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纪事：被宠溺的年轻人

上个月，去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一个媒体短训班，中午吃完饭，匆匆穿过校园，去西门的学而优书店。

我是个记性很不好的人，要很努力地想，才会想起离开广州有多久。我是2003年下半年离开广州的，上一次回去还是2006年。

走进去，不由得心里一颤，整个格局一点没变，书柜、收银台、包括那些招贴，仍然是旧时模样。很难想象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会有一个地方十多年都没什么变化。看着书店里的店员，那些小弟弟小妹妹，有种冲动想要跟他们说：嘿，我是你们前辈呢。

那个时候我二十五六岁，整天背着一个黄书包，在书店里晃荡。是真的晃荡，其时我在书店做些宣传的杂事，定期整理新书推荐、销售排行榜，也给一本叫《阅读》的内刊写点小文章，后来在南方都市报每个月写篇“广州书情”。因为“工作需要”，我可以在书店随随便便地翻书，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有时候还借一堆书带回家去。碰到有顾客找书，一般我也能很快找到，甚至冒昧地推荐一些书。

在学而优书店做店员，是我发誓再也不干机械加工这一行之后找到的第一份正经工作。大概是2001年，我从东莞虎门的利高文具厂辞职，想要转行。我在模具车间开铣床已经开了七年之久，做得还算不错。在利高文具厂工程部的四年，我大概是唯一一个从技工升为领班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升职后主动辞职的人。开铣床是我在广东的谋生之技，没想到离了这个，我失业了整整一年。

说起来也是读书所累，我此前写过一篇《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和一篇《我给南方周末写了一封信》，讲的便是在利高文具厂期间读书看报的故事。做过这些事，我便在工厂呆不下去了，因为再也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我做了一些准备工作，花了两年时间，自考了一个中文大专文凭，但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失业的那一年，我大概有一半时间住堂姐家，一半时间住工厂认识的笔友阿登租的房子里，蹭吃蹭喝。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也想过重操旧业，但奇怪的是连开铣床的工作都找不到了。期间短暂去一家很不正规的酒类杂志做过一个月，完全摸不着头脑。我还给《南方周末》投过应聘信，被阿登嘲笑，这封应聘校对的信里居然还有错别字。

直到去应聘学而优书店的店员。记得当时穿着衬衫西裤皮鞋去的，这种打扮我这辈子不会超过三个月，基本上都集中在失业的那一年里，这是我应聘用的行头——天知道，我当时去应聘过些什么工作！

不记得说过些什么，总之就通知我去上班了。上班之后发现，衣服可以随便穿，这就更让人高兴了。

最让人高兴的事情在后面，书可以随便看，没人管，我经常缩在一个角落，一看看半天。新招了不少人，店面不缺人手，现在想来，是老板在为新开店储备店员。

以前在工厂的时候，我大部分余钱都花在了买书上面，但毕竟有限，现在是几万本书，想看哪本看哪本。以前主要看胡适、王小波，还有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谢泳、余杰等人的书，到书店之后口味变了，当时张五常、林行止、杨小凯的书卖得很好，也跟着看了一些，开始对经济学有了些兴趣（那一年我看过的收获最多的一本书，应该柯武钢、史漫飞写的《制度经济学》），这对我后来写时评帮助颇大。还跟风看了些韦伯、福柯、罗尔斯等西方思想家的书，能看懂的很有限，但至少对学术书不再怯——不就是些我可以随便翻的东西吗？

如果说在工厂的时候，胡适、王小波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那在书店的时候，便是一片浩瀚的大海，让我这个连狗刨都不会的人可以在里面瞎扑腾，成不了游泳健将，却也自得其乐。

入职几个月后，2002年底，学而优新港店开业，有一千多平米，应该是广州最大的民营书店。老板陈定方老师是四川成都人，被称为民营书业的“一姐”，性格爽朗，极富个人魅力，很容易被她短短几句话打动。我一直觉得四川女人比男人能干，经常举的例子便是陈老师和带我去广东的的堂姐。后来辞职去北京，陈老师看我去意已绝，便说就当放我两个月假，想回来随时回来。

那天中午匆忙赶去书店，一则是为了怀旧，一则是看到陈老师在朋友圈说她手机上的nike跑步软件没法用，我说我去给她看看怎么回事。原来她装的是nike+，需要鞋里有传感器，我建议她装nike running。店里信号不好，没法下载，陈老师问我是否应该装WIFI，我想了想，说书店还是不必了吧。大概聊了五分钟，陈老师约了人谈事情，我也要回去上课，就告辞了。

其实当时对我最为宠溺的，是书店的经理王姐。我这辈子除了亲人之外，对我最好的两个女性，一个是我在东风厂教我铣床的师傅，一个便是王姐。正如我在写师傅的那篇文章里说的，“这个世界上或许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一定有无缘无故的爱”，我想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我是个很任性的人，学铣床的时候会偷偷跑去厕所看武侠小说，还会一边开机床一边念诗，像个神经病。做书店店员我也绝对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总是躲一边看书，王姐不管我，我要借书回家看，也由得我。

当时王姐最宠溺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中大的学生。我不记得他名字了，这是一个神奇的家伙，天天不上课，也跑来书店做店员。喜欢写诗，文采瑰丽，看的书我基本都看不下去，写的东西我是自愧不如。他们说王姐是爱才的人，所以才对我们青眼有加，但我觉得，或许是因为四十岁左右的女性，才会对我们这种胡作非为的年轻人格外宽容——可以接受我们身上的毛病，甚至……甚至觉得这些毛病……也是可爱的？我离开学而优之后，王姐也离开了，据说回上海了，我问过好几个同事，都没问到她的电话。

大概是因为我喜欢看书，新店开业没多久，陈老师和王姐就让我去负责书店宣传。除了店面招贴和写些小文章，也开始组织一些活动。当时我在天涯论坛招呼网友参加，记得第一期请的中大的袁伟时老师，第二期请杨支柱老师。杨老师从北京过来，因为某些原因，没法在书店搞了，改在一家宾馆，结果临到头来，宾馆通知也不能给我们用了，最后大家只好去公园里边走边聊。因为这些活动，我认识了一些关心社会的人，这又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2003年，广州发了两件大事，一件是SARS，一件是孙志刚事件。我写过一篇小文发在天涯论坛，摘录在下面，大致可见当时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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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吧，说吧》

开门的时候，三木正在说：“你们有没有打死人？你们打死人了，指一下都不行啊？……”

三木兄前几天来想在书店做个行为艺术的讲座，是我接待的。对于行为艺术，我不太感兴趣。别人玩别人的，与我不相干。今天本来还有一个讲座，我把东西准备好了，回办公室。

三木看见我进来了，说因为SARS，今天美院封校了，不办了，不好意思。我笑着问什么回事啊？旁边一位同事于是把事情经过复述了一遍。

那天三木兄去黄村派出所，站在街对面，用报纸把整个头都包住，一个指头远远地指着派出所。过了一些时候，终于被派出所的人发现，叫了进去。于是有了开头三木所说的话。

三木兄个子很大，很威猛的样子。他接着说：“可以把我关起来，没问题。不过，从明天开始，每天都会有一个人被关进来，至少十个。”

警察问是谁？三木说，这个不告诉你。

我笑了笑，点点头。正忙，于是又走开了。

后来在楼下又碰到他，聊了一会。他也知道我前几天想干什么。于是告诉我要理性。我说很理性。他说，但是，不要麻木。我说，是，不麻木，这点很重要。我说我有心理准备，不就关15天吗？三木笑了起来，他的一位朋友关了4个月，然后判15天。我也笑了起来，这点我倒没有估计到。

三木又讲了个故事：他的朋友搞行为艺术，被关进去。六个警察都是老乡，于是聊了起来。聊的投机，于是叫了盒饭，一边吃饭，一边聊。后来队长进来了，问什么事，然后叫那六个老乡用不同的手法教训他的两位朋友。没有犹豫，立马开打。

我又笑了起来，没心没肺的。

快下班了，柜台打电话给我，说下面有人找我，说是要向我“反映”情况。我叫那个人说，也没有听清楚，于是叫他在等我，我这就下去。

一下去，柜台的MM就笑我，我配合着笑笑。人不见了，MM描绘了衣着打扮，我好像下来的时候看到过。回头去找，果然就是他。白衬衫，黑裤子，脸晒得黑黑的。

他流露出些许失望，没想到我这么年轻，更没想到我原来不是作家。

前几个月我做了个关于农民问题的书单，贴在书店长廊。书单上说，请大家多多指正，有兴趣可与书店彭某某联系。没想到他没有读明白，误会我是作家了。他见到我，边说边往长廊走，站在那个书单面前，指着我的名字。我有些尴尬，不过也无所谓。

我以为他有什么问题，也许我可以替他出出主意。实际上自己也知道，能做什么啊。

他一直面对这墙壁，翻来覆去的说，当官的太腐败了。我再问，也说不出什么来。我说，我也是农民。我说，两年前回家，家里的孩子读书还从家里带菜去，还不如我读书的时候。

他说他以为我是作家，想向我反映反映情况。他没有说：没想到我不是。其实就算我是作家又能够做什么呢？就算我是国家领导人，我一言九鼎，难道就能澄清四海吗？

你说他怎么会在墙上看到一个名字，看到一个可能关心农民的名字，就鼓起勇气来“反映”情况呢？难道他已经无处可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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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读这些文字，觉得自己当年真是年轻啊。

2003年底，老莫叫我去北京做出版，就此离开呆了7年的广东。到现在我对北京仍然不太喜欢，某种程度上，我更愿意把广州当作我的第二故乡。我一直觉得自己心态还算年轻，但回到广州，才发现自己真的老了。

注：2015年4月首发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