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l 新周刊(ID:new-weekly)
“拆东墙补西墙”式的调休,每年都有建议取消,但每年都被否决。所以,在员工和企业的利益博弈之间,到底要如何平衡工作和假期,才能让打工人最终不会被异化为工业社会的螺丝钉?关于调休的建议屡次攀上微博热搜第一,先是全国人大代表赵皖平建议取消调休制度,让春节法定假期放5天,凑出一个9天长假;其后是全国政协委员熊水龙拟提交提案,建议适时调整“双休日”,试点开展周休日实行“隔周三休”的制度,即首周休息一天,次周休息三天;还有全国人大代表魏琴建议,每周实行单休日,每月月末连休5天,这样大家每月都有一个可休息5天的小长假。对于以上的建议,打工人的内心毫无波澜,因为在很多招聘平台上,只要有双休就可以被称为“神仙公司”。既然连双休都无法强制执行,如何能指望落实3天、5天乃至9天的长假?而且在上班族看来,后两种建议不就是“变相调休”吗?一时之间,更多关于调休的热搜开始“屠榜”,还有人算出扣掉原本的周六日和调休,2023年全年实际放假时间只有10天。当代年轻人对调休制度的困惑,自调休被发明以来就从未缺席,去年就有热搜#国庆休7上7是种啥体验#,很多网友发出天问:我们为什么要调休?能不能不调休?因此,即便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重合,有望连休8天,但打工一族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假期过后就是连上7天班的“酷刑”,熟悉的配方,注定的煎熬。早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预言:随着科技进步,到20世纪末,人们一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但如今,每天工作3小时的愿景不仅没出现,我们的工作时间反而越拖越长,连放的假都要如数填回来。可是,企业的发展绝不是靠员工“超长待机”来实现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曾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提到,很多工作虽然费时但实质毫无意义,日复一日的工作不过是贪婪和通货膨胀的产物,因为在当下的科技时代,我们现在2天的生产力或许是抵得上过去5天的。
“但是因为贪婪,因为某种必须一刻不停高效工作的蜜蜂综合征,我们依然埋头苦干,为他人赢取收益,而忽视了自己内心的抱负,只因这些抱负挣不了钱。”格雷伯的书中写道。既然要调休,又为何非要设置小长假?如果说各种小长假最初是为了拉动内需,促进旅游业发展,但人山人海的景观已经让很多人感到恐惧——去景区怕被人踩,吃饭怕被人宰。对于旅游业从业者而言,假期的过于固定和集中,也使得他们的接待能力很有限。无论是客栈、景区还是航空公司,都无法面对突然扎堆的客人,涨价被人骂,不涨价又会错过不可多得的营业时间。即便真的不出远门,打工人也会有一种“休闲的压力”,因为小长假过于稀缺,不把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誓不罢休,于是节前铆足劲加班,放假的时候通宵达旦地浪。这最终只会导致一种结果:当假期结束回到工位上,绝大部分的打工人都低效产出,高效摸鱼,调休日变成官方指定躺平日。特别是跨省回家的打工人,路途遥远,前后都得耗一天在路上,掐头去尾后,不仅家里的板凳没坐热,风尘仆仆归来也魂不守舍。集中放假,集中上班,无论哪一种都极累,所以后来上班族只要看到需要补班的周末,就失去放假的欲望了。
02
双休日的演变,
也是打工人命运的演变
当代人常常对被“偷走”的双休感到愤懑,但这种习以为常的“5天工作、2天休息”工作制也非自古有之,而是劳动人民逐步争取而来的。
美国教授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在《等待周末:双休日的起源与意义》一书中追溯了这种工作节奏的缘由。最初,“周末”一词出自英国杂志《注记与疑问》,意指“如果一个人在星期六下午结束一周工作后离开家里,跟朋友把星期六傍晚和星期日消磨在他方,他就会被称为在某某地方度周末”。英国人的这个新发明贯彻了整个18世纪,星期日则是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尽管宗教改革和后来的清教徒把这一天改为圣日,但很多英国人对禁止在安息日嬉闹的规定不加理会,反而觉得周日就应该喝酒、赌博和享受人生,意识到休闲的重要性。后来,美国工人进一步争取“周六半天工作制”,美国一般产业工会也努力争取较短工时,这个运动肇始于南北战争之后的19 世纪60 年代,口号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随心所欲”。“短周六”最先的鼓吹者是印刷排版工会,代表的是从事印刷和书报业的工人,因为报业的性质不需要太长的工时。这种习俗迅速得到蔓延,越来越多公司相继效仿,多放的半天假也让歌舞杂耍剧场、马戏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得到迅速成长。然而,从周六半天制转为一整天假期的过程并不容易,在英国就经过了60年。相对而言,美国的变化更快一些,最早和最受瞩目的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1914年,他把汽车厂的工时从9小时减为8小时,到了1926年又宣布星期六不上班。福特的理由也相当有前瞻性,因为他认为增加工人的休息时间可以促进消费,当中也包括买汽车和开汽车去旅行的消费。他的大胆变革在当时受到了全美工业协会和制造业协会的激烈批评,但随着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缩短工时被认为可以缓和高失业率,人们开始对周休二日的制度习以为常,“周末”的观念才逐渐被传播开来。可见,双休日的演变,也是打工人命运的演变,每一步都来之不易。只是当时的变革者一定没想到,在许多年后的今天,双休日会像砖块一样,被以“调休”的名义随意挪动和堆砌,给打工族造成另一种困扰和悲哀。
很多时候,调休是为了补上固定的“五天工作量”。但假如不填满这个工时,我们的工作就真的干不完了吗?
一些新颖的工作实验似乎正在否定这一点。早在2015—2019年期间,冰岛就进行了一项试验,招募了2500名不同领域的员工,让他们每周工作时数由40小时减少至35—36小时,且工资不发生变化。 实验结果发现,这些员工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在好转,也较少对职业感到倦怠。去年6月至12月,英国也开展了“每周工作4天”实验,参与企业达60多家,参与员工合计2900人。结果显示,员工缺勤率从每月2天下降到0.7天,离职率下降了57%。最终,有56家决定延长四天工作模式,而其中18家公司已经决定永久采用四天工作制。比利时在2022年年底也赢得了选择四天工作制的权利,该国首相希望这一变化有助于为比利时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提供活力。国内的一些公司也加入了探索的队列。去年3月,携程宣布正式推行“3+2”远程办公模式,允许员工周三、周五远程办公,覆盖集团3万名员工,最重要的是不做薪资调整。乐视也紧跟其后,在今年元旦刚过的第一个工作日,乐视就宣布推行“四天半工作制”,每周三弹性工作半天。这一个小小的喘息空间,或许就能极大提升打工人的幸福感,因为工作日像是被分成了两半,周二就开始有放假的心态。诚然,减少工时或远程办公不会适用于所有企业,对于自制力差的员工更是灾难,但这种尝试的确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如果工作一定意味着被剥削,意味着要成为螺丝钉后备军,那用更少的工作时长完成同等的工作,余下的时间享受作为人的自由,也不过分吧。无论是工时增减还是调休的矛盾,最终关系到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的博弈。但即便企业再怎么想把工作时间延长,没有人真的可以成为永动机,工作时间一旦超过负荷,再有意义的工作也会变成狗屁工作。最关键的是,生产力的进步,最终还是要靠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华和技能,而不是靠日复一日的工作,正如大卫·格雷柏所言:时间不该是拿来度量工作的准绳,因为工作就是度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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