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化的基本品质与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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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新文化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与资源，体现着亿万中国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价值选择和人生倾向，并且以其特定的演进轨迹和发展成果丰富了人类现代文明。精神文化类型无疑是中国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决定新文化品性和质地的本体要素；制度文化类型是与精神文化类型密切相连的新文化时期社会文明范式的集中体现，它是新文化精神和品质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
［关键词］中国新文化 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 历史形态 澳门共识
作者| 朱寿桐，澳门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P148-156）
中国新文化的品质
所谓中国新文化，是指中国近百年来形成的融入西方因素的文化潮流和文化成果。新文化以近代启蒙主义思潮为基础，与现代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密切相联系，经过不同时期的运作、发展与调整，反映着现代中国人与传统相异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及其支配下的生活习惯，生动地体现了从物质文明到价值观念、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明的世界化与现代性的文化轨迹。毫无疑问，中国新文化百年的历史总结，必须紧密结合着关于中国新文化性质的理解与阐发。并非在现当代历史时期出现和活跃的所有文化现象都属于新文化历史研究的范畴。新文化必须体现新的价值观，体现近代以来的西方化和世界化因素，体现现代性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与这个民族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新文化从这意义上说，也割不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事实上，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是新文化运作和运动的重要课题。但另一方面，鉴于新文化的发动是以否定传统文化为价值前提的，新文化的当然品质包含着相当浓厚的世界化、现代化的价值内涵，我们的新文化史研究应该立足于新质文化，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认同甚至全盘接受新文化倡导时期文化精英们的价值理念。这样的新文化品质认定，使得我们势必将传统文化史学所必然包含的某些文化类别，如民俗文化等，从新文化史学研究中抛撇开去。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是长期形成并且在一定时间内难以真正改变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方式，应该可以不算作新文化史研究的当然内容。
中国新文化历史及其学术结构
中国百年新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主题，这些时代主题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新文化的主旋律，也可以说是推动新文化不断发展的核心动力。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正式掀起的1915年，到北伐战争兴起之际，这是新文化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此阶段以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和现代化为基本指向，突出的主题便是陈独秀概括的“民主与科学”。
五四新文化思潮主要受西方文化思潮推涌而成，而成为中国新文化基本资源和推动力量的西方文化思潮，在价值构成和历史构成方面都呈现出较为杂多的态势。“民主”与“科学”仅仅是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代表性因素，偏重于解决现代思想启蒙中的价值观念问题。其他来自于西方思潮的一些价值命题也相当重要，如更为古老的“革命”、“自由”等，同样是新文化运动所乐意讨论和接受的关键词。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民主”与“科学”因其具有涵盖各种新潮观念的价值理性性质而成为超越性的时代主题；为其所涵盖的“革命”与“自由”则因为更多地体现为工具理性的品质，转而成为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时代文化主题。这个历史阶段的特征是新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相交合，新文化倡导的价值理性寻求通过具体的社会运作付诸实现，于是，“革命”既成为时代的文化符码，更成为时代的社会运作手段。“自由”既是个人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价值和一定范围内政治意志的体现。因而可以将1926年至1936年的新文化运作，以及这一时期的文化主题概括为“革命与自由”。从北伐战争到左翼运动，新文化的时代主题便是革命。这既是政治和战争意义上的革命，也是意识形态、文化艺术领域的革命。这场连续性革命的目标是争自由，其中包括工农群众的自由诉求，以及知识分子的自由。革命的倡导者祭起的法宝便是“争自由”，对于“革命”持质疑态度的“自由人”同样标榜自由。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自由的时代，特别是在文化上的展开，都充分显示出自由的力量。
五四新文化运动铸成了中国新文化百年发展的几乎所有主题。与新文化母题相关的所有时代主题都不过是不同历史时期新文化运作的时代任务的具体体现。
1950年以后，以大陆为主导空间的中国新文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受共产主义理想的引领、激励和阶级斗争主题的促动，“理想”与“斗争”，是这个时代文化运作的突出主题。新社会、新时代充满着理想的激情和对于未来的憧憬，这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热忱一度表现为政治体制建设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人民公社建设，以及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大跃进”，文化建设以及其他领域里的“浮夸风”、“共产风”也一度非常流行。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发展，同时也是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种实践。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主题这样的理论被总结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理想与斗争的联系就是本着这样的逻辑，主导这一时代的文化便是“革命理想”的激情以及“阶级斗争”的酷烈。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个理想与斗争的文化时代也才走向终结。不过这个时代所形成的左倾文化惯性并未立即停歇。
毫无疑问，1978年至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拨乱反正，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正本清源，改革被赋予时代伦理的正当性，开放成为锐不可当的时代潮流，其间经历的种种历史浪潮的回旋，终究不能阻遏历史最初向着四个现代化，后来向着小康社会不断努力的脚步。1992年以后，历史进入到类似于后现代文化发展的时期，多元价值观念的形成，伴随着多媒体时代来临，这个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时代文化以“多元和发展”为主题，持续地演绎着新文化的活力与精彩，当然也同时演绎着新文化的尴尬与无奈。各种各样的文化在继承新文化传统的意义上呈现出自身的多元与开放，不断地调整和制抑的呼声终究无法影响这种多元文化的发展。多元文化包含着许多劣质因素，但能够包容这样的多元就会有足够的定力克服这样的劣质因素。拥有这样的定力是我们这个时代新文化的风采与胸襟，拥有这样的胸襟意味着新文化历经百年的成熟。
中国新文化的运作以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正式起点，2015年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的各项活动便成为文化热点。自4月份开始，全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济南等重要城市都相继举行了各种规格、各种专题的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深入研讨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9月14日，由澳门大学中文系和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新文化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和文化界的普遍关注。中新社对外发了通稿，全球一百多家媒体予以报道。此会议之所以有如此反响，一是汇聚了两岸四地有代表性的文史专家和文化学者，而且是非常集中地从两岸四地的历史、现实出发进行研讨，从不同的社会、学术、文化背景对于影响了一百年的新文化进行了深入、理性的探究，这样的交流能够体现出对中华新文化或汉语新文化的较为真切、全面的认知与反思；二是改变了一般学术会议议而不决的状况，达成了对于新文化认知的某种共识，作为会议的重要成果，发表了《新文化的重释与新倡》，俗称“澳门共识”，对中华新文化作出重新阐释并提出了新的倡导性意见，其中的关键词是：理性民主，科学发展，文明进步，多元和谐。
有关中华新文化的“澳门共识”体现出一种敢于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文化精神。从历史维度而言，“澳门共识”当然是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精神，这是新文化的理性类型的表达。在这样的理念基调下，结合新文化百年来在不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总结、提炼、补缀而形成了现在的格局。从空间维度而言，“澳门共识”的现实文化基础，就是不同区域的中华文明在新文化语境下的发展态势所构成的趋势。不同的政治区块，经过新文化的淘洗、炼冶，都能够在理性民主，科学发展、文明进步、多元和谐的意义上趋于和洽，这是民族之幸，文化之幸。从现实层面而言，各地区的社会发展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也都面临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而恰巧“澳门共识”恰好都能对这些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有所回应。新文化发展拥有一个辉煌壮丽的开端，以《新青年》为核心叫喊出了时代的绝响。在它完成了百年历史的流转之后，应该具有本着时代立场发出的对于先贤哲言与功业的某种回声，尽管这回声可能非常微弱，但只要符合时代的理念，只要能得到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文化研究者的共鸣，就应该被理解为是新文化倡导之声在历史另一端的一种回声。历史也许会记录这样的回声，哪怕是作为对新文化倡导做出正面响应的一种努力与尝试，都应该成为文化史研究者所关注。毕竟，这样的回声具有这个时代跨越地域、跨越政治的代表性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海内外纪念新文化百年活动的一个绝响，因而其对于中国新文化发展史应具有一定的标记性。
一种文化主流并不能取代甚至有时都无法掩盖这一时段同时存在的文化支脉。有时候，处在文化支脉上的文化运作可能比文化主流更具活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克服僵硬的思维方法。新文化的宽容姿态和海纳百川的气概须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历练才能形成，而一旦形成往往就是其健康、成熟的标志。有关新文化的学术研究也需要带着这样的姿态与气概。
新文化运动对现当代中国的意义
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五四新文学，催生了中国百年前整个社会走向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并且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共产主义思潮的中国化。新文化的百年发展，使得中国社会从思想上、文化上、政治上和生活上走出了古老的中国传统，并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现代价值观的引领下，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建构了自己的新文化传统。蔡元培等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充分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当代中国的巨大意义。
全面总结新文化运动的成功经验，以便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新常态的情势下，尊崇新文化的伟大传统，分析和开发新文化的伟大传统，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识；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偏颇及其所遗留的问题，进行学理的解释和理性的检讨，使得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更加科学。特别是如何面对优良的文化传统，如何理解西方价值观念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实际的适应性，我们须有清醒的认知。
合理地开发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建构新的文化品牌。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现代、当代历史积累了优秀的文化资源，这种资源在不同时期的开发利用，体现着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重要规律。对这一规律的把握和描述，足以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出版品牌。科学地整合现当代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打造当代文化最优范本。
将中国现代的政法、思想、学术、教育、传播、文学艺术等等置于文化分析的学术框架之下，有助于认清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节奏与规律，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当代文化提供足资借鉴的学术成果。文化是人类文明与开化的所有痕迹的总和。文化的核心层次，是在思想学术文化艺术及其承载传播层面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的文明形态。中国新文化是在与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与挣脱中显现的历史形态，在思想学术的创造文化类，艺术文学的创作文化类，以及设计、传媒等创意文化类呈现出时代的风采。新文化的百年历程经过了“民主与科学”、“革命与自由”、“民族与民主”、“理想与斗争”、“改革与开放”、“多元和发展”等六大阶段的时代主题。
（插图来源：百度图片）