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两篇案例入选2019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2019年以来，宁波海事法院以改革引领、以创新赋能，充分发挥海事审判专业优势，大力实施海事审判精品战略，不断深化海事审判“三合一”改革，努力打造更多富有浙江特色的海事审判改革品牌，展示海事审判工作在建设“重要窗口”中的头雁风采。
2020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9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宁波海事法院报送的两篇案例入选，分别为海宁富兴塑胶有限公司诉宁波达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顺翔船务代理（深圳）有限公司、太平船务（英国）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陈某某诉中国海监渔政宁波支队、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行政处罚与行政赔偿案。
为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和参考作用，现将该两篇案例刊载如下：
01
案例一
海宁富兴塑胶有限公司诉宁波达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顺翔船务代理（深圳）有限公司、太平船务（英国）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海宁富兴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兴公司）与宁波达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源公司）之间存在长期货运代理关系。2018年2月，富兴公司因案涉出口巴西的货物委托达源公司向承运人订舱。顺翔船务代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翔公司）作为无船承运人接受达源公司订舱，于同年3月28日签发无船承运人提单，并通过达源公司交给富兴公司。太平船务（英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公司）于同日签发海运提单，交由顺翔公司。2018年5月3日，案涉货物卸离船舶由巴西纳维根特斯港海关控制，由巴西联邦税务局封锁，并于2018年5月8日被他人提取。案涉全套无船承运人提单仍由富兴公司持有，案涉全套海运提单仍由顺翔公司持有。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海上货物运输目的港为巴西纳维根特斯，根据目的港法律，承运人须向当地码头交付货物，顺翔公司对此已提供了相应证据，该事实也为我国法院多起案件所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七条“承运人依照提单载明的卸货港所在地法律规定，必须将承运到港的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的，不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民事责任”，承运人不承担无单放货的责任。综上，富兴公司未能证明案涉货物被放行系承运人向巴西海关提供了协助，即不能证明承运人存在过错，其向承运人主张赔偿没有依据。判决驳回富兴公司的诉讼请求。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依据提单交付货物是承运人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基本义务。承运人援引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七条主张免责抗辩时，除了证明卸货港所在地国家法律有必须将承运到港的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的相关规定之外，还需证明其在向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交付货物后丧失对货物的控制权。这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相一致。
根据查明的事实，巴西相关法律规定在进口货物中执行先清关后提货的海关政策，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货物清关效率，简化进口程序，但并没有规定在巴西可以无单放货。顺翔公司与太平公司在庭审中亦认可，实践中巴西进口货物还需经承运人或其当地代理在巴西海关外贸综合系统（Siscomex Cargo）对相关货物进行解锁后，进口商方能提取货物。这也充分说明承运人将货物交给港口当局或海关后，仍然对货物交付具有控制权。故顺翔公司与太平公司仍需证明其在向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交付货物后丧失对货物的控制权，或者货物在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被海关或港口当局擅自交付。
本案一审中顺翔公司提交了巴西海关外贸综合系统的查询记录，证明巴西当地公证员于2018年12月21日登录该系统，显示案涉货物的状况已于2018年5月8日交付，同时船东对货物仍处于待定锁住状态，即未同意交付货物。该证据可以证明承运人在本案一审立案后仍未同意放行货物，结合太平公司签发的全套正本提单仍在顺翔公司手上的事实，可以认定太平公司与顺翔公司未向巴西海关提供正本提单或同意放行货物，故案涉货物被无单放货并非顺翔公司与太平公司的责任。在太平公司与顺翔公司已经举证证明上述事实的情况下，富兴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涉案货物的放行系顺翔公司与太平公司的故意行为，故其主张顺翔公司与太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在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随着南美国家进口货物清关政策的调整，实践中对相关国家港口允许承运人无单放货的法律及政策存在误读。例如巴西（2013）1356号法令规定，在进口货物中执行先清关后提货的海关政策，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货物清关效率，简化进口程序，但并没有规定在巴西可以无单放货。而且根据巴西实践，进口货物还需经承运人或其当地代理在巴西外贸货物系统（Siscomex Cargo）对相关货物进行解锁后，进口商方能提取货物。这也充分说明，承运人将货物交给港口当局或海关后，仍然对货物交付具有控制权。
因此，承运人援引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七条主张免责抗辩时，应承担更加严格的举证责任。除证明卸货港所在地国家法律有必须将承运到港的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的相关规定之外，还需证明其在向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交付货物后丧失对货物的控制权，或者货物在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被海关或港口当局擅自交付。本案承运人通过巴西当地律师和公证员查询了巴西外贸货物系统的记录，证实了承运人并未同意放行货物，且案涉全套海运提单仍在其掌握之下，可以证明其对无单放货没有责任。本案确立了类似案件中船货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一审案号】（2018）浙72民初1899号
【二审案号】（2019）浙民终422号
02
案例二
陈某某诉中国海监渔政宁波支队、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行政处罚与行政赔偿案
基本案情
中国海监渔政宁波支队于2017年7月16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陈某某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从事捕捞；擅自涂刷他船船名；随船携带网具139顶，并装载35吨冰，其行为系捕捞的准备实施阶段，属于渔业捕捞活动；提供捕捞许可证属无效证书；无有效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所持捕捞许可证的持证人非陈某某，陈某某买卖捕捞许可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渔业法）第四十一条，对陈某某罚款5万元，没收陈某某所有的涉渔“三无”船舶1艘、网具139顶。陈某某不服，向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于2018年1月4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陈某某起诉称，两被告认定其“船上带网和冰，系捕捞的准备实施阶段，属于渔业捕捞活动”，证据不足；适用《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对捕捞活动进行解释，认定其行为系捕捞从而对其进行处罚，法律适用错误。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返还渔船及网具以及赔偿损失等。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法院认为：
行政处罚具有教育功能及预防违法功能。渔业执法环境显著区别于陆上，执法难度较大。渔业捕捞包括捕捞准备行为、实施行为，前者系后者必经阶段。自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角度出发，通过实施行政处罚将违法行为遏制在捕捞准备阶段，更利于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渔政宁波支队认定陈某某属于“非法捕捞”并无不当。结合陈某某具有未取得捕捞许可证、冒用他船船名、船证不符、买卖捕捞许可证等多项违法情形，渔政宁波支队没收其渔船及网具，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判决驳回陈某某的诉讼请求。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原审法院结合行政处罚的目的、渔业执法实际，认定陈某某具有从事捕捞准备行为，具有事实基础，符合法律规定。陈某某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规定的多项违法情形，依法应认定为“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情节严重”。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当前，我国渔业资源接近枯竭，非法捕捞猖獗是一个重要原因。渔业执法活动中，常会出现相对人未取得捕捞许可证，已实施捕捞准备并存在多项违反渔业法律法规行为的情形，是否可根据渔业法第四十一条没收渔船，争议较大。结合行政处罚的目的及渔业执法实际，一、二审法院认定捕捞准备行为属于捕捞行为，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规定的多项违法情形的，应认定为“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情节严重”行为，可处以没收渔船的行政处罚，以充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持续加强水域生态文明建设。该案典型意义在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保障渔政部门正当履行渔业管理职责。本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准确解释了渔业法规定的并处没收渔具、渔船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依法保障渔政部门正当履行渔业管理职责。
第二，拓展海事审判范围，积极行使海事审判职能作用。本案一、二审判决准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为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内相关案件（包括民事、行政、刑事）而制定的司法解释，有力彰显了海事司法积极维护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的职能作用。
第三，关注海上执法环境，发挥裁判的指引、规范和教育功能。海上执法活动囿于其执法环境，难以与陆上执法适用统一标准。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应适度放宽海上执法活动证明标准，对捕捞行为作适度宽松解释，以客观公正的裁判指引、教育渔业从业人员规范捕捞行为。
【一审案号】（2018）浙72行初2号
【二审案号】（2019）浙行终1135号
编辑：王依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