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人类学专题之一】陈纪 | 虚拟民族志：对象、范围、路径及其实践应用

内容提要：虚拟民族志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着重于诠释由互联网技术而塑造的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形态。当前，针对虚拟民族志整体性研究缺乏及其存在的交叉重复现象，很有必要对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予以系统地把握和清晰地认知。鉴于此，本文在学术界关于虚拟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和剖析这一质性研究方法的聚焦对象、范围界定、路径选择、实践应用等问题，并力图指出它的未来发展走向。

关键词：互联网  虚拟民族志  研究方法

作者：陈纪，副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350；南日，韩国中央大学一般大学院行政学2015级博士生，韩国首尔，156756）

互联网作为增进人们信息传递和沟通交流的技术手段，正在为人类塑造着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网络单纯地可以理解为工具，场所和存在方式，但是它却又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特别的且具有研究价值的领域[1]。以微观研究著称的民族志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去描述和解释宏观视角无法触及的生活事实。互联网所构筑的虚拟网站、博客等各种形态的社会化活动空间，让民族志研究者对这些虚拟田野产生浓厚的兴趣[2]。运用民族志这一质性研究方法探究网络事项及其社会文化价值，由此产生了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这一新的质性研究方法。它与民族志、传记、自传、生活史等人类学的叙事方法有着较大的差异，着重于诠释由互联网技术而塑造的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形态。

目前，西方学者针对虚拟民族志的含义、特征、研究对象、实际运用、田野边界、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3]，但在整体性研究上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内学者关于虚拟民族志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停留在对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发展脉络的介绍及其简单运用上[4]，并认为应当以非物理意义的场景作为它的田野边界，应当以线下与线上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和沉浸式的参与来解决其操作方法面临的困境[5]。这些学术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和有益的借鉴。然而，关于虚拟民族志研究大多是针对它的单个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而对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尚缺乏系统地把握，且存在着一定的交叉重复现象。鉴于此，本文在学术界关于虚拟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和剖析这一质性研究方法的聚焦对象、范围界定、路径选择、实践应用等主要问题，并力图指出它的未来发展走向。

一、身份与场域：虚拟民族志的聚焦对象

随着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民族志学者逐渐意识到研究虚拟田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价值。初期，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和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对用户的网络交流行为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所提出的网络身份和虚拟社区对后来的虚拟民族志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霍华德·莱茵戈德可称作是研究由网络技术而形成的网络空间的先驱者，他在自己的专著中详细地介绍了虚拟网络社区里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谈论、争吵、政治组织、坠入爱河、欺骗等行为[6]。与此同时，他还讲述了一个关于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得到网络社会群体支持的故事，事实证明虚拟空间的多维互动关系和线下真实世界的日常生活并不完全等同。雪莉·特克认为，人类使用电脑后，在互联网时代应当重新评估人们自己的身份[7]。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虚拟民族志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网络身份和虚拟社区。那么，时至今日，虚拟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一是具有多样性、虚假性特征的网络身份。大部分用户使用网络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展示多样性的自我。史蒂芬·琼斯（Steven Jones）从传播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视角证明网络身份作为一种网络结构空间的多样性[8]。与日常生活相比较，社会个体的身份表演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更加容易进行。网络用户可以在社区、论坛、贴吧、MSN、自媒体等不同的网络交流平台中随时进行身份的切换。这种多样性的自我呈现了社会个体在思想、观点、行为等方面具有多面性，同时也暴露了人性的复杂化和主体性的多元化。

网络身份一般情况下使用虚假的身份进行展示和表演，与日常生活真实身份所承担的角色身份及其角色行为差异较大。例如，网民可以“无所顾忌”地言及个人隐私，呈现为一种别样的社会文化图景。艾米·布鲁克曼（Amy Bruckman）在研究取名为“身份演示”（Identity workshop）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时，发现多数使用者在交流中自由地暴露了性别、性取向、性格等个人隐私[9]。并且，虚假的网络身份易导致网民信息发布具有随意性，让研究者对自 27 43203 27 11866 0 0 6108 0 0:00:07 0:00:01 0:00:06 6107身与参与者之间及不同参与者之间进行交流的文本信息的真假难以辨识。这些不仅是虚拟民族志研究的重点，同时也为虚拟民族志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就是说，多样性、虚假性特征的网络身份及由其产生的网络文本的真实性问题，应成为虚拟民族志关注的一种对象。

二是在“人”与“机”之间形成的书写性场域。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网络文本作为书写者与计算机之间进行“对话”的结果，它实质上就是在“人”与“机”之间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书写性场域。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社会小世界作为场域的形象化表达形式，是自身具有逻辑性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空间[10]。这种场域主要体现为在“人”这一主体与计算机这一客体之间存在着所谓的“书写”关系。书写者能够将自己的想法和意图以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符号的形式呈现于计算机这一客观载体之中。可见，正是由这些符号筑成了网络交流平台，且这些符号的书写主体就是像网络社区、论坛、贴吧等网络交流平台的制作者或版主等。

从信息上看，这种书写性场域就是以各种符号形式而生成的一种网络文本。并且，这种网络文本暗含着制作者或版主的某种想法和意图，而这种想法和意图往往又与那些书写者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有关。进而言之，若在研究中忽略了书写者的真实想法和意图，将难以了解这种网络文本背后的真正意境。所以说，由这种书写性场域而呈现的网络文本及其相关的现实意境，都应当被纳入虚拟民族志关注的对象。正如彼得·波洛克（Peter  Kollock）指出的那样，网络环境设计者所设计的网络文本与其背后的意图是密不可分的[11]。

三是参与者之间形成的互动性场域。如果说由书写性场域所产生的网络文本及其相关的现实意境是虚拟民族志关注的一种重要对象，那么在网络交流平台（它是由所谓的书写者所创作的）中参与者之间所形成的互动性场域，也应当是虚拟民族志需要关注的一种研究对象。这种网络交流平台主要包括社区、论坛、贴吧、MSN、自媒体等。斯塔尔·希尔兹（Hiltz Starr）首次使用了网络社区(onlinecommunity)概念，并研究在这种网络交流平台中人们进行对话或者讨论商业行为、情报交换、情感交流、企划、交朋友、寻求伴侣、玩游戏等活动[12]。后来学者们提出的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y)与网络社区基本相似，它同样是指在虚拟网络空间内，参与者感受和经历与其他网络使用者的直接的、情感的关系，形成一种公开自由讨论的网络社会[13]。随着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网络交流平台这种新形式的出现，参与者既可以成为信息的采集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且在参与者之间形成了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

可见，这种互动性场域是指由参与者之间就某些网络事项而产生的多维互动的关系空间，体现了参与者的主体性及彼此间的交互性。有研究者对现实生活空间的线下社区和假想虚拟社区的特征、差异进行研究，并指出新的社会关系在虚拟情境中逐渐形成[14]，在线社交网络不仅可以构建用户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更加复杂，意图更加难以捉摸[15]。互动性场域与传统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不同，并不像研究家庭、社区、街道那样是具有实体意义的关系空间，而是一种虚拟的但又客观存在的关系空间。从研究对象上看，在互动性场域中由参与者的多维互动关系而形成的网络文本，应当是虚拟民族志的一种聚焦对象。并且，参与者进行这种多维互动背后的真实想法和意图，同样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有关。所以说，由这种互动性场域所呈现的网络文本及其相关的现实意境也是虚拟民族志关注的一种研究对象。

二、网络文化与田野边界：虚拟民族志的范围界定

虚拟民族志的研究目的是探讨由一定的网络文本及其现实意境所反映或内含的某种网络社会文化现象。初期，以民族志方法研究网络社会文化现象的代表性人物有伊丽莎白·里德（Elizabeth Reid），南茜·拜恩（Nancy Baym）和谢莉·科雷尔（Shelley Correll）等。伊丽莎白·里德强调，研究者在研究网络社区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社区独特的文化环境因素，更需要对研究对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进行关注。谢莉·科雷尔通过观察线上女同性恋贴吧，并且以电话和邮件的形式联系贴吧用户，发现四种不同类型的用户，即“新手”、“潜水者”、“基督徒”和“常客”等，不仅如此，她发现不同类型的女同性恋贴吧用户受到现实世界的影响并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身份。他们都主张以网络词汇和网络文本探讨网络环境中存在的共有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并认为探讨这种网络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这种全新的社会文化形态予以极大的关注，并围绕网络社会文化展开了众多的学术研究。1999年史蒂芬·琼斯的《网络研究》（Doing Internet Research）出版，是20世纪虚拟民族志研究史上的一件盛事。在这本书中，史蒂芬·琼斯研究了网络空间中发生的最原始的反馈资料，重在关注网络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相关的现实意境问题，并分析在网络交流平台中这些网络文本资料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2000年克里斯汀·海因（Christine Hine）的《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系统地阐述互联网产生的重要性及其所关注的网络文化，探讨虚拟民族志研究是否应当借助于现实意义上社会文化的解释，着重指出一种研究网络社会文化和虚拟世界的方法论原则。克里斯·曼恩（Chris Mann）和菲奥娜·斯图尔特（Fiona Stewart）的《网络沟通和定性研究》(Internet Communicationand Qualitative Research)，开创性地介绍了网络数据源[16]，以及对互联网数据涉及的社会文化及分析方法、研究价值、虚拟世界的伦理探讨等，值得每一个虚拟民族志研究者借鉴。

在网络交流平台中，无论是人机之间的书写关系还是参与者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由这些场域所反映的网络社会文化现象与现实生活的社会文化现象并不相同。并且，以社区、论坛、贴吧、MSN、自媒体等网络交流平台实现信息获取、人际沟通、意见表达、学习娱乐等，已经成为现代人一种重要的社会生活方式。与其说互联网是分离的假想世界，倒不如说它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一部分[17]。由这种生活方式所生成的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存在形态。它的快速发展也在不断地丰富着人类的文化生活，且构成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交流平台的增多及互动性关系场域所涉及的网络事项越来越多，虚拟民族志的研究者们开始思考它的研究范围问题。例如，2010年罗伯特·科茨耐特（Robert Kozinets）的《网络志：在线民族志研究》(Netnography：Do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line)总结了虚拟网络文化的研究规律，指出在线社区的研究范围[18]。他调查了关于在线文化和虚拟社区的最新研究成果，发现博客，微博，社交网站，播客等虚拟世界的新元素和突发事件也是虚拟网络的研究重点。就是说，网络平台和网络事项的增多及由此所反映的网络文化变得丰富多样，或者说网络文化所涉及的具体内容的开放性，使学者们逐步意识到虚拟民族志研究范围是无边界的。

并且，虚拟民族志的研究范围已经从单纯的虚拟田野逐步延伸到网络之外的现实生活领域，即把网上的虚拟世界与网下的真实世界统一纳入到它的研究范围之中。如果仅仅对由多维互动关系而形成的文字、语言、声音、图像、视频等网络文本自身进行研究，那么虚拟民族志与一般性的二手资料分析或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就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传统民族志是研究一定地理边界内某种群体的社会文化形态，由于这种地理边界具有实体性，所以它的研究范围是相对确定的。与之相比，虚拟民族志难以确定网络空间这种“地理边界”，即在以互联网为技术媒介的网络空间获得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网络交流平台及其网络事项层出不穷、不断涌现，所以说它在研究范围上实际上是无边界的。

目前，仍有一些虚拟民族志的研究者对界定它的研究范围进行着孜孜不倦地追求，以期勾画出这种网络空间的边界及其研究的完整性。从上述分析可知，这种研究范围的无边界性实质上是源于网络交流平台及其网络事项的开放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网络文本在解释方向上向现实世界的延伸。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如果虚拟民族志在研究范围上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类型的网络交流平台，或不局限于某一种互动性场域所涉及的网络事项，而是在快速发展的网络空间中努力关注新的交流平台及其新的网络事项，并且在解释上把网络文本与版主或与参与者的真实意图实现关联，那么也就没有必要为其勾画一个并没有实质意义的研究边界。就是说，虚拟民族志应当重在追求研究内容上的新发现或创新，没有必要去界定一个涵盖所有研究内容的研究范围。

三、多种方式并用：虚拟民族志的路径选择

在虚拟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认为继承和创新传统民族志的一些方法，可以用来研究网络社区及其它的网络交流平台。初期，安妮特·马卡姆（AnnetteMarkham）利用民族志研究方法，通过将自己沉浸在网络世界中，了解赛博空间对用户带来的影响，并研究互联网用户之间的沟通方式[19]。南茜·拜恩系统地对互联网中肥皂剧的粉丝群体进行民族志研究[20]。她讲述了当面交流和非当面交流虽然在表述特征上不同，但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实质上是一样的，进而认为网络虚拟田野也可以像现实社区那样，采用传统民族志的方法进行研究。

目前，关于虚拟民族志的研究主要是继承了传统民族志研究中的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但是，与传统民族志相比，虚拟民族志的路径选择需要着重考虑三个问题：一是网络文本的真实性。由于网络的特殊性，虚拟民族志无法像传统民族志那样进行面对面地沟通和交流。在网络交流平台中研究者与那些具有多样性和虚假性网络身份的参与者之间进行的交流，或者参与者之间的交流，由此所获得的文本信息因彼此间的时空隔离，导致这种网络文本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确定。通过网络交流平台进行的参与观察，其结果会与现实中面对面的深度访谈存在差异，克里斯汀·海因把这种差异称为访谈悖论（interview paradox）[21]。就是说，这种间接性的交流易使研究者获得的网络文本信息可能是不真实的或是有失偏颇的。另外，有些时候研究者在暴露了研究者身份的时候，被研究者或者回避研究者所谈及的问题，或者对所问及的问题敷衍了事，不认真回答，甚至可能提供一些虚假的或错误的文字信息。

二是网络文本的完整性。网络空间不仅是社区用户间通讯联络媒介，更是充满了想象力和实质性谈话的场所[22]。在网络交流平台中，参与者之间的多维度互动关系及其间牵扯的多个具体的网络事项，由此所形成的网络文本是十分复杂的。另外，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多数情况下是通过文字表述进行交流的，这将无法感知诸如语调、手势、面部表情等具有多层意义的非文字性要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研究者获得完整的网络文本信息。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虚拟民族志把现实生活中地理空间上分散的个体通过网络画面实现了特别假想空间上的共存”[23]，而“复杂、分散的网络共同体，多样化的文化生存形态，加大了对其进行研究的难度”[24]。如果研究者仅仅通过一般性地或走马观花式地参与观察和访谈，是无法完整地获得蕴含多种信息的网络文本，进而难以全面地了解由其所反映的某种网络社会文化的特点和规律。

三是网络文本的现实意境。无论是由书写性场域所形成的网络文本的现实意境，还是由互动性场域所形成的网络文本的现实意境，都应当是虚拟民族志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一般情况下，网络文本自身更多是以各种符号形成的一种表面性的表述，而所谓的现实意境更多地与书写者和参与者的真实想法和意图有关。这两个方面对虚拟民族志研究某种网络社会文化同等重要。初期的虚拟民族志的研究主要围绕网络文本进行分析[25]，通过分析网络论坛和社区的网络交流，分析虚拟网络共同体内的观察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作用[26]。但是，虚拟民族志研究者若仅仅研究网络文本的本身，那么就失去了对参与者作为现实个体的考量，毕竟网络社会文化形态是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共同塑造的产物。克里佛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指出，“文化即意义之网”，他不仅“追求的是阐述表面上不可思议的社会表达方式，也在努力探求网络文本背后的现实表达” [27]。

自从克里斯汀·海因研究网络社区而使用了虚拟民族志这一概念以后，学术界开始关注虚拟民族志这一质性研究方法的实现路径。她提供了以延续传统民族志的方法探讨虚拟田野，但同时也指出对这种新的社交互动媒介的路径需要不断研究，虽然它有时候会成为道德的雷区和研究者的噩梦[28]。罗伯特·科茨耐特则是通过具体事例指出传统民族志的方法适合于虚拟民族志的操作步骤。国内学者也提出虚拟民族志应重新思考传统民族志并与之保持对话[29]，以“浸染”方法贴近研究内容的“整体性”[30]，力图证明传统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正当性。

总体上看，虚拟民族志主要是借鉴了传统民族志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这两种研究方法。笔者认为，虚拟民族志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既需要继承传统民族志的一些研究方法，但同时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也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结合国内外学者关于虚拟民族志的实现路径，并基于上述提及的需要考虑的三个问题，笔者认为在实现路径上应当有以下三种具体的研究方式，且并存于虚拟民族志的研究之中[31]。

第一，体验式的观察和访谈。传统民族志因面对面的观察和访谈，一般情况下能够辨识在交流过程中所谈及内容的真假。这种以网络为媒介手段的沟通方式，与现实生活中面对面沟通的相互作用比较起来具有高度隐秘性的特点[32]。而多样性、虚假性的网路身份所带来的网络文本真实性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以及被研究者之间以各种符号形式进行的交流之中。虚拟民族志应当通过这种体验式的观察与访谈，对被研究者因多样性、虚假性的网络身份而在彼此交流之中所谈及的文本信息进行深入地感知和领悟，进而对之真假进行评判。另外，罗伯特·科茨耐特主张不仅要注意沟通交流的文本内容，同时也不能疏忽网络社区中的表情符号、背景颜色和字体等视觉和影像资料，后者常常有助于研究者对前者的信息进行预判[33]。就是说，研究者还可以通过网路交流平台所提供的各种非交流性的符号信息，并凭借自身积累的调研经验和生活常识对这种交流性的网络文本信息进行推理和判断，以努力确保它的真实性。

第二，融入式的观察和访谈。传统民族志研究者在参与观察和访谈时通常是对被研究者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目的的，而虚拟民族志研究者一般情况下则是无须告知被研究者的身份和目的。如果在参与观察中研究者公开身份，由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时空隔离或被研究者的高度敏感，容易导致研究者参与观察和访谈的无法进行或中断。所以，在多数情况下虚拟民族志研究者不需要公开自身的研究者的身份。在此条件下，采用融入式的观察和访谈对保证网络文本的真实性，尤其是获得网络文本的完整信息，往往比传统民族志更加有效。

在网络交流平台中，虚拟民族志研究者以融入式的观察和访谈获取网络文本信息，即了解多维互动关系和多个网络事项，意味着是以“局内人”的身份而进行的观察和访谈。史蒂芬·琼斯认为，“局内人”为那些物理上存在距离但又需要共存空间的观察者与用户之间提供了一条路径[34]。虚拟民族志研究者通过选择性加入网络论坛版面，与信息提供者建立相互作用关系，以网络为交流媒介，详细记录研究过程[35]。为了与被研究者建立起这种局内人的关系，研究者应当更倾向于在网络交流平台中进行各种符号形式的展示或表露，进而保证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料和信息。观察者为了形成特有的亲密关系，更倾向于在网络的沟通中进行自我表露[36]。而正是通过这种局内人融入到交流群体之中，“可以感觉到来自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所形成网络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37]，这显然有助于帮助研究者全面地了解网络交流平台中所反映的某种网络文化。雪莉·特克认为，在互联网时代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研究者的身份，以新的思维方式融入到整个进程之中，而不应受制于年龄、性别、喜好的牵绊。她在著作中描述了人工智能的特性以及自身对虚拟环境的融入式体验，并阐释虚拟民族志研究者在研究网络文化时应当实现传统观察者的身份转变。网络交流中研究者并不能完整体现参与者的目光、面部表情等非言语行为，因此网络访谈更需要主动地融入其中[38]。就是说，这种融入式的观察和访谈还能够保证研究者获取一些非交流性要素的信息，从而保证网络文本信息的完整性。

第三，线上与线下结合式的观察与访谈。无论是网络平台的制作者或版主所书写的网络文本，还是网络交流平台中参与者之间互动所生成的网络文本，一般情况下都让研究者难以深入了解书写者或参与者背后的真正动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研究者若能够与被研究者进行线下的观察和访谈，对于了解与网络文本相关的社会生活场景和文化生活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艾米·布鲁克曼强调依赖于以往的研究经验，网络访谈存在无法克服的问题，有必要通过电话访谈和线下面对面交流等形式进行补充[39]。研究者若能够把虚拟的网络文本与其相关的现实情境实现紧密关联，这既能克服对网络文本认知的片面性，也能深入地掌握网络文本背后的现实意境。网络空间的虚拟田野资料为了克服可信度、确切性等问题，需要统合分析线上和线下得到的研究资料[40]，这种统合的分析方法也印证了克里佛德·格尔兹所谈及的迈向现实文化的解读理论。可见，线上与线下结合式的观察和访谈这种具体的研究方式，不仅丰富了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且对研究者深入地诠释某种网络文化也是十分重要的。

四、操作要求：虚拟民族志的实践应用

虚拟民族志在实践应用中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操作要求。但是，由于虚拟田野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它在操作要求上与传统民族志并不完全相同。笔者结合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实践应用经验，并依据上述聚焦对象、范围界定、路径选择的分析，力图梳理并评述虚拟民族志这种质性研究方法的一般性操作要求。

首先，选择的研究主题是否是为了揭示某类网络文本所反映的某种网络社会文化。面对名目繁多的网络交流平台及其大量的网络事项，虚拟民族志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主题应当是通过一定的网络文本揭示其所反映的某种社会文化。研究者能够用几个简练的单词描述研究主题，意在利用这一研究主题探讨虚拟空间的网络社会文化[41]。像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同样也会关注某类网络交流平台及其内含的多维互动关系，但是它们的研究重点或研究目的并不是探讨网络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价值。约翰·克瑞斯威尔（John Creswell）认为必须明确研究的中心和概念，具有社会文化价值的主题对研究者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42]。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开始研究之前，不仅需要思考某种网络事项是否具有社会文化价值，而且在研究目的上也是为了揭示网络文本所反映的网络社会文化。

其次，在某一次研究中虚拟田野的范围是否能够被确定下来。从总体上看，虚拟田野作为虚拟民族志的研究范围，其边界是开放的。但是，在选择了一个特定的研究主题之后，它所对应的虚拟田野的范围应当是确定的。否则，研究者就无法确定相应的网络交流平台及内含于其中的网络文本。就是说，针对某一研究主题的虚拟民族志研究，界定其虚拟田野范围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收集与之相关的网络文本信息。另外，有些网络交流平台，如某些网络社区、论坛、贴吧等要求研究者必须通过注册，才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会员，并且有些网络交流平台有着较为严格的注册条件及会员等级要求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虚拟田野可以选择的范围，所以需要研究者在研究之前就应当予以认真考虑的问题。

再次，网络文本及其相关的现实意境是否具有可得性。即使研究者有资格进行网络交流平台，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完整地获得网络文本及其现实意境的信息资料。如前所述，大多数网络文本的完整获得需要研究者进行体验式和融入式的观察和访谈，而与之相关的现实意境的获得则需要线上与线下结合式的观察与访谈。在这些观察和访谈中，网络文本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关键在于研究者能否与被研究者之间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关系。但是，正如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所言：“这种‘脆弱的商品’——信任关系在网络匿名的环境中更容易破裂，修复难度更高”[43]。而获取与之相关的现实意境的信息则需要与被研究者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接触，此点一般是很难做到的。网络文本及其相关的现实意境是虚拟民族志的重要研究内容，这些内容的可得性与否直接决定着研究目的能否最终得以实现。

最后，所收集的资料是否能够反映某种网络社会文化。由上述分析可知，虚拟民族志所选择的研究主题应当是为了揭示某种网络社会文化，而在实际研究中所收集的信息资料则能够相应地揭示或反映某种网络社会文化。一般情况下，网络文本及其相关的现实意境的信息资料主要是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克里斯汀·海因认为照片的选择、排序、背景等内容都是虚拟民族志研究资料的重要的组成部分[44]。一种网络社会文化与它所对应的最基础事情往往是一致的[45]。所以，在对这些信息资料进行归类、排序和编码中，需要明确和分析哪些能够确切地反映某种网络社会文化，并剔除那些与网络文化明显无关的信息资料。同时，网络文本、与其相关的现实意境，以及它们所反映的某种网络社会文化则构成了虚拟民族志研究报告的重要内容。

     五、结语

随着互联网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人类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存在形态。虚拟民族志作为分析网络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基于网络交流平台而发生的各种网络事项，而且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网上虚拟空间与网下的现实世界有机地结合起来。然而，正如有研究者所言，虚拟田野的实践路径及操作过程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面临的相关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探讨[46]。笔者在上述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指出虚拟民族志这一质性研究方法未来的发展走向。

第一，虚拟田野的开放性将继续为虚拟民族志提供新的研究土壤。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是网络交流平台日趋多元化，且其间所蕴含的网络事项也日趋多样化，由此形成的网络文本及其社会文化将越来越丰富多彩。这虽然在总体上看似虚拟田野具有无边界性，但是也意味着虚拟民族志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某一种网络交流平台或某一种网络事项上，所以从此点上讲，这种开放性反而能够为其不断地提供着新的研究土壤。从近20年的发展历程看，赛博民族志（cyber anthropology）、万维网民族志（webnography）、数字民族志（digital ethnography）、网络志（netnography）等正是新的网络交流平台及其网络事项的不断地涌现而产生的种种新的民族志研究，说明学者们所关注的网络社会文化的种类也在不断地增多。所以说，学术界对不断涌现的网络交流平台及其网络事项进行“跟踪式”的研究，将是虚拟民族志在研究内容上的一种发展趋势。

第二，创新传统民族志的方法及开放性的平台建设将扩宽虚拟民族志的实现路径。由上述分析可看出，体验式、融入式、线上与线下结合式的观察和访谈就是对传统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一种创新。事实上，创新传统民族志的其他研究方法对解决网络文本的真实性、完整性、现实性问题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例如，在保持空间隔离的情况下，电子邮件的反复交流与沟通所产生的情感交流，有助于帮助研究者从被研究者那里获得具有隐秘性的文本信息。电子邮件交流是网络资料收集的一种实现路径，这种反复的一对一邮件沟通方式保证了沟通效率和文字表达精确性，会因为研究者的持续性关注而敞开心扉[47]。同时，运用新的网络技术所创建的具有开放性的网络交流平台，同样也能够为研究者解决网络文本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及其现实意境等问题扩宽了路径。例如，Fancebook、Twitter、人人网、新浪微博等采用P2P技术的社交网(SNS)降低了虚拟账号背后用户身份的识别难度。安德里亚·赫梅兹伯格（Andrea Hemetsberger）和克利斯蒂安·莱茵哈特（Christian Reinhardt）的研究表明，网络用户通过使用技术和建构话语实践，创新网络社区建设有助于了解用户身份及其意图的目的[48]。

第三，逐步把定量分析方法纳入到虚拟民族志的信息资料分析之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大量普及和网络用户的快速增加，有些研究主题可能涉及到大规模的参与人群及大量的网络文本信息。针对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所呈现的大数据趋势，需要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所收集到的信息资料。例如，有研究者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不同国家的网络消费者所能够使用的音乐技术资源的分配状况，以及消费者对互联网上未经授权的免费数字音乐的认知度[49]。他们分两个阶段进行了研究。第一阶段收集了从2000年到2003年来自于9个国家的网络消费者的样本，第二阶段则是在2004年利用虚拟民族志这种研究方法分析了网络消费者的文化特征。第一阶段揭示了不同国家的网络消费者所能够使用的网络音乐技术资源具有很大的差距，第二阶段的研究表明全球消费者的文化价值观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在这一研究中由于样本数量较大，需要借助于定量分析方法才能完整地分析样本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就是说，在虚拟民族志研究中逐步吸纳定量分析方法，将来也应当是这种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信息资料时的一种路径选择。

VirtualEthnography:Object,Scope, Path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Chen Ji  NanRi

Abstract: As a kind of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virtual ethnography focus on interpretation of anew social culture pattern which is formed by Internet technology. Atpresent, because of lack of comprehensive study of virtual ethnography and its cross-repeatedstudy,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systematically grasp and clearly recognize themain issues involved. In view of this, based on relevant research of virtualethnography, the author further clarify and analyse object, scope, pathselection and its practial application of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pointed out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it.

Key Words: Internet; Virtualethnography; Researc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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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kham A. N., Life Online: ResearchingReal Experience in Virtual Space,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1998, p.13.

[2] Markham A. N. & Baym N. K., Internet Inquiry:Conversations about Metho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ulications, 2009, p.56.

[3] Hine C., Virtual Ethnography, London:Sage Pubulications, 2000, p.65; Jones S., Doing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London: Sage Pubulications , 1999, p.57; Correll, S., The Ethnography of anElectronic B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Ethnography, 1995, vol.24, no.3, pp.270-298;Cerulo, K. A., ReframingSociological Concepts for a Bave New(Virtual) World, Sociological Inquiry, 1997, vol.67, no.1, pp.48-58.

[4] 朱凌飞、孙信茹:《走进“虚拟田野”——互联网与民族志调查》,载《社会》,2004年第9期;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高崇、李敏:《虚拟民族志在传播研究中的运用》,载《青年记者》, 2015年第1 期（中）；胡迪雅:《在线民族志：中国教育人类学的新方向》,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5年第7期; 高崇、杨伯溆:《地缘情感型信任的冲动、消退及转向——基于“SZ人在北京”QQ群组的虚拟民族志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期。

[5] 张娜:《虚拟民族志方法在中国的实践与反思》,载《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江飞:《场景研究:虚拟民族志的逻辑起点》,载《学海》,2017年第2期。

[6] Rheingold H., 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93,p.328.

[7] Turkle S.,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p.165.

[8] Jones S., Virtual Culture: Identity &Communication in Cyber Society, London: Sage Pubulications, 1997, p.38.

[9]Bruckman A., Identity Workshop: Emergent Socialand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in Text-based Virtual Reality, Unpublished Manuscript,1992, p.9.

[10]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11] Kollock P.,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 eds., Design Principles for Online Communities, IEEE Virtual RealityAnnual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March, 1997Albuqueerque; NM), 1997, p.152.

[12] Hiltz S. R., Online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of the Office of the Future,Norwood, NJ: Ablex, 1984, p.135.

[13] Rheingold H., 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p.328.

[14] Smith M. & Kollock P., eds., Communitiesin Cyberspace, London: Routledge, 1999. p.89.

[15] Wellman B., Salaff J., Dimitrova D., Garton L., Gulia M., Haythornthwaite C., “ComputerNetworks as Social Networks: Collaborative Work, Telework, and Virtual Community”, AnnualReview of Sociology, vol.22, no.1, 1996,pp.213-238.

[16] Mann C. & Stewart F., InternetCommunication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362-363.

[17] Carter D., “Living in Virtual Communities: an Ethnography of HumanRelationships in Cyberspac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vol.8, no2, 2005; Miller D. &Slater D.,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Approach, New York: Berg, 2000, p.37.

[18] Kozinets R. V., Netnography: Doing EthnographicResearch Online, London: Sage Pubulications, 2010, p.146.

[19] Markham A. N., Life Online: Researching RealExperience in Virtual Space, p.13.

[20] Baym N. K., Tune in, Log on: Soaps, Fandom,and Online Commun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ulications, 1999, p.189.

[21] Hine C., Virtual Ethnography, p.78.

[22] Borsook P., “The Memories of a Token: An Aging Berkeley Feminist Examines Wired,”in Chemey L. & Weise E. R., eds., WiredWomen: Gender and New Realities in Cyberspace, Seattle: Seal Press, 1996,p.24.

[23] Miller D. & Slater D., The Internet: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p.37.

[24] Jones S.,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London: Sage Pubulications, 1999, p.57.

[25] Herring S., “Linguistic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ome Ethical and Scholarly Considerations”, TheInformation Society, vol.12, no.2, 1996, pp.153-168.

[26] Sharf B. J., “Beyond Netiquette: The Ethics of Doing Naturalistic Discourse Researchon the Internet,” in Jone S., eds., DoingInternet Research, London: Sage Pubulications, 1999, p.243; Kendall L., “Recontextualizing‘Cyberspac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 On-line Research,” in Jones S.,Doing Internet Research, London: SagePubulications, 1999, p.57.

[27] 蔡华:《20世纪社会科学的困惑与出路—与格尔兹<浓描述—迈向社会的解读理论>的对话》,载《民族研究》, 2015年第6期。

[28] Hine C., Virtual Methods: Issues in Social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Oxford & New York: Berg, 2005, p.63.

[29]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30] 张娜:《虚拟民族志方法在中国的实践与反思》,载《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31] 总体而言，体验式、融入式、线上与线下结合式的观察与访谈对于考量网络文本的真实性，以及保证网络文本的完整性和获得与其相关的现实意境等，都是一种有效的实现路径。为了叙述的方便，在文中论证这三种研究方式分别对解决网络文本的真实性、完整性、现实意境问题有所侧重，在此特作说明。

      [32] Rheingold H., 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p.328; Walther J. B.,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mpersonal, Interpersonal,and Hyperpersonal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23, no.1,1996, pp.3-43.

[33] Kozinets R. V., Netnography: Doing EthnographicResearch Online,p.59.

[34] Jones S., CyberSociety: 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ulications, 1995, p.10.

[35] Reid E. M., “Informed Consent in the Study of On-line Communities:A Reflection on the Effects of Computer-Mediated Social Research”, InformationSociety, vol.12, no.2, 1996, pp.169-174.

[36] McKenna K. Y. A. & Bargh J. A., “Coming Out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Identity Demarginalization through Virtual Group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5, no.3, 1998, pp.681-694.

[37] Spears R., Postmes T., Lea M., “When are Net Effects Gross Products?The Power of Influe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Power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Food Chemistry, vol.65, no.3,2002, pp.315-322.

[38] Markham A. N., “Representation in Online Ethnographies: A Matter of Context Sensitivity,”in Johns M. D., Shannon S.-L. S., & Hall G. J., eds., Online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Issues, and Ethics, New York:Peter Lang, 2004, p.141.

[39] Bruckman A., “Teaching Students to Study Online Communities Ethically”, Journal ofInformation Ethics, Fall, vol.15,no.2, 2006, pp.82-98.

[40] Orgad S., “Help Yourself The World Wide Web as a Self-help Agora,”in Gauntlett D. & Horsley R., eds., WebStudies: Rewiring Media Studies for the Digital Age (2nd ed.), London:Arnold, 2004, p.146-157; Sade-Beck L., “Internet Ethnography: Online and Offline”,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vol.3, no.2, 2004, pp.45-51.

[41] Nelson M. R. & Otnes C. C., “Exploring Cross-Cultural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ontext”, QualitativeSociology, vol.10, no.2, 2005,pp.45-58.

[42] Creswell J. W., Research Design: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SagePubulications, 2009, p.21.

[43] Dasgupta P., “Trust as a Commodity,” in Gambetta D., eds.,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p.49-72.

[44] HineC., Virtual Ethnography, p.78.

[45]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b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124.

[46] Bianco B. M. & Carr-Chellman A. A., “Exploring QualitativeMethodologies in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s”, Quarterly Reviewof Distance Education, vol. 3, no. 3, 2002,pp.251-260.

[47] Mann C. & Stewart F., InternetCommunication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p.362-363; HineC., Virtual Ethnography, p.78; Orgad S., “Help YourselfThe World Wide Web as a Self-help Agora,” in Gauntlett D. & Horsley R.,eds., Web Studies: Rewiring Media Studiesfor the Digital Age (2nd ed.), p.146-157.

[48] HemetsbergerA. & Reinhardt C., “Learning and Knowledge-building in Open-source Communities:A Social-experiential Approach”, Management Learning, vol.37, no.2, 2006,pp.187-214.

[49] Cohn D. Y. & Vaccaro V. L., “A study of NeutralisationTheory’s Application to Global Consumer Ethics: P2P  File-tradingof Musi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the Internet”,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Internet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vol.3, no.1, 2006,pp.68-88.

本文刊载于《世界民族》2017年第4期

本文由作者投稿发表在应用人类学之夏，感谢陈纪老师对小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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