拉登，把个恐怖大亨描绘的跟烈士一样。前些年他写朝鲜，愣说朝鲜在上世界曾是和日本并驾齐驱的“东北亚工业双雄”（《朝鲜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读卢老师的文章，我总觉得他应该是某个魔幻的平行宇宙穿越过来的，在那个时空里，本拉登是乐善好施的沙特王子，朝鲜的工业已经在苏联的资助下飞上天，跟太阳肩并肩；而岛国日本只要贸易逆差就会“危在旦夕”，人跟卢老师的粉丝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每一茬都能变着花的让卢老师写死供他的读者泄愤。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话，卢克文老师能混成这么大的V，肯定是有他两把刷子的。我觉得他最看家的本事，还是初期敏锐的“邓绾感”。你就说《日本危在旦夕》这篇稿子吧，虽然话说的没常识了点，但架不住中国真有大量的受众愿意听他这么讲啊。看到卢老师预言日本即将“大饥荒、大停电、人一批批死”的时候，无数人产生了“大仇得报”的感觉，大家爽到了的，打赏了，转发了，卢老师目的就达到了。至于真相如何？管它呢。再说，日本要是真的完蛋了，卢老师以后写啥去？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卢老师的角度之刁钻。以这篇稿子而论，若把文章的主角从日本换点别的国家，都不用说我们自己了，就是换成俄罗斯你试试？甭管卢老师再添多少个论据，他要是敢写一篇《俄罗斯危在旦夕》，立马就会被人举报、删稿、封号了。所以还是那句话，说大家想听的比说真相更容易博得满堂彩。卢大v可谓深谙此道者。有人总说，卢大v写的文章这么魔幻，是不是跟他中专毕业的学历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跟学历没关系，毕竟良知这个东西，不是你多读书就能读出来的。有些人在书斋里读到皓首穷经，这方面也未必比卢老师强多少。比如近期跟卢克文一起闹“双响炮”的柳倩月教授。唐山黑恶势力打人案事发后，举国震惊。有外省媒体记者为了调查真相，跑到当地去进行采访，结果遭遇了阻碍。正当大量媒体从业者、前从业者、教新闻的老师们都在为他们的同行、学生的安危担忧时。一个在大学里教传媒的教授，居然发了这么一段暴论。老实说，当我看到柳教授义正词严的教育被扣记者“央视记者都还没现身，你着什么急”的时候。我都怀疑是不是公开信息写错了，柳老师不应该是中文和传媒学院的教授，而是礼仪学院的教授啊。你看“有报道，央媒记者先动你才能动”的这个教诲，像不像“领导动了筷子你才能开吃”的职场潜规则？现如今什么“成功学”“职场精英学”的导师们开的那种野鸡培训课，这种初级职场技巧花千八百块钱你能听几十段。建议柳老师赶紧辞职下海，有如此的悟性，千万不要在传媒学院耽误了你的才华。说正经的，作为一个也曾在一线媒体写过多年稿子的人，我听到一个传媒学院的科班教授居然这样说，感觉真的很寒心。记者尤其是调查记者，是一个非常苦、也非常艰难的行当。本地的调查新闻因为种种牵碍你一般写不了，想执行一下舆论监督，一般做的都是外地新闻。而当地各种势力，不欢迎你来“揭盖子”是肯定的。想当年我们的深度报道部的那些编辑老师，与前方记者都是二十四小时保持联系，一旦失联都提心吊胆，生怕记者遭到什么不测，“陷在那里”。记者们这样拼着命的写调查报道，揭露事件真相，为的是什么？当然，挣工资养家糊口固然是一方面。可是同样的，我们这样甘冒风险，也是为了让自己能对得起那份工资，和自己的职业——作为媒体人，我们是公众的眼睛、耳朵，我们的职责就是让读者看到那些他门自己无法看到的真相，让公平和正义随着舆论监督照亮那些隐秘的角落。所以我们虽然冒着风险，领着并不算很高的工资，采访时奔波劳苦、写作时伏案苦熬、发表后还要提心吊胆。但我们当时做这份工作时的心情是骄傲的。一个社会需要拿着记者证、敢于突破、把真相写出来的正规调查记者，他们的价值，不是自媒体可以替代的。就以此次唐山打人案而论，事件发生后，很多自媒体都在写，可是写来写去，我们写的都只是观点、见解、情绪，因为没办法，我们已没有记者证，没有调查权了。这几个打人者的背景如何？被打的女孩伤势如何？那一晚，当女孩被拖去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后，她又遭遇了什么？所有这些，公众都希望能有调查记者站出来，以第三方的客观角度去调查，澄清。而近年来，因为种种原因，这样的调查记者在我们社会中已经非常少见了。大量媒体人都在转行，远离这片费力不讨好的是非之地。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那么多新闻事件“多情绪，少真相。”这个时候，重申和强调正规执业记者的采访权神圣不可侵犯，尚且来不及。然而我竟没想到，居然有正规大学、正规传媒学院的正经教授，公然发表记者“跨省调查”被扣活该的言论。还要以后地方媒体等“央视现身”大家才能动。请问柳教授，你说这些话，何评何据？国家的哪条法律规定，外地记者需要做到你说的那些事情才能“跨省调查”，如果记者做到了你说的这些要求，到了当地依然遭遇阻挠、被无理扣押，你，身为一个大学教授，是否又愿意替他们发声？当然我知道，问柳教授这些问题，可能就“着相”了。人家其实并不在乎她发言的论据和内在逻辑性。就像卢克文写他的《日本危在旦夕》时，也根本不在乎他的分析是否是瞎扯一样。就像某些野生畜类一般通过撒尿划定地盘一样，他们的这些言论，也只是表达自身“立场”的一个标记而已。他们和千年前的那位邓绾一样，知道“立场”比真相重要，只要“立场”站对了，话说的蠢点、无常识点，对他们来说其实无所谓。“好官我自为之”么，大V、教授他们当，打赏、关注他们得，说了这种昏话还不用被担心找麻烦，天下还有比这更便宜的事吗？所以不要跟这种人讲逻辑、讲论据，人家精明着呢，他们其实什么都明白。只是他们走的就是这一条路，吃的就是这碗饭。这是北宋诗人郑侠写的《古交行》。与无耻的邓绾一样，郑侠生活在宋神宗年间，他当然也知道此时说王安石变法的好话是“为好官”的终南捷径。但他没有这样做，当他看到因新法举措不当导致的流民遍地，老百姓啼饥号寒的惨景时。心怀侠义的郑侠，画成《流民图》，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为民请愿。但图册和奏疏送到阁台，宰辅却不愿呈递，他就假称秘密紧急边报，直送银台司。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他直言：臣看到的惨像，尚且如此，何况没有耳闻目睹的呢？（“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然后他又赌咒发誓：“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读史每至此处，我都很感慨。在我们的文化中，对邓绾这种说“正确立场”的废话、昏话、胡话的人都太宽容了；却对郑侠这种肯说实话的人太苛刻了，甚至于这样一封直言的奏疏，居然还要用天象来赌咒发誓。若天象不应，就要承认自己是“欺君”。可正是因为有了郑侠这样的人，我们也才有了一点点微弱的希望。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当然，如果交给柳老师这样的人评价，她又会怎么说呢？——郑侠这是“违规上奏”，被砍头也活该，一点都不冤！正是在这样的声音中，我们越来越少再见郑侠，而满目皆是邓绾、卢大v和柳教授——他们话虽然说的蠢了点，但人家安全、人家得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