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目录及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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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5期（总第181期）目录

本期文章提要

● 经济学 ●

1

产业政策、资源再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于良春 王雨佳）

【提要】中国政府颁布了众多产业政策进行资源再配置以促进重点产业的发展。那么，产业政策能否有效提升受扶持产业的生产效率，这是一个受到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汽车产业为例，利用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探究了汽车产业生产率的变动及各子行业间生产率的差异，并进一步利用政策偏度测度产业政策中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补贴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政府资源再配置角度对汽车产业政策绩效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汽车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会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研发补贴却对汽车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没有起到明显作用。另外，由于政府对各个子行业的资源扶持力度不同，导致了不同行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也存在明显差异。

2

环境规制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空间转移吗？——基于广东的阶段性观察（赵细康 王彦斐）

【提要】目前，中国“中心一外围”经济活动转移过程中引发的空间污染转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依据广东污染排放普查数据构建了污染密集型产业分类标准，利用2007-2014年的广东工业分区域面板数据，采用投入产出函数原理构建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影响因素计量模型。结果表明，广东污染密集型产业存在由“中心”向“外围”的空间转移现象。但是，从其规模空间变动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来看，环境规制并不是导致污染产业空间转移的主导因素，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空间转移行为与其他产业并无显著的差异。

3

污染产业转移能够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吗？——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曹翔 傅京燕）

【提要】环境压力的与日俱增使得产业转移效应理应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那么，污染产业转移究竟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为此，采用产业转移相对量指标以及粘性指标对广东省2000-2014年污染密集产业的转入和转出情况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污染产业转移对转入地、转出地及全省的环境经济综合效应。结果发现：（1）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无法兼顾转入地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却可以兼顾转出地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2）工业二氧化硫和烟尘重污染行业在各地级市的转移无法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但工业废水重污染行业在各地市的转移可以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3）工业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呈现“倒Ｎ型关系”，并且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抑制环境污染。

4

产业转移、环境规制与污染集聚：基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变动的分析（姚从容）

【提要】环境污染伴随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呈现显著的区域特征，从产业转移的空间梯度看，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正在由经济发达地区梯次转移至欠发达、不发达地区，由东南沿海地区向中部、东北和西北地区转移；与轻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相比，重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更高。污染密集产业呈现空间梯度转移，不仅依赖于产业链的空间演化规律，而且与迁入地市场发育程度和制度环境有关。2003-2013年，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主要转入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安徽、陕西和广西，而同期环境污染状况加剧地区集中在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宁夏、安徽和河北。研究结果表明，污染产业集聚并不必然导致环境污染集聚，及加剧区域之间的环境不平等。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阶段性、不确定性和交替性，基于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集群式转移具有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

● 哲学 ●

5

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定位和历史转型（周薇）

【提要】人类文明越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与作用就越突出。新时期、新任务需要我们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定位有高度的自觉。精神文明建设在具有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手段的功用性价值的同时，更有着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和表征的目标性价值。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历史转型的取向在于：实现由单纯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向更加注重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主题转型；实现由仅仅满足人的精神文化成果享受需求向同时注重激发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的目标转型；实现由单纯地重视社会本位向更多地注重个体本位的内容转型；实现由传统的自上而下运作向更多地推进政府与社会互动合作的创建模式转型；实现由以往较多依靠单位部门推进活动向更加重视社区这一平台的组织形式的转型；实现由传统的传播形式向充分运用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载体转型；实现由传统的“填鸭式”宣传教育向“渗透式”宣传教育的方式转型。

6

互联网时代道德建设的优势与难题（吴灿新）

【提要】互联网时代给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带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性的：优势与难题同时存在。这种双重性影响，源于互联网时代的基本特征上衍生出的一系列矛盾：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矛盾、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自由性与约束性的矛盾、他律性与自律性的矛盾、简单性与复杂性的矛盾。

7

霸权的终结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兼评“中国威胁论”（杨婷 陈曙光）

【提要】国强必霸，这是西方500年来始终不变的历史旋律。然而，国强必霸并非普世的历史逻辑，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人类将开辟一条强而不霸的现代化之路。习武不是为了打人，强大不是为了称霸。“强而不霸”的选择与承诺，不是中国崛起的权宜之计，不是消解“中国威胁论”的策略考量，更不是泱泱大国的草率表态，而是基于当代中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以及现实逻辑得出的必然结论。今天，世界仍然处在霸权的阴霾之中，但霸权终结的曙光已经展露在新的地平线上。中国的崛起是终结霸权秩序的重要筹码，是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坚力量。21世纪，美欧主导的国际旧秩序必将终结，多极化将是世界秩序重建的基本方向，人类将有希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

8

返观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与秩序重建（刘秦民）

【提要】关于风险的争论已经成为西方社会讨论的主题，也是当今全球公众关注的焦点。对这一理论的出现，我们必须研究其理论背景，深刻剖析现时代所产生的社会风险的主要根源，也即风险社会产生的逻辑起点，同时探讨风险社会的未来走向，通过自反性现代化带来的机遇去避免、预防和消除自然的和人为的社会风险。

9

自然权利与现代性的开端——兼论中国现代性发展方式（刘冠珠 蒋学杰）

【提要】现代生活和现代价值的根本维度在于传统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去神圣化而转向世俗生活，政治、经济、包括科学都开始了围绕人自身的利益和幸福服务的目的。造成这一价值翻转的根源在于现代政治对自身的不同理解，本文对开辟“现代性第一次浪潮”的托马斯·霍布斯进行现代性发端的分析，说明现代政治哲学不仅明确拒斥了古代超验自然法传统，而且通过建立现代自然权利论体系，完全彰显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地位，为启蒙哲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性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内通过对现代自然权利论的重构论证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来探讨中国现代性问题，对中国现代性生成、中国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关联能够达成基本理解。

●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 ●

10

孙中山李大钊关系管窥（李吉奎）

【提要】民国元二间，尚在就学时代的李大钊，即在其撰述中对孙中山的历史作用及将临时大总统“让袁”一事有过实事求是的评论。李大钊与孙中山都极为重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续进展，李氏还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22年9月至1925年3月间，为促成国共合作，李大钊与孙中山多有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底，孙中山在日本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早在5年前，李大钊亦曾表述过对日本人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的看法，但两人观点并不一致。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撰长联挽之，表达敬意。

11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基于英国外交部档案的考察（袁哲 平田康治）

【提要】武昌起义爆发时，身在美国的孙中山并没有立刻回国，而是先前往英国寻求外交支持和资金资助。虽然孙中山通过非官方途径与英国政府有所接触，但由于英国政府早已明确了武昌起义胜利后对华政策的立场，孙中山此行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当时英国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在听取英国驻华官员的建议后确定的，通过挖掘英国外交部所藏档案，辅以已有相关成果，可以更深入地检视1911年孙中山赴英国外交活动的原因、过程及成效。

● 历史学 ●

12

官商纠葛：以1930年代广州市电力公司商办权争夺为中心（朱英 夏巨富）

【提要】清末英商创办的广州市电力公司，历经外资、官商合办到商办的过程。1932年7月9日由于各种因素被广州市政府收归市营。政府的强制接管行为，引起海内外同业、商会、社团等的广泛反对与共同声讨，并支持电力公司收回商办权。此后数年，官商之间展开以争夺电力公司举办权的博弈。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其发还商办，但是地方政府并未践行，电力公司命仍由官办。其背后涉及到民营公用事业的商办权的合法保障性问题，抑或是变动政局中如何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体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利的博弈，官商之间的隔阂，从而凸显了双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13

民国广东省县界纠纷与地方社会——以罗定、郁南两县为中心的考察（李丹）

【提要】1929年至1936年间，陈济棠主政广东省，陈欲与蒋介石中央抗衡而不断推出地方建设计划，在此建设过程中广东各县因资源利益冲突而不断引发县界纠纷，其中尤以罗定、郁南两县的纠纷为典型。两县纠纷的领域涉及公路权益、教育资源、田亩、行政管辖权等方面，前后延绵20年而未决。纠纷涉入势力庞杂，影响极大。从介入纠纷各方之鲜活互动中，亦可看出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在对县一级地方事权的控制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弱势。另外，从县界纠纷这一角度看，民国时期县及以下乡村社会中已存在诸多复杂的问题。

14

1943年宋美龄访英态度变化及原因考察（夏蓉）

【提要】抗战后期，宋美龄赴美国访问，英国政府也向她发出了访问邀请。鉴于抗战以来英国的种种表现，宋美龄对自己访英能否取得积极性的成果表示怀疑，其态度经历了拒绝访英、决定访英到取消访英的变化过程。影响宋美龄访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身体未康复、对英国政府不满、罗斯福总统不赞成等，但根本因素是宋美龄认为访英不会取得成功，英国只希望她进行礼节性的访问，并不欢迎她申明自己的观点。

15

宣统二年汪荣宝与亲贵大臣的立宪筹谋及运作（韩策）

【提要】亲贵与留学生的结合，为光宣之交一大政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一份未署名的宪法说帖，实系宣统二年五月二次国会请愿失败后，汪荣宝替善耆、毓朗的捉刀之作。说帖的要旨及诸人的持续努力，既排除协定宪法的可能，又剥夺宪政编查馆的草宪权，是十月清廷钦简大臣组织班子秘密草宪的重要动因。当国会召集年限缩短三或五年的主张两不相下时，汪荣宝提出“宣统四年说”，虽未获善耆、毓朗鼎力支持，却得到溥伦极力运作，故虽未完全实现，但在缩短国会年限上谕中实有体现。汪荣宝与亲贵的筹谋及运作，展示了留学生小臣与亲贵大臣互为作用，联手影响清廷立宪决策的过程和模式。

● 文学 ●

16

民国武侠文学与国学之关系（王立）

【提要】以国学为体，武侠文学为用，可展现国学与武侠文学的相通性。民国武侠小说家以其国学基础深厚，在将眼光投向外域时显得更有底气，显现出国学经世致用功能。国学与武侠文学分别体现了文化的雅俗分野，既与文学史上的诗文分体有关，也与时代和受众群体有关，利于互补互动。民国武侠文学众多母题套路的梳理探究，有助于部分地超越国学、传统文化的思想史宏大叙事视角的局限。国学与武侠文学对比，更易发现彼此的局限性、不足之点。从认识价值的不同获得方式看，武侠文学专题研究可以给国学以具体化的补充；从经典的载体及其媒介特点看，重国学原典“章句”而不重视武侠文学原典。了解民国“文化变迁”时代的武侠文学，是了解中国文学、传统文化的一个难得的窗口，也可顺便增强相关的国学素养，或曰相得益彰。

17

新诗的尴尬：中国文人诗歌形式演进的必然结果（周苇风）

【提要】中国诗歌形式细分起来有多种样式，但总的来说只有齐言和杂言两种形式。文人齐言诗创作历经千年，至唐代格律诗已接近发展的尽头。文人杂言诗创作自中唐词体建立，经过了宋词的繁荣和衰歇，之后是元明清时期散曲和剧曲创作的波澜起伏。新诗是文人杂言诗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延续。新诗出现之前，文人齐言诗和杂言诗的语言形式的涵量已达到了饱和点。当代诗歌深陷困境，当代诗人固然难辞其咎，但同时也是中国文人诗歌形式演进的必然结果。

18

试论隋唐文学思想的变革及文论的价值取向（陈永标）

【提要】文学思想的变革有规律可循。社会政局的变化和作家的人文心态是隋唐文学思想变革的基础。文学艺术家只有置身于社会变动的洪流中，承传和把握纯真的人文心态及心灵的契合点，才能确立正确的文学价值观，才能提高创作的实践性品格。从嬗变的角度审视隋唐文学思想演变的轨迹与特点，对当代文学创作，以及促进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理论批评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19

中国民间文学和谐论（李雄飞）

【提要】中国民间文学的书面作品呈现出形式、内容等稳定的完美和谐，纸质异文呈现出文字、图片等后续的局部和谐，口头文本呈现出声音、场景等原初的动态和谐。这三种丰富复杂的文本和谐围绕着和谐因素的综合运用与不和谐因素的多重冲突而展开，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多质性、多层次性与相对性，分别构成一个由浅至深、由表至里、由简单至复杂的逐级向上的和谐梯度，构成一个不断超越与否定不和谐、低层和谐而趋向高层和谐的辩证统一的生命历程，相互之间形成质变。其背后隐藏渗透了无数之说唱者、搜集者、整理者与编辑者的巨大心血。

● 社会学 ●

20

信息社会之变：大数据催生创意社会（谢俊贵）

【提要】人类当前所处的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社会开发出大量的信息资源，并产生了大数据，让人类逐步登上了信息社会之巅，较好地保证了人类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对信息的迫切需求。然而，在信息社会的大数据时代，信息社会的异化、矛盾和问题也开始凸显，给信息社会带来风险，造成危机。面对信息社会的危机，人类需要将自身的智力资源设法注入信息社会的大数据时代，以克服信息社会的异化，化解信息社会的矛盾，解决信息社会的问题，从而实现信息社会的变革。从这个层面来讲，大数据时代也许正是引发信息社会变革，催生创意社会形态，并使人类社会走向基于信息社会变革基础上的创意社会的社会变迁原点。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尽早做好准备，以迎接创意社会的到来。

21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养老保险第四种类型的构建——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广东省数据的分析（汤兆云）

【提要】为了解决数量庞大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国家最先是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之中。但是，由于忽视了农民工与城镇企业职工不同的质性，其实施效果非常有限，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参保率低、制度覆盖面窄和退保率居高不下等问题。对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广东省数据的分析也佐证了这一问题。因此，将农民工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类型中剥离出来，建立相对独立于城镇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和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类型，即建立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第四种类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类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

22

关系化与类型化：从“熟人社会”网络到“生人社会”网络的演化机制——对冀南宋村内外的考察（张连海）

【提要】本文通过对冀南宋村的田野调查发现，狭小的生存空间、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以及传统儒家伦理，共同维持着农村“熟人社会”网络。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批村民外出打工，从以血缘地缘基础的“熟人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进入到城市“生人社会”中。他们分别通过关系化和类型化两种途径，相应的进入到异质型社会网络和同质型社会网络中。异质型社会网络的背后是特殊主义道德伦理，而同质型社会网络的背后则是平等主义道德伦理。农民工集两种对立的道德伦理于一身，其道德呈现出多重性、模糊性特征。

23

密歇根大学全面国际化及其对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启示（李阳琇）

【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及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的加快，进入21世纪以来，全面国际化的概念及理论应运而生，被称为国际化新的范式转换。根据美国教育协会ACE关于全面国际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密歇根大学的全面国际化实践，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看，密歇根大学的课程、教师政策及实践、学生流动等三个领域的国际化程度都远远超出全美平均水平，也优于多数博士型大学，表现出全面国际化的典型特征：全面国际化已融入密歇根大学的核心使命，并从大学舞台边缘走向中心。密歇根大学案例对我国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 地方法治研究 ●

24

地方法治与地方宏观调控（史际春）

【提要】我国采行单一制下的五级政权体系，地方在其权限内，可以并且应当通过规划、产业政策、预算、地方权限内的税费调整、政府债务和投资、劳动和社会保障措施等，对本地方经济进行整体、间接的调控。法治具有地方性，鉴于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宏观调控的自由裁量、相机抉择特征，地方宏观调控是地方法治的集中体现和关键所在。问责制框架下动态的用权和控权，是地方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路径和模式所在。

25

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朱未易）

【提要】地方法治是相对于国家法治而言的一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过程和状态，地方法治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看，都是法治国家体系形成和完善的一种地方知识。地方法治有若干核心问题已由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是地方职权的法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定、地方自治的法定。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和实现路径也将对地方法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和探索成为了法治中国建设丰富、多元的样本。我国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可以从地方知识的视角、宪法法律的规定、法治中国的影响、地方治理的探索等方面予以证成。

26

论我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及其法治调控（冯辉）

【提要】地方政府竞争是超越国家政治性质、所有制性质与结构、政体和政党制度而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安排。我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包括争身份、争政策、争项目和争资金等“面向中央的竞争”；以及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财税补贴、完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和优化政府职能等“软环境”这些“面向社会的竞争”。地方政府竞争改善了经济发展的环境，缔造出具备强烈的学习和创新主动性以及能力的“官员群体”，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制度变迁尤其是制度创新的核心力量。恶性竞争、区域发展失衡和重复建设则是地方政府竞争引发的主要负面影响。加强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法治调控，关键是建设公开、博弈、法治的调控机制，并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制度化。

27

网约车背景下地方出租车市场法律监管的改革与完善（许明月 刘恒科）

【提要】《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废止与网络预约出租车的兴起，对出租车市场的法律监管提出了挑战，地方出租车市场法律监管的改革已势在必行。出租车市场是为消费者提供出行服务的市场，出租车市场的法律监管改革应当充分体现消费者的基本利益诉求。应以消费者利益保护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通过市场准入和运行环节的制度调适，建立以消费者利益维护为基本导向的、统一的地方出租车市场法律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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