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创新过程中, 既要有国际视野, 又要有本土情怀, 只有在扎实的本土工作基础上, 了解国际学界的行情, 遵循世界学术界通行的规则, 我们的原创性学术研究才能走向世界(邓正来, 2008; 林毅夫, 1995; 田国强, 2005)。这正是大家所期待的, 也是时代赋予我们城市地理学人的光荣使命和任务。
其他
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导向
对一个学科而言, 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是一个学科的灵魂。理论也是一个学科存在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证明或证伪理论、构建新的理论是学术研究的一大目的。
Robert Ardrey 在1966 年指出, 科学最重要的目的和存在理由是提出和证明理论(Morrill, 1987)。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 1971)曾指出: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要实现构建学科理论这一宏大目标, 需要有较强的理论意识, 城市地理学也不例外。即使不与物理学那样的硬科学相比, 仅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如经济学) 相比, 我们也明确感受到城市地理学中理论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以及在研究和教学中培养理论意识的迫切性。这种迫切性首先来源于我们相关研究的过分实用性倾向,它使我们未能对学科理论知识作出相称的贡献(Gibson, 2007)。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城市地理学工作, 重点一直以政府的需要为主导, 通过积极参与城市规划(包括总体规划、城市体系规划和城市概念规划)和相关城市研究(包括区域发展战略研究), 促使学科的成熟和对城乡发展现实的准确把握, 也获得了相当的研究经费和额外的收入。由于中国科研投入的有限性, 特别是在20 世纪80 年代, 更多的城市地理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规划咨询工作上, 在理论研究上的投入明显不足。因此, 在国际城市地理学园地(如Urban Geography, Urb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Housing Studies) 上发表的论文相当少见。21 世纪以来, 伴随国内学者更多地走出去学习和访学、国际学者更多地来中国大陆讲学, 中外城市地理学者的合作得以加深, 一些年轻的大陆学者单独或合作在国际主流(如He et al． , 2008, 2010; Liu et al． , 2004; Liu et al． , 2008; Luo and Shen, 2008; Zhang and Wu, 2006; Zhen and Wei, 2008) 乃至顶级刊物(Li and Wu, 2008) 上发表论文, 一些中文论文的理论意识也明显增强。
构建理论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事情, 但发展和构建理论虽然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地理学家朝这个遥远的目标已经开始了长期而艰苦的探索(Golledge, 1996;苗长虹和魏也华, 2007)。这种探索主要有两种途径: 其一着重研究“形态” 或格局, 其二是着重研究“过程”。
格局是指其区域内事物分布的总体空间特征, 诸事物相互间的安排, 以及有关事物内在的递进关系; 过程是指“相互关联的一组活动作用于一组事物, 从而导致这些事物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特征所发生的变化”(Golledge, 1996)。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属于前者; 扩散理论、相互作用理论、廖什的中心地理论等则属于后者; 而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则是两者的结合, 是“地理学领域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唯一理论” (Golledge, 1996)。
半个多世纪前开始的地理学计量革命“实质上是一种理论的觉醒, 因为地理学要成为一门有助于解释自然和社会的学科, 必须致力于基础研究” (Morrill,1987), 但它并未能完成理论建设这一艰巨任务。然而, 学者们对地理学理论化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在计量革命之后, 激进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行为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等层出不穷, 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思潮对西方城市地理学研究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城市发展和城市地理学理论不断被更新, 正如约翰斯顿(Johnston, 1986a)所言: “如果目标是真理, 那么理论就是我们要跟随的地图——一旦地图的局限被发现, 地图就需要更新”。
在发展理论和培养理论意识的过程中, 我们经常需要借助模型, 尤其是数学模型。正如系统科学家路德维希·冯·伯塔兰菲所指出的, “数学模式的优越性——明确、严密推论的可能性、观察数据的可检验性——是人所共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用平常的语言来阐述的模式被轻视了, 或被抛弃了。有一个语言的模式比没有模式总要好些, 也比要一个能用数学表示的、但却是强加于真实并歪曲真相的模型好些” (詹姆斯和马丁, 1989)。但是, 也要注意到数学模型的局限性[如朱玲(2002) 提到的“统计谎言”], 理想的目标是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定量的还是质性的研究方法。前提当然是要掌握这些多样的方法(Cloke et al．, 1991;汤茂林, 2009a; 本书其他相关章节), 唯有这样才能运用自如。
鉴于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发展理论, 为了构建理论和培养理论意识, 我们在从事研究时, 应当经常问自己:
这一研究与什么学科理论有关?
有什么理论意义?
这一研究有稳固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吗?
如果从这一标准来看, 我们的许多研究只是重复别人的研究而已, 尽管这样的重复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但对创建理论作用不大。
在创建理论时, 要认识到概念模型(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也是模型; 模型并非越复杂越好, 用简单方法解决复杂问题的模型是最好的, 也最容易流传。
在借助数学模型构建理论时, 要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有关模型(包括其假设条件、样本数量、样本特性、有效性检验、适用范围、局限性等), 要使之经得起推敲, 以及时间和其他学科的检验。
另外, 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 要遵循学术界的有关学术规范, 特别是当自己的研究证伪一个理论时, 要小心谨慎, 不要轻易地否定已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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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柴彦威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0）一书“第3 章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学术规范”。
ISBN978-7-03-035761-8
（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丛书）
《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是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和评析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的著作。通过对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的系统梳理和对中外城市研究典型案例的剖析，展示了哲学和社会思潮、技术和方法变革对城市地理学的影响及其应用，阐述了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发展演变的脉络，强调了哲学思想和方法工具对城市地理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并提示了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研究的前沿。《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可供城市地理学、地理学中其他的分支学科以及城市规划、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参阅，也可供学习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参考。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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