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过的苦孩子：56名二本院校贫困生的故事

生涯研习社 202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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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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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开始，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艾苓采访了超过200名绥化学院师生，最终以自述体写下56个贫困生的故事，集结出版成书《我教过的苦孩子》。他们毕业于从2000到2020的21年间。这是新世纪开始、高校扩招之后的21年，也是中国加入WTO，加速发展和竞争的21年。艾苓在后记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教育内卷始于2000年。

“绥化学院在哪儿？”

她随手翻了下我的简历，问：“这是什么学校？”
我说：“绥化学院。”
“绥化学院在哪儿？”
我说：“黑龙江。”
“你当初怎么没上个正经点的学校呀？”
迟疑之后，我胡乱答道：“因为高考分数不高，上不了别的学校。”——33. 心里有根

这是一些地方二本院校学生熟悉的情境。

这名绥化学院的毕业生事后对于没有维护母校感到恼火和惭愧：“你可以说我这个人不行，但你不能说我的母校是个不正经的学校。”他后悔没有当场反驳，然后摔门而走。

目前，全国有3021所高等学府，其中普通本科院校1238所，985和211只有100多所，全部一本招生的学校大约200所。部分学校一本、二本混招，2022年，有一本招生的学校大约605所，绥化学院不在其中。

这所大学的前身是绥化师范专科学校。国家为了培养基础教育师资，上世纪曾经大力建设各级师范学校，很多小城市都有个本地的师范学院或专科学校，培养中小学教师。在2000年之后的高校调整中，绥化学院和很多师专一样，升级为本科院校。至今，这里仍有很多毕业生进入教育行业。全国招生后，外省学生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

文学院教授、作家艾苓在绥化学院教了17年写作课，接触学生超过3000人，其中至少有1/3是贫困生。

绥化是黑龙江省13个地级市之一，边疆省份的农业地区，发展缓慢。绥化的火车站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艾苓有时想象：“我的学生到绥化学院报到，下火车的一瞬间会有何感想？”

“新世纪已经22年了，火车站没有变化，基本都是绿皮火车，上车要迈很高的台阶，有两个站台之间还要走天桥。”在艾苓的描述中，由于车站地面没有及时修补，拉着行李箱出站台，深一脚，浅一脚。“有的新生出站后，一看，这什么地方？他不去学校的接站大巴，直接打车在市内转一圈，然后买票回家，复读去了。”

艾苓想，这很正常，有文化、有见识的家长，可能不会让孩子报考这样偏远的学校，而选择留下的学生，贫困比例高。“有些人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到了一看不错，比我们高中大多了。你看，来的是什么样的学生可以想见。”

艾苓做过班主任，组织过贫困生助学金评定，这些学生不得不在班级评选中当众讲述自己的困难。除此之外，在关于脱贫和资助的故事中，他们本人大都沉默。艾苓想追踪这些贫困生的成长，听他们自己发出声音。

从2017年开始，艾苓采访了超过200名绥化学院师生，最终以自述体写下56个贫困生的故事，集结出版成书《我教过的苦孩子》。他们毕业于从2000到2020的21年间。这是新世纪开始、高校扩招之后的21年，也是中国加入WTO，加速发展和竞争的21年。艾苓在后记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教育内卷始于2000年。

他们的经历，是每个人“泥泞中的摸爬”，也连接着时代的不同侧面。

没钱一天吃一顿，有钱一天吃两顿

我把每顿饭的伙食标准控制在2元钱……我改吃四个包子，喝很多开水，食堂开水免费。即便这样控制，每个月伙食费也要180元。——7. 请别叫“老板”，我不是商人实在没钱，一天吃一顿饭。有钱的时候，一天吃两顿。——21. 一次次从零开始

生于1967年的艾苓，在写这本书之前没想过80后、90后的生活里还会有饥饿。很多学生曾为吃饱饭挣扎。他们靠兼职收入、奖助学金、家人贷款、老师借钱等渡过大学生活。有人说：我们班就两个同学家庭条件稍好，剩下的都困难，课余时间都做兼职。几乎每个人都讲到站街举牌做家教的经历，一小时10块钱。有人通过在食堂帮忙免费吃饭，有人打扫教室赚钱，有人在学校收废品。

她曾经以为贫困生的关键词就是贫困、疼痛。走进之后，与每个人的生命共振，发现丰富的色彩，没有什么标签可归类。“原来总觉得我是老师，是教育者，但是采访他们的过程里，我才是被教育的人。他们身上那种生命的韧性，不屈不挠的劲头，刷新了我的认知。”

他们抵触外在的同情，比如捐款资助方大张旗鼓拍照和宣传。一些受访者愿意跟艾苓私下交流，但是希望模糊书中个人信息，不愿展示伤痛的过往。艾苓觉得，贫困生群体太需要平等尊重了。

过去多年里，绥化学院的助学金评选机制经历了不同的方式。先是老师向班干部了解情况后直接上报确定，这样不公开，大家不认可。后来班内公开评选，申请人需要当众介绍自己的情况，大家票选出一二三等奖，讲述人感觉很受伤。2017年，教育部叫停了公开评选，统一为填写表格，没有隐私细节，大家根据表格投票。但仍有人坚决不申请助学金。

艾苓在第一版书稿中采访了大量利益相关方，试图讨论怎样评选更公平合理。但由于现实机制变化，她最终选择删除这部分内容，不做任何分析，只是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两代人：必须赚钱养家VS只想周末双休

大学同学都觉得我很成功，可我经常自卑。比如有时候岗位竞争，我就认为自己不行。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努力克服。
——1. 没毕业证的毕业生

从70、80后一代身上，艾苓看到了谨慎和务实。“为什么谨慎？因为穷啊。因为他的格局、他的视野、他的信息量，决定了他的取舍。他们身边的人都是务实的，他们‘家庭卡里的余额不足’，也让他们必须务实。”而90后的贫困生，在务实中体现着灵活，更丰富。他们总会想办法买一部手机上网，获得信息更多，选择也更多。

21年里，可以看到这些家庭的兄弟姐妹从多到少，对读书的支持度越来越高，受访者更关注个人生活和心理体验。

2006年，一名父母双亡的男生考上绥化学院，亲戚们欢庆出了个大学生，可告慰先人。到了2019年，一名95后毕业生说：“我的工资一直低，只够自己用，没帮过家里……上大学的时候，我整天想，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当职业白领，月入过万，就像励志故事中的主角那样。真到工作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我的平凡……时间久了，最大的愿望是周末双休，不加班，有更多的空余时间。”时代和个人的交互，并没有因贫困而不同。

“在90后的故事里，更多会看到社会介入，扶贫政策的影响。他们在老家就拿到贷款，或者小学就拿到助学金。”艾苓认为，他们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印证了社会变化。

但艾苓还是看到跨越21年的共性：大多数贫困生都会经历心理上的自卑阶段，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这会限制他们的认知和视野。“现在经常讲格局，没有见到更大的世界，格局从哪来？”凡是学生征求艾苓的意见，应该去哪儿实习，她都会说，毫无疑问，一定要走出绥化，去更大的地方看一看。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弟弟大学毕业后直接考上公务员，他比我优秀。
——12. 考试经常是唯一的路
我已经强大了，编制对我不再有任何吸引力，我当然选择继续做自己的事。
——5. 惊心动魄是我生活的常态

不是所有人都想去“更大的地方”。在工业衰落的东北，考编是深入人心的第一选项，俗称“考碗”，考个公家铁饭碗。

一个生活在南京的毕业生说，当年考编失败后跑到南京，现在不理解为什么老家的同学认为考编就等于成功了。她分析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一直没有走出东北，看一看别人的生活。艾苓同意她的分析。只有极个别考编失利的人开始创业，还有一部分失利后出去，发现了更大的世界。

艾苓有个学生，跟大学同学准备结婚，遭到岳父反对，因为“研究生毕业的女儿怎么能找个没工作的人”。他特意考了一次当地公务员，笔试、面试第一，然后放弃，只是想告诉岳父，我有本事考，但我不想去。“在黑龙江，这就是大家的生活，这就是他们的事业。”

艾苓的儿子在北京，回老家时经常被人说：你在北京待着有什么意思？回来考一个编制多好啊！母子相视而笑。艾苓说，这就是留下来和走出去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但年轻人在分化，尤其是95后。有的学生对她说，编制就不要提了，我们现在的最终目标是成为自由职业者。“哎哟，太让我惊喜了，宇宙的尽头不是编制，是自由职业者。我看到了一代一代人的不同，是吧？”

不过在疫情的影响下，一些原来不喜欢编制的人，也觉得这是最安全、最不容易受经济影响的。2022年，艾苓做了一次整体回访。2017年初稿时的北漂，有的已经离开，去了更适合自己的武汉或者杭州，找到生活幸福感。一些教育行业的人受到“双减”政策影响，在调整自己的定位。时代背景在每个人的故事里打下烙印。

拼尽全力，终于过上普通的生活

大学毕业五年后，我终于告别了缺钱的日子，赚的钱不用偿还任何借贷，可以有计划地支出。
——26. 一切都是我争取的

深入贫困生群体，艾苓感觉到，成功的定义应该是不一样的。世俗意义上的房子、收入、孩子在哪读书，这种标准不适合他们。“这些从绥化学院走出来的贫困生，自食其力，对社会有贡献，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就是成功了。有的改变了家庭的命运，那就更了不起。”

“有的学生说，老师我觉得我不成功，不太好意思见你。我就问他，你认为什么是成功啊？他说我的同学都定什么级别了。我说，不要用这样的标准来为难自己，没有一把尺子适合衡量所有的人。你比过去好了吗？是吧，我觉得你很成功。”艾苓聊到教育的本质，她希望学生是努力的普通人，但内心可以保持开放，不放弃成长。艾苓年纪最大的学生是自己的妈妈姜淑梅，她60岁时学认字，75岁开始写作，已经出版多部非虚构作品，记录家族和时代故事。

写完贫困学生的故事，艾苓觉得终于做完一件重要的事，值了。

即使社会经济发展已经降速，阶层流动已经变得困难，艾苓认为，教育仍然可以改变贫困生的命运，至少获得跟命运搏击一下的筹码，增加了可能性。否则，他们也许连可能性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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