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丰县：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
其实不想说丰县事件本身，因为事实不清，很多我想知道的细节都是缺失的。我有自己的猜测，但没意义：有相似生活经历和观念的人，不用说；不同意的，也不可能说服别人。况且终归是猜测，隔空破案很无聊，不说也罢。
可以谈的，是关于丰县事件的种种言论，这是看得见的。我已经五六年没写过评论了，前天转发了之前关于“肖志军事件”的旧文，是因为那种城乡隔膜和对规则制度的迷恋，十五年前和今天，如出一辙。
中国的农村（包括小城镇）和大城市像是两个世界，平常互不相干，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农村人的故事才会成为城里人关注的焦点。上次肖志军夫妻是因为他们来到了首都，在医院发生了一场匪夷所思的惨剧，正好现场还有一位媒体人参与其中，并记录下了全过程；这次则是由抖音而微博，从而进入城里人的视野——如果李亚玲说的是真的，视频是大儿子导演拍摄的，这就太讽刺了。这让城里人受到了惊吓，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后续反应，总体而言，是出于善意，是好的，但由于长期的隔膜，同样充斥着误解和自以为是。
“有作家曾经认为如果打击拐卖现象导致村落消失怎么办，对此我的回应是一句法谚：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如果天塌下来，正义才能得到实现，那就塌吧。”
从罗翔老师这段话说起吧。因为这段话流传甚广，想必说到很多人心坎里了，很有代表性。但我很不喜欢——注意只是不喜欢，我没有说不对（这段时间我看过很多正确的话）。
首先是那种气味不喜欢，不喜欢那种真理在握的自信，和不惜牺牲一切的“正义的火气”，让我心存疑虑：何谓正义？谁之正义？我们会不会为了实现正义而走到其反面？……
具体而言，在“打击拐卖现象”和“村落消失”之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吗？“娶老婆”要用犯罪的方式来实现，只是农村衰败的极端表现，解决方案当然不是纵容其行为，而是要改变其落后的状况在（正如贾平凹所说，这背后“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了变化”）。现在有一种奇怪的论调，不能为做坏事的人找原因，否则你就是支持犯罪。动不动就是某人是十恶不赦之徒，某地是索多玛之城，似乎把坏人抓来枪毙了，把索多玛之城给毁灭了，整个世界就清净了。我的理解，这是一种应激反应，当文明世界出现不可理解的异常事件之后，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把bug删掉，赶紧恢复岁月静好，而拒绝承认这是系统的问题。有朋友说：政府说要扶贫，宗教说要教化，但网民说，让他灭亡吧。上面那段话符合大众期许，提供了“正义的理由”，所以大受欢迎。
然后再说对法律规则的迷恋。对于罗翔与车浩两位老师的争论，就法律知识而言，我没有任何资格参与，但我想说的是：它不重要。中国拐卖妇女犯罪的高峰期是八九十年代，因为那个时候信息闭塞社会封闭，贫困地区的妇女要改变自身境遇的途径很少，因此容易被骗。相比之下，现在少很多了，是因为严刑峻法吗？我以为并不是，而是土壤变了，社会的流动性强了，比如外出打工的人多了，选择也多了，对外面的了解多了，自然不容易被骗了。那今天的土壤是什么？有论文显示，被害人有38.3%为越南缅甸等外籍，超过四分之一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所以我一直认为，在法律惩处之外，要去关注中国农村精神病人的生存状况：她们之所以被拐卖，跟成为家庭重负有很大关系；她们被拐卖之后的悲惨遭遇，也与此有关；实际上就算不被拐卖，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方面韩青老师说得特别好，每篇我都会转发，但与那些动辄十万+的文章比，他的只有几千，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他说的，不符合大众期许。
人们更愿意把丰县故事讲成都市白领如何被拐卖监禁强奸，从好的一面来讲，这使丰县事件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度，但也必须要说，这跟都市女性的恐惧完全是两回事（别的不说，天网之下，拐卖都市白领，亲友一报案，这不找死吗？）。经常看到一些抒情的表达，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小花梅，不，不是这样的，互害往往发生最底层。不必牵强附会以求共鸣，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是：如果与自己无关，我是否还愿意去关心别人的生活？如果愿意，那这是一次放下自我，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理解其生活背后的“合理性”的机会。
有那么几天我很愤怒，觉得城里人的“关心”是一种伪善。后来想想，因为生活阅历、知识背景、职业身份的不同，要互相理解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前我看到有人对宠物自称“爸爸妈妈”觉得特别扭，现在我自己养了，说起来很是自然）。刻薄的嘲讽或许令人快意，但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想了半天，也许可以从我个人的心路历程说起，分析我自己，可不可靠不好说，至少材料掌握是最多的……或许，这是与人沟通更好的方式？
前天发的那篇关于肖志军事件的评论，对我来说，是思维方式转变的一个节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热衷于用抽象理论来解释现实世界的人。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各种学术书，这完全可以理解，那个时候特别迷茫。刚知道一点皮毛，赶紧学以致用。现在去翻我20年前发在天涯社区的帖子，还有这样的标题：《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看社会之一——教育产业化》《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之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看就是刚看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还有《重奖“名牌”与市民社会》《让人笑掉大牙的民航价格听证会》，这是看了经济学的书籍；还有一个帖子是《农民问题的书单》，这是我在广东学而优书店整理的专题，除此之外还有《女性主义的书单》《制度经济学的书单》，不一而足。其实都没怎么看懂，所谓读书不求甚解，不过现在回头看，我也不觉得尴尬，年轻人渴望认识这个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工具，这很正常。
那个时候，我喜欢用应然来批评这个世界，看到有感触的事情，都要自己的知识库里盘一下，找出一件武器来挥舞。看见“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会特别喜欢，这种决绝的表达令人热血沸腾，饱含对一个完美世界的憧憬。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多年。
2005年，进入央视新闻评论部“社会记录”栏目做编导，感觉特别不适应，它需要我设身处地的进入别人的世界，去理解别人的选择，呈现世事复杂幽暗的一面。在“社会记录”我做得很不好，做了两年，黯然离去。
肖志军事件的那篇评论是在离开之后写的，令我悚然一惊，我发现这不是我以前的思维方式，而是“社会记录”的思维方式。我开始讨厌那种套路的话语体系：如果现实不可理解，那一定是现实错了。我更倾向于“如果说一件事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那只是因为我们了解得不够多”，我希望去了解更多的细节，探寻背后的“合理性”。
具体到肖志军事件，我们可以从制度规则的角度去检讨签字制度是否有缺陷，可以以文明人的标准去谴责肖志军的愚昧，但事件本身最特殊最异常的，难道不是一群好人在长达三个小时与另外一个亟需帮助的人完全无法沟通吗？这是为什么？这可能才是这个事件最有价值的切入点，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做许多艰难又麻烦的工作，还未必能找到确定的答案。
所以除了要放弃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还需要放弃对确定性的心理需求。从理论出发，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有时候甚至只是几条简单的原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都可以总结出几条这样的基本原则），这让人感到特别踏实，但这可能让人变成一个单向度的人，即便你的武器库武器再多，也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而不确定性是一个深渊，需要很大的勇气才敢于去直面它。回头看，这是“社会记录”留给我最大的财富，我的写作中开始越来越少引经据典（肖志军事件的第二篇仍然有这个毛病，福柯、鲍曼、维特根斯坦、孔子引了一大堆），越来越多设身处地。
举几个例子。2010年的富士康跳楼事件，我批评媒体报道基本事实都没弄清楚，一会儿福柯一会儿涂尔干，有先入为主之嫌。相反，我在一些有经验的网友评论中反而发现了有价值的观点，比如有网友说，富士康基层员工普遍太过年轻，缺乏年长者的引导可能是发生惨剧的一个重要原因，郭台铭“只要多雇佣几万个年纪大的中年人到工厂里就OK了”。这符合我的观察，我就曾经报道过一起东莞工厂的惨案，一个17岁的女孩因为逼人自杀被控故意杀人罪，采访中发现，根本没人教她如何处理感情问题，而在那个工业区，到处都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
还有十年前声势浩大的“随手拍拯救被拐儿童”行动，实际上连一个被拐儿童的案例都没有。我至今记得那个因为被围观拍照的中年妇女愤怒砸碗的照片。这种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实际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背后就是开头说的因为城乡割裂造成的巨大隔膜，实际上，多数乞讨儿童是由父母或老乡在假期带出去赚点外快，来自特别贫穷的山区，你当然可以从儿童权益的角度批判他，这无比正确，但是考虑过他们生存的处境吗？整个社会给了他们多大的支持呢？以羞辱的方式把他们赶出城市，这是正义的吗？
还有2015年的“凉山最悲伤的作文”，结果变成了一次网络大批判，无数人说凉山彝族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好吃懒做，品性恶劣。而以我有限的人生经验，这是因为外面的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至关重要的环境因素，比如就拿“高山”来说，很多人并不知道“高山”意味着什么？我们之所以没有陷入那样的境地，很大程度只是我们投胎投得比较好而已。因为从品性上对凉山彝族人彻底否定，很多人认为凉山扶贫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但我笃定搬迁移民是一条有效的路径，事实也是如此。
我几乎不再引经据典，不使用生僻的概念，而是尽可能进入真实的世界，我不太愿意去说些“正确“的话，更希望能说出一些很多人不知道也不理解的事。回到丰县事件，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放下先入为主和道德激情，设身处地进入中国农村底层的情景当中去，探寻诸多不可解之后的“合理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探寻合理性不是为其做合理性辩护，而是放下成见，以一种更谦卑的姿态进入。
只不过，今天我们面临的是比过去更加局促的局面，十五年前，“社会记录”做了四期节目，去还原现场并回顾肖志军李丽云的人生轨迹，而今天，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等通报”。
睡觉了，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